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 （中国当代作家、戏剧家）

个人生平

高邮时期

1920年3月5日，汪曾祺生于江苏高邮。因正值农历元宵节，多次表示“生日总被人记住”。三年后，生母杨氏因肺病去世。5岁的汪曾祺入县立五小幼稚园，很受能歌善舞的王文英老师偏爱。同年父亲汪菊生续娶张氏，对汪曾祺视如己出。二年后秋天，汪曾祺入高邮县立第五小学读。国文课的教育对其的想象力、文学表达以及美术等起到了很好的启蒙作用。这时期对汪曾祺影响较大的是国文老师高北溟先生，小说《徙》的主人公即以其为原型。

1931年夏秋，高邮洪灾，父亲汪菊生积极参与赈灾。小说《钓鱼的医生》中的医生王淡人，就以父亲为原型，不同的是把急公好义、划船赈灾的形象改为划船为人治病的情节，同时对汪曾祺性格温存善良影响颇深。小学毕业的暑假，汪曾祺跟名儒韦子廉学习桐城派文章和书法，晚年曾表示“我至今作文写字，实得力于先生之指授。”升入初中的汪曾祺受归有光对于尊重妇女儿童的理念的感染，形成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

15岁的汪曾祺考入江苏名校南菁中学。军训期间，结识巫宁坤、赵全章。结束后，被吸收加入国民党“复兴社”，参加过一些活动。这成为后期困扰汪曾祺的一个历史问题。本年，继母张氏因肺疾离世。1937年暑假，日军攻陷江阴，汪曾祺和全家去往庵赵庄避难，其携带了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和《沈从文小说选》，就是这两本书形成了他对文学、对小说的概念。还对他报考西南联大中文系有很大关系。转年，在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盐城临时中学等校辗转借读。

昆明时期

1939年，历时半个多月，汪曾祺到达云南昆明报考西南联大，被中国文学系录取。由朱自清、杨振声、罗常培等共同编选的《大一国文》课本，是汪曾祺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因收录较多北京作家文章，被称为“京派国文”，后来还有人还把汪曾祺风格归类到“京派”中。转年，在《中央日报》刊发小说《钓》，是汪曾祺最早发表的文学作品。老师沈从文对汪曾祺影响很大，他曾在《我的老师沈从文》写道：“我在西南联大几年，所得到的一点‘学问’，大部分是从沈先生的书里取来的。”1941年，参加冬青社和文聚社。12月，散文《私生活》在成都《国民公报》发表，是目前所见汪曾祺最早发表的散文作品。

1942年，汪曾祺与同学成立“山海云剧社”，主管化妆。9月，其根据一位同学的一句新诗“愿殿堂毁塌于建成之先”填了一首词上交，得到了老师王力“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须论。”的评语。还根据“车轮生四角”古诗写就作业《方车论》，从诗句的奇特想象阐发依依惜别之情的独特表达，老师杨振声十分欣赏，并在期末宣布他是唯一免考的学生。

来年，因“体育”和“大二英文”成绩不合格，汪曾祺未能在如期毕业，滞留于西南联大补修课程。10月末，汪曾祺与龙云等筹办中国建设中学并在此工作直至西南联大结束。11月，西南联大教授委员会决定，四年级男生一律征调为译员，不服征调两年兵役者，不发毕业文凭，汪曾祺对此消极应对。本年，卞之琳所译的福尔《亨利第三》与里尔克的《旗手》以《亨利第三与旗手（叙事散文诗两篇）》为名，由昆明文聚社重新出版。这两个作品对汪曾祺的写作有极大影响。

1944年，因战争吃紧，家中汇款未能及时寄到，汪曾祺生活十分困窘、落魄。在《觅我游踪五十年》中写道：“白天，无所事事，看书，或者搬一个小板凳，坐在廊檐下胡思乱想”，“晚上，写作，记录一些印象、感觉、思绪，片片断断，近似A.纪德的《地粮》。”替杨毓珉写就期末读书报告《黑罂粟花——李贺歌诗编读后》，受到闻一多赞赏，对杨毓珉说：“你的报告写得很好，比汪曾祺写的还好！”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合大学宣告结束。汪曾祺最终肄业。8月抵达上海。

