胡适 （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人物关系

父亲：胡传，字铁花，号钝夫，清朝贡生，曾任淞沪（今上海）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今台湾省台东县卑南乡）知州，后因乙未战争离开台湾，著有《台湾纪事两种》，1895年8月22日病殁于厦门。

母亲：冯顺弟，安徽省绩溪县人。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胡适出生时19岁。23岁丧偶，守寡23年。

妻子：江冬秀（1890年12月19日—1975年），安徽省旌德县人，由其母亲一手包办，1917年与胡适成婚。

长子：胡祖望（1919年—2005年），1919年3月16日出生。先后就读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后担任中国航空公司的工程师、中国台湾驻美国机构“经济参事”等。

女儿：胡素斐（1920年8月16日—1925年5月），早逝。

次子：胡思杜（1921年—1957年），1949年留在中国大陆，1954年被迫与胡适断绝父子关系，但仍被斗争，后于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自杀身亡，遗体未保存下来。胡适墓旁有其衣冠冢。

孙子：胡复，是胡祖望与曾淑昭之子，1955年出生，名字为胡适所取，意为恢复和振兴中国，1978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后任美国劳工部争议司司长。他目前是独身主义者，没有结婚。

人物生平

少年时期

胡适的父亲认为胡适从小天资聪颖，胡适年仅三岁就被送入学堂，其父亲离世前，留给妻子的遗嘱中就要求一定要让儿子读书上进。胡适不满八岁，就能自己念书，读习并记诵了《孝经》《四书》和《五经》中的四经，读遍了本村邻村的白话文小说。在接触《资治通鉴》时，他摆脱了因果绝对论，十一岁便成为了一位无神论者。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13岁的胡适在家庭的安排下与江冬秀订婚。后来，胡适跟随他的三哥来到上海，进入梅溪书院学习。当时由于他不懂上海话，刚来时被分到成绩最差的班级。在后来课堂上的一次对话表现，老师对胡适的文学能力感到非常惊讶，第二天就把他提升到了优等班。

此后胡适转到澄衷学堂继续学习。在他上海学习期间，开始逐渐接触到了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并受到梁启超和严复的思想影响。他还在《竞业旬报》发表了自己的小说《真如岛》。1910年，他留学于美国，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农科。1915年，他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学习，师从约翰·杜威。

新文化运动时期

1917年胡适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与编辑《新青年》杂志。同年，他通过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但并未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被尊称为“博士”（十年后才正式取得学位）。他以《新青年》为舆论阵地，以《文学改良刍议》为信号，以北京大学为思想场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明确提出了提倡白话文和打倒文言文的主张。从《文学改良刍议》到《白话文学史》，在这十年之间，他为中国的白话文学做了一番探源的工作；把白话文学的发展上溯到了汉朝，使二十世纪初年的白话文学运动有了一个历史的联系。

白话文运动受到了诸多质疑和反对，例如他在北大的同事黄侃（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的章士钊，但胡适始终坚持他的主张。他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书写，白话文运动是中国文学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7月份胡适发表的《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思想界有关“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此后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也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

1918年，胡适等人另创《每周评论》，抨击黑暗，鼓吹新思潮。次年，“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爆发，胡适作为最重要的倡导者之一，始终以较为温和的态度坚持革命统一战线。

中年时期

1922年，胡适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教务长兼文理学院代理院长，并创办《努力周报》。在任职期间，胡适和他的导师郭秉文在美国成立了华美社会促进会。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急待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援助。蒋介石任命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大使，游说于英美等国，以寻求支持。成为驻美大使后，胡适在美进行了400多场演讲，演讲题目大致有《中国能战吗》《中国能赢吗》《中国处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远东冲突后面的问题》等，他在美国各界大声呼吁，南京如果失守，中国将继续抗战，胡适的中国持久抗战论，在美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加上日本的侵略对美国的利益也是有损害的，故当时价值大概五千万美金的“桐油借款”得以顺利通过。

1946年，胡适回国。在国民大会上，胡适作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接受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国民大会因此在三读中正式通过了宪法草案，会议也于同日闭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在1947年南京成立时，胡适当选了执行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胡适远赴美国，从事《水经注》的考证工作。1952年，胡适回台湾讲学，行程结束后再度赴美。1954年，中国大陆以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导火索，在中国文坛掀起了一场批判胡适的运动。

