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 （秦汉以前儒家论说礼制的文章汇编）

成书过程

《礼记》与《仪礼》

《仪礼》或称《礼》《礼经》《士礼》《礼记》，因为记载内容是琐屑的仪节，故而得名。在先秦到两汉时期，《仪礼》被高度重视。到了西汉时期，更是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主导。然而，正如《四库全书总目·仪礼注疏十七卷》中所记载，《仪礼》“文古义奥”，晦涩难懂，因而学习起来较为吃力。当代学者王文锦说“先秦礼学家们传习《仪礼》的同时，都附带传习一些参考资料，这种资料叫作‘记’。所谓‘记’，就是对经文的解释、说明和补充。这种记，累世相传原是很多的，不是一人一时之作。”《礼记》就是研究《仪礼》的“记”。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关系，《礼记》一度依附于《仪礼》，直到东汉时期，经学大师郑玄为《礼记》作注，才使《礼记》摆脱了经的附庸地位，地位提升，与《仪礼》《周礼》并称“三礼”。到了唐代，唐太宗命国子祭酒孔颖达等为“五经”作新疏时，《礼记》替代了《仪礼》，这也是《礼记》的官方学术地位高于《仪礼》的界碑。

作者及撰写年代

《礼记》各篇章的作者和撰写年代一直是后代学者研究的重点，但始终难以达成共识。以《月令》篇为例，《四库全书总目》中记载：“马融、贾逵、蔡邕、王肃、孔晁、张华皆以为周公作。郑康成、高诱以为即不韦作。”仅《月令》一篇，就有周公作和吕不韦作两种说法。此外，《王制》《中庸》《大学》《檀弓》等篇目的作者问题也是后世讨论较多的。

学者对于《礼记》各篇的撰写年代也有较多看法。王梦鸥在《礼记今注今译》中认为《礼记》大多创作于汉朝。而沈从文则认为：“《礼记》一书必成于战国，不当属之汉人也”。钱玄也认为“多数篇目大致撰于战国时期”。王锷在沈从文、钱玄等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他指出《哀公问》《仲尼燕居》等14篇出于春秋末至战国前期，其中，孔子作《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儒行》，曾子作《曾子问》《大学》，子思作《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公孙尼子作《乐记》；《奔丧》《投壶》等19篇出于战国中期；《冠义》《昏义》等13篇出于战国中晚期。王锷的观点也是目前较为可信的看法。

各家关于《礼记》各篇章的作者究竟是谁以及创作于何时难以得出确切可信的结论，一般认为：《礼记》中篇目大多出自七十子及后学之手，多数创作于战国时期。

编者及编纂年代

郑玄是较早讨论《礼记》编者问题的学者，孔颖达在《礼记正义序》引用了郑玄《六艺论》中内容，他认为戴德和戴圣各自传《礼》，其中，戴德选了八十五篇文章，汇集成《大戴礼》，戴圣节选四十九篇，汇编成《小戴礼》，但并未说两书有何关联。此后学者的观点大抵分三类：一是认为戴圣编纂的《礼记》，代表学者有孔颖达、钱大昕；二是戴德先编《大戴礼》，戴圣后删去部分内容，遂成《小戴礼》，即《礼记》，代表学者有陈邵、陆德明；三是认为《礼记》编者另有其人，代表学者有洪业、蔡介民等人。一般认为《礼记》的编者是戴圣，当代学者王锷更是指出编纂时间当在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到汉成帝阳朔四年(公元前21年)这段时间内。

戴圣，字次君，常被称作小戴，为梁国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戴圣和叔父戴德都师承后苍，跟随他学《礼》。戴圣曾先后两次为《礼》经学博士，并“以博士论石渠”，即参加了石渠阁会议，该会议在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召开，主要讨论了《五经》异同问题，对汉代的经学研究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引导意义。戴圣除了编纂《礼记》四十九篇外，还著有《石渠礼论》4卷、《群经疑义》12卷，教授弟子，无愧“大儒”之称。