上海时期

抵沪后因工作生活无着，曾想过要自杀。沈从文写信把他“大骂了一通”，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在李健吾介绍下到私立上海致远中学教书，承担国文、外国历史等课程。联大时候的情侣施松卿回到福建后，在英华中学谋得教职。与穆旦、刘北汜、黄永玉成为好友，和定居上海的巴金交往频繁。来年5月，作文艺论文《短篇小说的本质——在解鞋带和刷牙的时候之四》，这篇论文是早期汪曾祺小说思想的集中展现。汪曾祺托沈从文、杨振声给施松卿谋得北京大学西语系助教工作。施松卿北上就职途径上海时与汪曾祺订婚。汪曾祺与黄裳、黄永玉因才华相互吸引成为知交，经常在一起吃喝、聊天、逛旧书店，被称沪上“三剑客”。“九叶派”诗人唐湜完成《虔诚的纳蕤思——谈汪曾祺的小说》，是最早的关于汪曾祺作品的专论。

前北京时期

1948年3月，寄住北京大学沙滩红楼，处于失业状态，多靠施松卿接济。结识废名。后经沈从文帮助，进入位于午门的历史博物馆充任办事员，保管仓库、为藏品写说明卡片。11月7日，参加在北京大学“方向社”第一次座谈会，对沈从文把“文以载道”问题比作驾车者需要接受红绿灯制约的看法提出了不同意见。1949年春，汪曾祺和施松卿结婚。3月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下个月，短篇小说集《邂逅集》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系巴金主编“文学丛刊”之一。5月，汪曾祺随解放军进入武汉，任汉口二女中副教导主任。但因“南菁中学复兴社”的历史，受到审查。1950年夏，汪曾祺回到北京，《说说唱唱》编辑部主任。9月，兼任《北京文艺》编辑部总集稿人。10月7日，对陷入人事纠纷的巴金去信予以宽慰。从弃稿发现小说《活人塘》，提交主编后在《说说唱唱》上发表，成为作者陈登科的成名作。12月，汪曾祺为黄永玉画展撰《寄到永玉的展览会上》，是其解放后最早发表的作品。

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重要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发表，批判《武训传》的运动开始。汪曾祺也写了《武训的错误》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此期间，汪曾祺与沈从文、老舍、林斤澜及友梅交往频繁。其中老舍待人接物的君子古风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也影响了他自己的处事风格。11月，《北京文艺》并入《说说唱唱》。同月，汪曾祺参加中央土改工作团中南区第二十二团，赴江西进贤参加土改，被分配到夏家庄王家梁（村）。来年4月回京。8月，施松卿调入新华社。

三年后，正值吴敬梓逝世二百周年，汪曾祺创作第一部戏剧作品：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剧本得到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的肯定，并介绍给京剧名家奚啸伯排演，1956年获得北京市戏曲调演京剧一等奖。《范进中举》随着奚啸伯各处演出，逐渐成为奚派艺术的代表性剧目。

转年，汪曾祺调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办的《民间文学》任编委。7月，汪曾祺在肃反审干运动中，对“复兴社”问题作出“一般历史问题”的结论。9月，汪曾祺经手编辑发表方之的成名作《在泉边》。

1957年，在“大鸣大放”运动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有关人士动员汪曾祺写了一篇短文《惶惑》发在单位的黑板报上。文章涉及人事工作，后来成为他的“右派”罪证之一。在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整风会议上，汪曾祺呼吁重新研究、正确对待沈从文，后来也成为他的“右派”罪证之一。6月，汪曾祺因为不当言论而遭到“右派”批判，但基本是当作思想问题批判的，只是在小范围内开过几次调子平和的会，批判结束后仍旧主持编辑部工作。1958年夏，汪曾祺遭到大字报揭发批判。在批判会上，他的《仇恨·轻蔑·自豪》《早春》《惶惑》都成为矛头所向。最后被定为“一般右派”，撤销职务，下放农村张家口劳动。8月，曾多次发表汪曾祺诗作的《诗刊》以综述读者来信的方式对汪曾祺的《早春》一诗加以批评，编者说“这首充满阴暗情绪的诗，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感”。