1956年是蒋介石70寿辰，而胡适在《自由中国》期刊上发表了祝寿文章，委婉批评了蒋介石大权独揽，明确反对蒋介石连任第三届“总统”等触及国民党底线的言论，对此，蒋介石十分恼火，但碍于形象，蒋介石不便公开发作，于是在内部下发了《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点名批判胡适，于是造成了台湾著名的围剿《自由中国》事件。而由于当时胡适在岛内外有广泛影响，且对国民党还有利用价值，因此蒋介石对胡适的围剿只限于国民党内部，还留有余地，1957年9月26日，胡适以“中华民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前往美国，并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同年11月，蒋介石任命他为“中央研究院”院长。

晚年飘零

1958年，胡适回到台湾，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便立刻提出了争取学术独立的主张，以充实大学的研究所，挽救人才危机。胡适为了奠定科学的基础，改善教授、科学家的生活待遇，又拟定《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向台湾当局申请拨款。此时中国大陆正进行着大规模清算胡适思想的运动，胡适也因此发表了申明。1959年，金门建工单位在老金城东部意外发现鲁王墓“皇明监国鲁王圹志”八字及全文石碑后，胡适全身心投入其研究。

1960年，《自由中国》杂志负责人雷震与台湾和香港的无党派人士联合签名，反对蒋介石违反《中华民国宪法》，第三次担任总统，而胡适就是签名者之一。9月，雷震因“共产党间谍案”被捕，胡适通过报纸公开声援雷震，参与了营救雷震的工作，但没有成功。胡适也因此留下了3000多字的日记来解释事件始末。雷震被捕入狱，新党建立无望，加之胡适的经济状况不佳，这一系列事件让胡适难以接受，但他只能谈“容忍比自由重要”。1961年，胡适心脏病发作，出院过后，胡适因发表演讲歌颂西方，贬低中国古老文明，再次受到“围剿”，胡适因此心脏病复发，再次住院。养病中的胡适十分愤懑与烦忧，却无可奈何，只能任由事态发展。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市参与“中央研究院”第五届院士欢迎酒会时，在会议中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71岁。

人物成就

学术成就

整理国故

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对中国文学传统进行重估，吸收精华，弃其糟粕。对中国文学传统重估时，胡适借鉴西方学术文化思想在文学的历史观念方面获得的科学的自觉性，为新文学运动提供了理论的支持。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以科学精神破除经学传统（注疏形式），即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改为以自己的话作为正文。开创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传统文化研究的崭新局面。

《说儒》

就孔子和儒家的研究而言，胡适在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中，首次采用西方现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先秦哲学，将孔子和儒家置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打破了儒家的“排他”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开创性影响。胡适对儒学作出了自己独到的历史意义的判断，首先肯定了儒学中的积极价值。

但是作为一位新文化的思想家，胡适对儒学又作出了近乎否定的价值判断，发出了激进的批孔呐喊。胡适对儒学的批判更多集中在政统和道统的儒学，而对学统的儒学却保留了最大的宽容。所以综合以上，胡适在周密考证的基础上，大胆地对孔子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提出新颖的见解。胡适之所以对儒学采取辩证看法，是因为胡适的思想始终与其早年打下的深厚儒学功底分不开，故无论是在思想根源上，还是在情感上来说，胡适与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始末相连的，这还与他幼年时期受徽州文化以及汉学的影响有一定的关联。

哲学史

胡适是中国现代学术研究人员中较早引入西方方法来研究中国学术的。他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在胡适本人的哲学体系中，他继承并且肯定了杜威对于欧洲传统哲学的批判，重点关注哲学的方法论层面。他以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家史》为基础，编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论述到先秦时期的哲学思想。

胡适倡导健全个人主义人生观，竭力主张解放个性。他的文化哲学思想在当时无疑对新文化运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是胡适的白话文运动更是推动了文化的传播；与此同时，胡适文化哲学思想还对如何科学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得在困惑中的探寻者们有了更多的思考角度。他哲学思想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理论资源，巩固了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研究的理论基础，对中国文化现代转型提供了有益思考。