内容

整体内容

参考文献

内容分类

《礼记》共四十九篇，因各篇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内容也较博杂，很多学者都对其进行了分类，较有名的有汉代刘向的八分法和近代梁启超的五分法。

刘向八分法

• 通论类16篇：《檀弓》（上下）《礼运》《玉藻》《大传》《学记》《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儒行》《大学》

• 制度类6篇：《曲礼》（上下）《王制》《礼器》《少仪》《深衣》

• 明堂阴阳类2篇：《月令》《明堂位》

• 丧服（丧礼）类11篇：《曾子问》《三年问》《丧服小记》《杂记》（上下）、《丧大记》《问丧》《服问》《间传》《丧服四制》《奔丧》

• 世子法（含子法）类2篇：《文王世子》《内则》

• 祭祀类4篇：《郊特牲》《祭法》《祭义》《祭统》

• 吉礼（含吉事）类7篇：《投壶》《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

• 乐记类1篇：《乐记》

参考文献

梁启超五分法

• 通论礼意或学术之属：如《礼运》《经解》《乐记》《儒行》《学记》《大学》《中庸》《坊记》《表记》《缁衣》等

• 解释《仪礼》十七篇之专篇：如《冠义》《乡饮酒义》《射义》《昏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等

• 记孔子言行，或孔门及时人杂事者：如《孔子闲居》《仲尼燕居》《檀弓》《曾子问》等

• 记古代制度礼节，带有考证性质者：如《王制》《曲礼》《玉藻》《月令》《礼器》《丧大记》《郊特牲》《明堂位》《祭统》《祭法》《大传》《奔丧》《问丧》《间传》《文王世子》《内则》《少仪》等

• 古代格言之记录：如《曲礼》《少仪》《儒行》等篇之一部分

参考文献

重要篇章

《大学》

《大学》是《礼记》中的重要篇目。宋代以前，一直依附在《礼记》之中。北宋的司马光最早撰著《大学广义》一书，《大学》的单行本开始出现。程颐、程颢两兄弟各自编了《大学定本》，南宋的朱熹又将《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并列，作《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的单行本自此风行天下。

《大学》以德治主义为核心，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哲学。其中《大学》的前两段是全篇的总纲，朱熹概括这部分内容为“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指“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纲领提出了道德修养的总目标，这既是古代大学教育的纲领，也是对整个天下进行德治的纲领。八条目则是道德教育和德治的具体环节与步骤。《大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系统概括了先秦的德治思想，将儒家关于修身、治国的种种说法提炼为一个既简洁明快又有其内在严密逻辑的公式，对儒家的政治哲学是一个重大发展。

《中庸》

《中庸》是中国古代第一篇专门阐述中庸学说的文章。宋代理学家朱熹认为“前圣之书”没有一部能像《中庸》那样提纲携领的讲明道理，开启思考，把《中庸》抬到了超乎所有“前圣之书”的高度，并在后来编订四书时，收入《中庸》。

《中庸》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中庸思想，并将其系统化、哲理化。《中庸》将“中和”作为价值取向，“中和”不是无原则的折中调和，而是强调中立不偏倚。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庸》又提出了“以礼制中”和“以诚执中”。《礼记》认为，礼是圣人总结了政治及日常生活经验后据一般情况而定的制度，比较适中，具有普遍的适应性。人们若事事依礼而行，大体可符合中道。诚指的是一种信实无欺，专一不二的美德，坚持内心的善德并且实践，也可以合乎中道。

《中庸》中还提出了五达道（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交）、三达德（知、仁、勇)、九经（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孝、义、忠、怨等道德修养概念，认为做到这点也可以达到“中和”境界。