张家口时期

1958年底，汪曾祺被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从事起猪圈、刨冻粪的劳动。来年秋，父亲汪菊生去世，家境贫困难熬。在从事大部分劳动后，汪曾祺固定在果园上班。年底，经工人组长和部分干部鉴定：老汪劳动好，“人性”不错，可以摘掉右派帽子。但考虑到下放时间太短，需再等一年。1960年8月，汪曾祺被摘掉右派帽子，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并无接收之意，只好暂留所里协助工作。下旬，赴河北沽源绘制《中国马铃薯图谱》。沈从文在信中，对汪曾祺进行了鼓励。转年11月，汪曾祺写成短篇小说《羊舍一夕》。《人民文学》1962年第6期以显著位置发表这篇小说。这是汪曾祺解放后的第一次小说试笔。1962年10月沈从文给程应镠的信中称赞这篇小说，说：“大家都承认‘好’。值得看看。”萧也牧的评价是：“这才是小说！”年底，汪曾祺回到北京，在北京京剧团担任编剧。

后北京时期

1962年伊始，汪曾祺多方参考，开始创作京剧《王昭君》。5月完稿，由京剧名家李世济演出。来年，出版短篇小说集《羊舍的夜晚》，是汪曾祺解放后第一本作品集。10月下旬，江青指令北京京剧团改编现代沪剧《芦荡火种》为现代京剧。1964年3月，首演获得成功。随后，此剧成为各大报纸媒体、各种盛大场合的必演曲目。经毛主席建议，剧名改为《沙家浜》。1965年，《沙家浜》被定为革命样板戏，连续出演三十场，观众八万余人次。其间，《解放日报》、《文汇报》连续发表评论文章多篇，予以高度评价。后又编制剧本《山城旭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汪曾祺就作为北京京剧院里的“黑鬼”“小邓拓”“黑爪牙”，以“老右派，新表演”为基调被批判。罪状有二，一是在《小翠》中说狐狸是大尾巴猫，被指恶毒攻击伟大领袖；二是剧本《雪花飘》中“同在天安门下住，不是亲来也是亲”，被攻击为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随后他与马连良、赵燕侠等“反动权威”、“戏霸”一起，在京剧团内批斗、罚跪、游街，定期向“造反派”递交交待材料。1967年4月27日，汪曾祺被宣布解放。随后，奉命与他人将《敌后武工队》改编为京剧。半年后，改为《平原作战》，在中国京剧院演出。三年后的5月21日，拥护毛泽东“五二〇”声明（支援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抗美救国）的百万群众大会在天安门举行，汪曾祺作为嘉宾登上天安门。1972年7月，汪曾祺参与的京剧《杜鹃山》剧本创作完成，公演后受到好评并赴国内外演出。二年后，汪曾祺担任北京京剧团革命委员会成员。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采取隔离审查措施。汪曾祺兴奋地参加了庆祝游行。工作组进驻北京京剧团后，汪曾祺向其提出了工作建议。有人贴大字报指“被江青重用过的人在干扰运动大方向”，汪曾祺再一次接受审查。三年后3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复查小组为汪曾祺写了右派改正结论。11月，发表复出后第一篇小说作品《骑兵列传》。

1980年7月，汪曾祺参加戏曲剧目工作座谈会，发言中坦诚京剧存在着危机。主张“京剧要向地方戏学习，要接受外国的影响，让京剧院团把门窗都打开，接受一点新鲜空气，借以恢复自己的活力”，引起了较大争议。8月，写作最重要小说代表作《受戒》，包涵“内在的欢乐”，获《北京文学》1980年优秀短篇小说奖。转年，他发表小说《异秉》，高晓声评价“这篇小说，对于扩展我们的视野，开拓我们的思路，了解文学的传统，都是有意义的。”转年2月，汪曾祺作小说《大淖记事》并认为《大淖记事》与《受戒》一样，所包涵的感情是“内在的欢乐”；5月，在北京戏剧报发表戏剧理论文章《京剧格律的解放》；10月，回到故乡高邮，受到了当地的热情接待，并留下诸多作品，还以修鞋匠高天威为原型作小说《皮凤三楦房子》。