白话文学史和红楼梦研究

胡适从事“白话文学史”的研究和章回小说的考证，写有《白话文学史》（上）和关于《红楼梦》等小说的考证论著、都是力图做对传统文学现代化阐释的基础性工作。

胡适开一代学风，在文、史、哲等多方面都有一定的成就。胡适的古典文学研究范围相当宽广，有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民间歌谣、乱弹皮黄等等，但他始终以推崇民间的白话文学为研究主线。

在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海上花》等十二部小说中的研究卓然有成，写了60万字，出版了《中国章回小说考证》。胡适最早研究的小说是《水浒传》。他用历史家的眼光、考据的方法，从过去的文献中搜罗了比较丰富的材料，描述了《水浒传》从历史史实演变为英雄传奇小说的演变轨迹。胡适对《红楼梦》的研究是古典文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在中国文坛上具有重要地位，因而胡适也被认为是新红学的创始人。

在各种文学发展中，胡适认为干预生活、反映事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主要体现在民间文学和进步作家的创作之中。胡适认为它的最明显标志就是揭示“贫富很不平均的社会”，抨击“很黑暗很腐败的王朝的政治”。

《水经注》的研究

胡适廓清了近二百年的郦学疑惑，整理了当时现存的全部郦学档案，把郦学推向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传播的郦学知识（主要在版本研究上），至今位列在前。胡适研究《水经注》的直接切入点是《水经注》的研究史，即所谓郦学史上轰动了一百多年的“戴赵《水经注》案”和《水经注》的版本问题与历代重要郦学家的成绩与贡献。

胡适视清代考据学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而戴震则是这一“文艺复兴”运动的主帅和旗帜，胡适考虑到他半生事业的评价问题，甚至是中国思想史的方向，运用他一生所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精神，用了近20年时间致力于“《水经注》案”的研究，成果包括论文、序跋百余篇和函札数十封，占其身后印行的《胡适手稿》60%的篇幅，只为证明戴震并未抄袭赵一清的《水经注》。

禅宗研究

作为“五四”思想家的重要代表人物，胡适对宗教与中国人的信仰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思考。

从1925年写作《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开始，直到去世前的1961年，胡适对禅宗史研究的关注几乎持续和贯彻了胡适的一生。胡适以一个历史学家的严谨态度去考证当时保存的禅宗史史料时，他发现大部分史料都已经过后来禅宗信徒的窜改，根本无法呈现早期禅宗史的真实面貌，这使得他决心发掘禅宗史的原始史料。1926年，胡适在伦敦和巴黎看敦煌文献时发现了有关唐代禅僧神会的新资料，这一发现改写了整个禅宗史。胡适提出禅宗的主要经典之一《坛经》是神会所作，将其师父慧能排除在外。并改正指出，神会才是中国禅宗史上最重要的人物。神会的出现，是中国佛教史、印度佛教中国化的一个关键。

胡适将禅宗史研究的重点从“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承问题转移到禅宗革命者本身的问题上，这影响了中国近代著名佛教思想家印顺法师的《中国禅宗史》的编纂。胡适的禅宗史研究在20世纪学术界有着重要影响，他对早期禅宗史料的发现整理，对当代禅史研究的方向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在1974年，日本学者柳田圣山收集了胡适的讲稿、手稿和信件，并将其编入《胡适禅学案》，这一资料在研究禅宗学界具有一定的地位。

文学成就

领导新文化运动

胡适是文学革命的首倡者和中心人物。胡适的理论建树最突出，影响最大的是“白话文学”论和“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这两者相辅相成，筑起胡适的文学思想的基本架构，同时也是文学革命指导思想。胡适坚信文学革命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趋势，白话文必定取替文言文的地位，并将其理论化，形成可以被接受的概念而加以推广。

文学革命能够短时期内取得重大突破，原因之一是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由文学改革的范围向整个社会全方位推进。他将白话文运动的提倡视为文学革命最迫切最实际的举措，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提出文学改良的关键在于从语言形式即“工具”的角度肯定白话文学。胡适并不限于文学本身的考虑，而是主张造就言文一致的统一的“国语”，取替往昔言文脱节的状况，以此作为实现思想启蒙和建立统一的现代民主国家的必要条件。这一主张在当时具有特殊的策略意义，在言文合一的口号下白话被称作国语，“文学革命与国语统一遂呈双潮合一之观”，从根本上扭转了文言为雅、白话为俗和诗文体尊、小说戏曲体卑的传统文学观念。同时，正是这种蜕变与转型，为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人的现代化，构建了一个与古代和古典不同的民族共同语，以及进入20世纪后的中国人阅读交流与表达思想情感的新的书面语系统。