思想

由于《礼记》内容的庞杂，其思想也包罗众多，涉及政治、教育、宗族、伦理、哲学等，充分发扬了儒家的学说思想。

礼治

《礼记》的核心思想是礼治主义，指通过种种礼义规范来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礼记》的论述可以简单分为三点，一是对于具体礼仪的阐释，《礼记・昏义》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王制》中又提出了“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七教”（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八政”（饮食、衣服、事为、异别、度、量、数、制）等概念。并通过对上述礼仪的详细论述，构建起了一套极为完善的礼仪体制。二是对礼地位的提升。《仲尼燕居》中将“礼”等于是“理”，《乐记》中重申：“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更强调“礼”是一种不可改变的道理规律，突出其永恒性和绝对正确性。三是对于礼功能的论述。对个人而言，“礼”可以教化人心，预防恶行，劝人向善。《经解》中认为“礼”的教化是润物细无声的，可以阻止那些尚未萌发的恶意恶行，使人们在无意中远离恶，自觉成为善。对于国家而言，礼可以严明秩序法度，达到治国安邦、稳定社会的目的。《经解》中又有“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将“礼”的作用比作是绳墨、规矩。《礼记》通过论述礼的地位、内容和功能，构筑起一套完整的礼仪体系，并希望通过这套礼仪体系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言行仪表和行为举止，以此达到治理民众的效果，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中的礼治思想影响深远，这一思想与战国以来日益兴起并渐趋主导的法治主义相对，强调“德刑举，以德为先”，后代众多思想家从中汲取养分，这一思想也成为儒家政治理论的中心原则。礼治思想中蕴含的礼仪风范和礼乐精神同时也渗透于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中，在中国传统礼乐文明发展过程有着突出地位和作用。

刑法

在政治方面，《礼记》提出了“以刑禁暴”与“大同”思想。关于“刑法”，虽然《礼记》的核心是礼，但却并没有因此否定刑法的存在，而是将刑法作为礼的补充。《礼记》希望通过礼来教化人心，减少斗争。但儒生也认识到了礼的教化是一种绝对理想，礼会有失效的情况，因此有了《坊记》篇，“坊”，就是“提防”的意思，讲述了人们违反礼制的情况下当如何，提出了“以刑禁暴”思想，即当礼无法发挥效力时，用刑法严厉治理国家人民。关于社会发展蓝图，《礼记》提出了“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包含五个内容：选用贤能、财产公有、各尽其力、和睦共处以及社会安定。“大同”思想反映了儒家对社会的美好构想，也是后世人们所认为的理想社会的样子。

教育

《礼记》中的一些篇章还记载了与教学相关的内容，如《学记》，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论述教育教学问题的专著之一，其论述内容涉及到教育目标、原理、方法和教师地位等方面。在教师地位方面，《学记》中提出“师严然后道尊”的说法，其中郑玄认为“严”是尊重的意思，也就是说要尊重老师。在其他篇章中，也有涉及教师地位的论述，如《曲礼》中记载“侍坐于先生，先生问焉，终则对。请业则起，请益则起。父召无诺，先生召无诺，唯而起。”对待老师需要行为上的尊敬和内心的敬服。在教学原理方面，《学记》中提出了教学相长、启发诱导、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等诸多原则，并加以阐释，如教学相长原则，《学记》中说：“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结合老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这样才能取得进步。在教育制度方面，列举了塾、庠、序、学等不同规模的教学机构。在教学目标方面，《经解》中提出要让学生成为“温柔敦厚而不愚”“疏通知远而不诬”“广博易良而不奢”“絜静精微而不践”“恭俭庄敬而不烦”“属辞比事而不乱”的人。

行文风格

结构

《礼记》有部分篇章涉及到具体情节，这部分内容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往往擅长谋篇布局，如《檀弓》记录鲁宋乘丘之战，仅81字，先交待了两军作战地点、庄公随侍。然后笔锋一转，写马受惊，导致庄公“败绩”，县贲父战死，却未说明马为何受惊。直到战后，才发现是“有流矢在白肉”，回收了上文的伏笔，并由此引出了战败并非县贲父之过和后续庄公的悔过赐诔。清代汪有光评价：“《檀弓》有三长，非他书可及：一曰蓄意，二曰布疑，三曰流韵。登峰造极，则斯篇矣。”

句法

《礼记》句法复杂多变，往往长短句交替使用，以追求句式错落、参差变化之美。如《乐记》中有“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该段中多长句，论证充分。中间夹杂短句，调节节奏，产生了错落层次之美。