1982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了作家座谈会，汪曾祺作了发言，主要谈了“要有一个清楚、明确的世界观”和“要对读者负责”的观点。这年，他赴四川、新疆以及湖南进行文学考察并创作文学作品，有《成都小吃》《天山行色》《桃花源记》等，还在当地进行了文学交流讲座。年底作七律《犹及回乡听楚声》贺沈从文八十大寿。转年，又赴德州、张家口、徐州进行文学交流讲座，作《人间幻境花果山》散文与诗歌两体。8月，作小说《故里三陈》。

1983年8月，汪曾祺参与北京京剧院国庆三十五周年献礼节目，其中参与创作现代戏《红岩》和传统戏《钟馗嫁妹》。来年1月，在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协理事。10月，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香港访问，结识了香港作家、编辑辜健（古剑），后成多年好友。1986年1月，作散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11月，在上海参加“中国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其间与欧洲汉学家易德波、秦碧达等人交流。12月，《北京文学》将封二交给汪曾祺开设短散文专栏“草木闲篇”，首撰《张大千和毕加索》《八仙》《栈》三篇。

1987年汪曾祺应美国作家夫妇安格尔和聂华苓之邀，到美国爱荷华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他发现中西两种文化和制度下形成的不同的工作生活状态。在美国期间，汪曾祺到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等学校进行演讲，内容涉及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以及“留白”在艺术中的作用等等，取得了较好的反响。他还写了四篇总题为《聊斋新义》的小说。回国之前感受到“硬壳裂开了，变得感情奔放，并且好像也聪明一点了。”

1988年，闻沈从文离世消息，作《淡泊的消逝——悼吾师沈从文先生》《一个爱国的作家》《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怀念沈从文老师》《严子陵钓台》，并在接受采访时称沈先生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是我见到的作家中最甘于淡泊的，这不仅是人的一种品格，也是人的一种境界”。9月，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与鲁迅文学院联合举办的“文艺学·文学创作”研究生班预备班开学，汪曾祺任授课专家。转年1月，《北京文学》与台湾《联合文学》共同行动，刊发汪曾祺专号。本年，法文版短篇小说集《受戒》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列为该社“熊猫丛书”之一种。

1990年作散文《马·谭·张·裘·赵——漫谈他们的演唱艺术》《初访福建》《多年父子成兄弟》等，英文版短篇小说集《晚饭后的故事》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列为该社“熊猫丛书”之一。来年，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卷第二章“出入战区的流亡作家”中，在“其他大后方作家”篇章中，论述了汪曾祺，指出：“汪曾祺代表京派在光复后的旧梦重续”“他属于京派的后劲”。1994年5月，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拍摄汪曾祺专题。11月，中国作协、中华文学基金会主办的“中国作家十人书画展”在中国美术馆西南厅开幕，展出汪曾祺在内的10位作家书画作品。1997年5月16日因消化道出血离世，被称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文学作品特点

平淡和谐

汪曾祺作品不追求大题材、大事件、大人物，如实地记录生活，从小人物身上挖掘闪光点、大精神，是汪曾祺的一贯风格。透过这些波澜不惊的文字描绘生活，我们体验了安宁景象，达成了一种“和谐”的氛围。 作品看似平淡似水，实则意蕴其深厚。在作者多样统一的“和谐”结构下，通过故事叙事的节奏变化，突出与人物相关的风俗、景物、气氛的特征,而省略某些对人物情感、意绪的渲染,来达到多因素的整体和谐趋同，使人们不自觉去塑造作品形象，享受一种审美再创造的美感。