在新文学的思想内容与方法上，胡适重视宣扬个性主义，主张采用写实主义。他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提出，要以西方的“少年血性汤”即充分发展的个性主义，来挽救落后的中国文学的命运，挽救缺少活力的中国社会；同时，提出要以写实的方法“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这些主张引发了“五四”后一、二年间的“问题小说"与“社会问题剧”的创作热潮。

新诗创作

胡适在《论新诗》等著述中提出过“诗体解放”说，认为新诗要摆脱旧诗词曲的束缚，不但要用白话，还应不拘格律，向自由诗发展。他还有意输入与借鉴西洋诗体，以蜕变出中国特点的新诗体，包括用语体散文来写的完全“解放”的体式。胡适的“诗体解放”说虽然有忽视诗歌语言艺术规律的倾向，但却鼓励了新诗人大胆尝试，在新诗初创期产生了广泛影响。这实际上是对发展得过分成熟、人们业已习惯、但已脱离了现代中国人的思维、语言的中国传统诗歌语言与形式的一次有组织的变革，从而为新的诗歌语言与形式的创造开辟道路。这一主张的提出，使得中国诗歌的发展超出“诗界革命"的极限，促进了现代白话诗的产生与发展。

胡适在中国首先创作自由体新诗，其《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新诗的第一部诗集，影响巨大。《尝试集》以新的本文结构原则、新的表意方式构成了一个新的艺术传统。其具备了现代汉语抒情诗本文结构的雏形，是连接新旧两个艺术时代的“桥梁”。胡适在其中充分展示自己创造现代白话诗的“尝试”，展现出汉语抒情诗的本文结构是如何从古典形态过渡到现代形态的。

教育成就

胡适曾在高校任教，他的一些著名学生包括牟宗三、罗尔纲、顾颉刚、俞平伯、傅斯年等。此外，胡适还帮助同侪，提携学生。作为近代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他一生著述浩激，所写的论文、札记和演讲涉猎广泛。而胡适的公民教育思想也为当代公民的思想和行为、为我国公民教育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指引和导向。有利于促进胡适思想体系的构建和完善，进一步丰富我国公民教育的理论宝库。胡适提升了文学教育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中的地位，准确定位了文学教育的目标，对于文学教育的途径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人物思想

十六字主张

胡适概括出新文化运动的“十六字方针”：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是胡适一生思想和事业的主题。胡适认为，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是新思潮的“手段”，主要针对现实人生社会的切要问题，并输入西洋学理以为研究问题的参考材料；而整理国故是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再造文明是新思潮的“目的”。

胡适在“五四”时期的文化学术活动，都是在提倡“整理国故”的口号下进行的。胡适解释“国故”就是“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是过去时代的人们用文字作成的文化和历史。即一切古书典籍，皆是国故。“整理国故”就是用资产阶级实验主义的观点、方法来重新评定它们的价值。

怀疑精神

胡适主张怀疑精神，他在“五四”时期倡导的疑古论便是怀疑精神的体现。他的怀疑思想，来源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和西方实证主义及科学研究态度，是建立在历史进化理论基础上的。

他认为科学的精髓是科学方法，科学方法的精义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谈“大胆假设”的时候，偏重于提倡怀疑精神，认为怀疑精神是科学的精髓。

实验主义

胡适信奉实验主义。他指出，一切学说的具体内容都包含了作者本人的背景、时势乃至个性，因而不能具有永久的、普遍的有效性，只有方法，尤其是经过长期应用而获得证验的科学方法才具有客观的独立性。胡适把一切学说都当作“假设”“参考印证的材料”和思想的“工具”，旨在希望学者抛弃主义，注意眼前实际问题的解决。

他坚称这得益于杜威的影响，他从不讳言自己与“实验主义”的密切关系，他强调哲学与逻辑的相互依存也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他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这一观点进行。