整散句的交叉使用也是《礼记》句式的重要特征。整句是形式整齐的句子，而散句则是指参差不齐的句子。多使用整句，往往赋予形式齐整之美，节律也更和谐，但容易导致句式的单调。故而《礼记》常在齐整句式中掺杂散句，以追求灵动之美。如《乐记》：“济河而西，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车甲衅而藏之府库而弗复用。”中间的“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为整句，对仗工整，前后两句为散句，使句子显得灵活多变，更具灵动之美。

语言

《礼记》语言往往简洁凝练，表意性强。如《玉藻》中说：“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都以一字概括，凝练而又传神。

《礼记》也善用各种修辞手法。如比喻手法，《礼记》中有“故礼之于人也，犹酒之于蘖（niè）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将礼对于人的重要价值比作蘖对酒的意义，贴近生活，便于理解。如排比手法，《乐记》中有“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化兴焉。”对事物铺陈描写，充分表现了其本质特色，同时也增强了节奏和感情。再如顶真手法的运用，如《大学》中有：“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和；致和先格物。”使得说理更富有条理。

学术研究

汉魏南北朝时期

《礼记》成书后立即在当时流传开。较早对《礼记》进行研究的是戴圣的弟子桥仁，他编写了《礼记章句》四十九篇。此外，马融、卢植、高诱、蔡邕、郑玄等知名学者也参与了《礼记》研究，并著有成果。如马融的《礼记注》、卢植的《礼记解诂》以及郑玄的《礼记注》等。其中，郑玄对于《礼记》的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王鸣盛在《蛾术编》中《郑氏著述》中说：“康成（郑玄）注经，三《礼》居首，阅十四年乃成，用力最深也。”戴震也说：“郑康成之学，尽在三《礼》注。”可见，郑玄在注释《礼记》上所付出的心血。郑玄广泛搜集了当时流行的《礼记》，互相参校，并在此基础上，继承前人旧注，对全文做了简明精当的注释。他的《礼记注》是现存最早的《礼记》完整注本。现存最早的《礼记注》刻本是南宋孝宗赵昚淳熙四年（1177）抚州公使库刻《礼记注》（简称“抚州本”）二十卷。王锷也认为，抚州本是一部现存最精审、完整的《礼记注》版本，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有大量的关于《礼记》的研究，其中，《隋书·经籍志》就记载了二十余种。较有名的有魏晋时期王肃的《礼记注》南朝梁皇倪的《礼记讲疏》和北朝熊安生《礼记义疏》。

隋唐时期

隋代历史虽短，但也留下了关于《礼记》的研究成果，如褚辉的《礼疏》一百卷，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

唐代最重要的《礼记》注释当属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当时，唐太宗慨叹经学章句纷杂，于是命孔颖达等人整理《五经正义》。《礼记正义》就诞生于这一背景之下，该书以皇倪的《礼记讲疏》为底本，又参照了熊安生《礼记义疏》。该书极大的提升了《礼记》的地位，从三礼并传到《礼记》独盛，首次以朝廷的名义将之提升到了经的地位。较好的版本有北宋淳化五年刻本，即北宋监本，这也是《礼记正义》的最早刻本，还有《四部丛刊·三编》本、嘉业堂影印本及和刻本等。

宋元明时期

宋代以来，学者不再盲目以郑玄的观点为宗，而是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其中，最重要的《礼记》研究成果是卫湜的《礼记集说》。该书有一百六十卷，创作于宋宁宗开禧、嘉定间（公元1205～1224年），耗时良久，可见用心。