散文语言

汪曾祺作品语言爽净流利,谦和平稳,散文化特征明显。这种语言特色,简约不简单,呈现不表现,叙述不抒情；内外兼修、形神皆备；轻柔舒缓、情趣盎然。借鉴吸收老师沈从文"要贴到人物来写"和"要滚到里面去写"的观念,汪曾祺语言表述人物紧紧相连。一心一意的专注于人物来写,使得语言和文字才能相协调,才不会失去诚意。通过“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意美以感心”的方式，呈现自然生活的常态和本真,呈现最天然的心理情感,使得生活和语言合二为一,达到了音、形、意的整体和谐,给人一种身在其中的感受。

人道主义

汪曾祺的作品朴实、真挚又温和，洋溢着中国式的人道主义关怀。生活无论多么艰难，都没有磨灭其对人世间的热爱。西南联大时期的知识分子的自然唯美、世间平民百姓的和谐平淡、市井能人的世俗传奇都展现着汪曾祺心怀仁爱、淡写苦难，让人们在平常日子中发掘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感情，把善良和真诚放进人们的心里。他还强调人性的解放以及道德的丰富性，来阐释生命价值的多面性。

文学影响

汪曾祺曾被称为“被遮蔽的大师”，因为他的风格既不符合中国革命文学传统，也不符合西方主流文学价值评判标准，在创作生涯中长期处于被边缘的地位。中国现当代作家以“五四”为界限，形成了一个文学的鸿沟。其中有时代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汪曾祺把中断了的“现代抒情小说”重新连接了起来，同时又为当时“伤痕反思”文坛吹进一股清新之风，及时启示和加速推动了文学的回归。他以孩童般的视角和文人风采观照阴晴冷暖,更多的对自我生命独立的表现和对自由的抒发，,影响了许多作家和读者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对当下文学创作也有启示。

汪曾祺的作品引起了创作观念和叙述方式上的巨大变化，作品题材的功利性、重大性消退，叙述方式更加平淡诗意，结构更加和谐松散，对八十年代以后的现代小说高峰的到来有着潜在的影响。对新时期的寻根派小说起着一定的先导作用。他打通了现当代文学和中外文学、打通了小说散文文体及民间文学和文人文学间的界限，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价值，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小说风格风格也影响到戏剧创作，他的戏剧人物形象立体丰满、结构方式散文化,情感突出、语言表达充满诗意,以戏剧方式表达日常生活的人性诗情,提升了传统剧本文学的地位,将传统戏剧变成一种现代艺术,使其具有了与小说、散文、诗歌一样的文学地位与审美价值。主笔的《沙家浜》家喻户晓，至今仍为经典；1989年，当时从不发表京剧剧本的《人民文学》破例刊出《大劈棺》中的“庄周试妻”，可见所受欢迎程度。汪曾祺的戏剧用平实的笔触，展现常态人生流程，加之戏剧情节安排，最大限度地诠释了“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真意。

主要作品

相关人物

汪嘉勋：汪曾祺祖父，清末“拔贡”。经营药铺，免费医治眼病。因赈案保举训导，为汪曾祺在寺庙取名“海鳌”，对早期汪曾祺的古典文学素养以及书法帮助较大。

汪菊生：汪曾祺父亲，字谈卢（一作淡如），曾在南京读旧制中学。性格开朗，热爱运动，富于艺术情趣与才华。能奏多种乐器，也擅长绘画、篆刻及制作风筝等各种手工。乐善好施，热心公益。汪菊生的性格气质对汪曾祺的人生与艺术道路影响深远。

 沈从文：中国作家，汪曾祺的老师兼挚友。汪曾祺因为阅读沈从文作品想考入西南联大，后又跟沈从文学习。在上海低谷时期，得到了沈从文的“你有一支笔，怕什么”的醍醐鼓励；在北京，经沈从文介绍得以进入报社工作；在张家口时期，得到沈从文“积极乐观面对生活”的坚韧态度。在文学上，沈从文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汪曾祺发表文章、结交名流，对其文学生涯影响很大。两人一生惺惺相惜、相互成就。