自由主义

胡适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主张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批评自由，并身体力行。他在《新青年》发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就曾极力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而要发展个人的天性，“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个性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要解放人，就须争得社会自由。他进一步延伸认为，要想救国必先救自己，要想争国家的自由和权利，就要先争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胡适被誉为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为了达到学术独立以及基于对现实政治语境的考量，胡适等人在主办《新青年》杂志过程中提出了“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过，在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还是常涉政治，曾多次提出以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个人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代名词，将其概括为“自由、民主、宽容、和平的渐进式改革”。

批判独裁

胡适对于专制政治的各种制度极不赞同。提出如果我们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近代国家，我们就应当重视民主宪政，提倡自由民主。1932年，胡适在《独立评论》第1期创刊号就刊登了《宪政问题》一文，指出“训政”多延一日只是为当国的政党多造一日的罪孽。在这场“民主与独裁”的争论中，胡适以《独立评论》和天津的《大公报》为主要舆论阵地，以及凭借着在教育界、舆论界的声望，成为了这场争论中民主派的标志性人物。

人物作品

主要作品

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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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辑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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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

书法作品赏析

胡适所经历的时代，碑帖兼容已是书学强音。因此，他的书法虽渊自帖学，但亦广涉碑法，这种碑帖含容的格局与时势是统一的。加之他的学养之厚，他的书法在儒雅、敦厚、开张的背后，有放达之致，这种放达是学养宽博所致。除行草书外，他亦能作隶书，取法《曹全碑》和《张迁碑》，温婉秀美，古拙浑朴，深得汉碑真髓。胡适的字如其人，清痕削瘦，而且相当工整，从来不肯作行草，一横一捺都拖得很细很长，如同伸展身体。

衍生作品

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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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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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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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作品

荣誉奖项

胡适拥有36个博士学位，包括一个正式的博士学位和35个名誉博士学位。

博士学位列表：

其他：

1914年5月胡适的作品《论英诗人卜郎宁吟之乐观主义》获得卜郎宁奖

1939年和1957年胡适曾于分别被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和国际笔会香港中国笔会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轶事典故

交游

胡适一生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总是竭尽全力、不遗余力地扶持、鼓励提携新人，助其成功。

季羡林未与胡适相识时便对胡适推崇有加。相识后，胡适多次提携季羡林，两人常有往来。在新中国成立时，胡适选择去往台湾。原本对胡适尊敬有加的季羡林认为胡适应当明正典刑。但在1950年批判胡适的运动中，季羡林保持了沉默；改革开放后，他写下《为胡适说几句话》，为胡适辩诬；到了新世纪，季羡林更是多次提及胡适对他的帮助。

朱光潜同胡适的往来与季羡林类似，胡适也是不余遗力地提携朱光潜。留在中国大陆的朱光潜受局势所迫，与胡适划清界限，多次批判胡适。胡适明白朱光潜的无奈，始终表示充分理解。晚年朱光潜在谈到胡适时，他感触最深的便是胡适的提携之恩。

由“农”转“文”

胡适初到美国留学时，最先是进入纽约州康奈尔大学的农学院。但在上课时却被苹果分类问题难倒，这让胡适重新审视自己的兴趣。他自知不适合农学，1912年，胡适从农学院转到文理学院。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唯心主义哲学家杜威。因为果断地弃农学文，中国历史上多了一位优秀的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

交往鲁迅

胡适与鲁迅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还是颇具影响的学术大师，尤其在中国小说史和文学史方面。他们在共同的学术领域内，切磋辩难、互通信息。据《鲁迅日记》记载，1921年至1924年，胡适致鲁迅信12封，鲁迅致胡适信14封。胡适特别推崇鲁迅在白话文学上的成绩，早在1922年，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便说，中国短篇小说创作，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人物。临近晚年，两人却因为思想不同而关系恶化。后来，鲁迅对胡适多有批评，胡适采取的则是“老僧不见不闻”的策略，不置一词，不予反驳。

三味“药方”

1960年，胡适受邀到台湾的台南成功大学进行演讲。为了让大学生们能更加透彻地理解自己所要演讲的内容，胡适特地为大学生们开出了三味“药方”。首先，胡适开出的第一味药方为“问题丹”。他希望即将踏入社会的大学生们学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断成长和进步。接着，胡适又开出第二味药方“兴趣散”。他认为大一新生需要培养一点除专业知识以外的兴趣爱好，开拓自己的眼界。最后，胡适又给全体大学生开了第三味药方“信心汤”。他道：“年轻人始终要保持坚定的信心和坚忍不拔的意志”。

人物评价

正面评价

鲁迅说过，《新青年》时期，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我佩服陈胡。

梁实秋：胡先生，和其他的伟大人物一样，平易近人。“温而厉”是最好的形容。我从未见过他大发雷霆或盛气凌人。他对待年轻、属下、仆人，永远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

《人民日报》：他是20世纪中国最具国际声誉的学者、思想家和教育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中心人物。

负面评价

鲁迅：“古代的儒教军师，总说“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诚服也”。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

章太炎：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

学者徐复观：胡适以一切下流的辞句，来诬蔑中国文化，诬蔑东方文化，我应当向中国人、东方人宣布出来，胡博士之担任“中研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

综合评价

季羡林：最使我感动的却是他毕生奖掖后进。“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他正是这样一个人。

黄克武：胡适是一个妥协的自由主义者，而不是与权力、政府对着干。他不是去当自由主义的烈士，他要渐进地改革，慢慢地调整。

人物争议

新中国成立前

1919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为第一阶段。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及其后的共产党理论家就开始对胡适思想进行了批判。这一时期，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具有明显的二重性，即在对胡适思想进行批判的同时，大都能客观地肯定其思想中的有益因素和积极方面。

新中国成立后

新中国成立以后胡适形象的演变是以“胡适思想批判”为开端。多个高校先后举行了胡适罪行控诉大会，“以清算胡适在文化思想各个领域的影响”。诸如沈尹默、顾颉刚、罗常培、向达等一些昔日与胡适有着亲密关系的朋友，也或主动、或被动地在报纸上公开表态，联系具体实际进行自我批评的同时，进一步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胡适。

1954年以“《红楼梦》事件”为导火索，进而引发的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彻底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各个领域的知名教授，诸如冯友兰、贺麟、周一良、侯外庐、陆侃如、钟敬文等几乎全部参与到“批胡”之中，这段时间公开出版、发表的批胡文章更是不计其数。胡适被从哲学、史学、文学、考据学等各个领域全面而粗暴地否定。

自“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以来，胡适就定性分析为“与封建主义沆瀣一气的反动文人”等，使其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受人冷落的文化人物。

改革开放后

改革开放后，胡适被置于正常学术批评范畴，形象得以转变。54对胡适这一在诸多领域影响深广的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估，逐渐在教育、学术、文化传播等各个方面开展起来。55对胡适在五四运动中的评价也一反80年代之前毁多誉少的定评，越来越趋向于对胡适正面形象的肯定。57

后世纪念

墓地

胡适墓地位于台湾省台北市南港区，面积达两公顷。由台北南港当地士绅李福人捐献修筑，家人按照胡适遗愿将其火化埋葬在这里。

胡适墓志铭由胡适学生、思想启蒙先驱者毛子水撰写，其内容为：“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1891年，卒于1962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绩溪胡适故居

绩溪故居位于安徽省绩溪县上庄镇，为两进三间砖木结构楼房，占地面积1100多平方米。遗址建在一座平台上，三面依水，一面陆地有防兽沟。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是典型的晚清徽派建筑。故居于1987年对外开放，1998年被列为安徽省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胡适故居分为四个展厅。一厅为靠院落大门（东边），原是胡适大哥的房产。1997年根据国家文物局要求，县出面征购，经整修后展出“故居概述”和“胡适父母生平”及“胡适九年家乡教育”有关照片、图案等。故居二厅，为胡适父亲胡铁花所建故居为两进二楼通转式结构，是晚清徽派建筑的典型，历史、艺术价值并存，特别是“兰花板”依存更体现它的价值。占地270平方米。园内公厕乃仿古建筑，堪称为天下第一厕。

胡适公园

胡适公园占地2.1公顷，是南岗山系延伸出来的一座小山，与“中研院”的第一代大门仅一路之隔。如除了胡适之外，还有董作宾都埋葬在公园里，被称为“学者的墓地”。

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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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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