汪朗：汪曾祺长子，1951年出生，媒体人、作家。著有散文集《刁嘴》《衣食大义》《食之白话》，与两个妹妹合著《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等。

人物评价

作家李陀的《现代汉语的新活力》指出：汪曾祺开启了对汉语美感与特质的探索，汪有意识地重建与古典和白话传统之间的联系，是抵制过度西化的范例。

汉学家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认为：沈从文和其弟子汪曾祺可以被称为现代汉语的文体大师。吊诡的是，虽然二人并没有回避外来的借词或者句法结构，但是它们在现代散文中成功地传递了一种古典的审美感受性。

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的美国《剑桥中国文学史》评价：“《复仇》的文字既口语又抒情，既意象化又简洁，这个关于化解和超越的故事充满了佛道哲思。”

后世纪念

汪曾祺文学奖

江苏省作家协会和高邮市人民政府共同设立汪曾祺文学奖，旨在继承和发扬汪曾祺的文学遗产，致力于短篇小说的文体探索，通过奖励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的优秀作品，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学事业繁荣发展。

汪曾祺纪念馆

2020年5月20日，在汪曾祺诞辰100周年之际，汪曾祺纪念馆在其故乡江苏高邮正式开馆。纪念馆总建筑面积9500余平方米，分为汪曾祺纪念馆、汪迷部落、汪氏家宴以及汪氏客栈4个片区。总体风格古朴大方兼具现代简约，远看犹如七摞掀开的书稿，对应着汪老擅长的小说、散文、戏剧、诗歌、书信、杂著、谈艺等7类文学体裁。馆内两层建筑设有11个展厅，分为“百年汪老”“汪曾祺的文学世界”“家乡的人和事”“为人为文”“怀念与传承”5个主题，每个篇章连接在一起，全面展现了汪曾祺著书立说、潜心创作、趣味人生的大师风范。

汪曾祺故居

汪曾祺故居位于高邮市人民路竺家巷9号，是高邮市文物保护单位。二层小楼起基尖顶，灰砖青瓦，老式花棂的门窗，和周边相比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墙上挂着“汪曾祺故居”的牌子，门上贴有“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的对联，至今尚有汪曾祺亲戚居住。故居不是那种勉强复原、陈设着展品、只能见到工作人员的地方，而是留存着汪曾祺的气息，更是他三位至亲温暖的家。

文学作品

回忆性作品

《锁忆汪老》《我的老师汪曾祺》《永远的汪曾祺》《汪曾祺文学年谱》《老头儿汪曾祺》等等。

评论性作品

《读汪记》《忆汪情深》《读汪小札》《夜读汪曾祺》等等。

相关轶事

桐城派几何

汪曾祺中学时期，教导主任顾调笙先生授初三几何。先生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自视甚高。他很器重汪曾祺，一心培养他进中央大学学建筑，将来当建筑师。汪曾祺画画可以，几何难以精通，还把桐城派简练跳跃的思维因素几何计算。最终顾调笙叹曰：“你的几何是桐城派几何！”遂放弃。

邮件的复活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经常因为收件人变更地址、寄件人写错地址、邮递员分拣部数量等原因造成邮件收发困难，难以找到收件人的邮件称为“死件”。《人民日报》1951年1月26日报道了邮政人员解决“死件”的事迹：远在爪哇的华侨林潭水寄书给在北京的女儿林爱梅，只写了收件人，未写收件人地址，结果邮件变成死件，无法投递。后经邮政局无着邮件股的工作人员辗转努力，最终成功把书送到林爱梅的手中。汪曾祺受到感动，以此为线索访问邮政系统并做《一个邮件的复活——访问北京邮电管理局无着邮件股》。他认为，“这也许是一件小事，但又不是一件小事”，又看到“这件事是在我们周围流动不息的新鲜事物的一滴，它的背后是我们整个的祖国、整个的时代。”时至今日，邮政系统仍保留着这个优秀传统。

注释

犹及回乡听楚声，此身虽在总堪惊。海内文章谁是我，长河流水浊还清。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避寿瞒人贪寂寞，小车只顾走辚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