元明时期，虽然依旧有学者研究《礼记》，但成就远不如宋朝，较有名的著作有陈澔《礼记集说》、吴澄的《礼记篡言》、陈栎的《礼记集义》、胡广的《礼记大全》等。

清代时期

清代是经学鼎盛时期，《礼记》研究成果颇多。关于《礼记》的研究中最重要的是纳兰性德的《陈氏礼记集说补正》三十八卷和孙希旦的《礼记集解》六十一卷。其中纳兰性德的《陈氏礼记集说补正》是为了分辨陈澔《礼记集说》而作，从编排来看总是先列《礼记》原文和陈澔的观点，然后征引其他文献资料说明陈澔观点的是非对错。孙希旦的《礼记集解》不仅沿用郑玄、孔颖达等人的注疏，又广泛征引宋元时期名家的注释，注重义理的阐发，也是研究《礼记》的必读书。此外，还有朱彬《礼记训纂》朱轼《校补礼记纂言》和程晋芳《礼记集解》等。

现当代时期

现当代也有不少《礼记》的注疏本，如王文锦的《礼记译解》，该书由中华书局出版，选择黄侃先生批校的《礼记》为底本，注文译文简要明晰，译文独具特色，同时也订正了其他译本的错误。杨天宇《礼记译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以阮刻《十三经注疏》本为底本，对《礼记》中的字词和名物作了简要注释。吕友仁的《礼记讲读》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读，细论《礼记》的名称、内容、成书、地位、价值以及学习方法；第二部分为文本选读，于《礼记》四十九篇中精选十九篇，并注释解析。朱正义、林开甲的《礼记选译》由凤凰出版社出版，以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本为底本，参考阮氏《校勘记》，主要选取了《礼记》中传颂较广、具有现代启迪意义的名篇名段予以译注，译文以直译为主，明白晓畅，注释侧重对古代名物制度的疏通。

国际传播

《礼记》作为国学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国际传播也值得关注。在朝鲜，《礼记》的传播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人际传播，主要有藏书、借阅和传抄形式，收录在《奎章总目》《内阁访书录》《西库藏书录》《镂板考》等中；二是商业传播，翻印中国版本中以元代陈澔和明代胡广的版本居多，而朝鲜学者的版本则主要以作者权近、崔锡鼎和金在鲁的居多。《礼记》自朝鲜半岛三国时期传入后，迅速成为了宫廷贵族学习的经典文献。到了高丽时期，《礼记》成为了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礼记》对朝鲜文化的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

《礼记》的英文翻译最早在16世纪左右，传播则是在19世纪左右。从《礼记》翻译情况来看，全译本较少，最具代表性的还是1885年理雅各的《礼记》英译本，“理雅各译本至今虽逾百年，但仍被认为是中国经典的标准译本，是英美大学汉语教学的重要参考，是欧美文化界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文本和凭借。”节选部分内容的翻译本稍多，如1901年英国翟理斯节译过《礼记·檀弓》；1938年，林语堂节译了《儒行》《经解》《哀公问》《礼运》《学记》《乐记》等篇章；1999年，安增才避开制度和政令篇，选取吉、凶、宾、军、嘉、葬、礼、行、德、育、衣、冠、阴阳等内容进行了翻译。除了译本数量少外，《礼记》的国际传播还面临着文化偏见、意识形态等不良因素的影响，推动《礼记》的国际影响仍是现代汉学家所需解决的问题。

影响

文艺美学

《礼记》的文艺美学价值集中体现在《乐记》一篇中。《乐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具有完整体系的文艺理论专著，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审美思想，如中和观，“中”是调节手段，“和”是万物和谐的状态，“中和”是至高的审美境界，直接启发了后来的“温柔敦厚”型风格，也作为一种审美原则运用于文艺批评中。再如文质观，指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也是后世文艺研究和审美评价的重要思想。现代学者对《礼记》的文艺美学价值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如周来祥认为《乐记》是“我国古典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基石”。李泽厚、刘纲纪认为《礼记》之于中国，相当于《诗学》之于西方，“正如了解西方美学不可不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样，了解中国美学不可不研究《乐记》。”

史学

《礼记》保存了关于战国至秦汉时期礼仪制度的历史资料，也涉及部分历史事件，对于全面研究战国乃至秦汉时期的历史有极大的作用。梁启超认为:“《礼记》之最大价值，在于能供给以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者流——尤其是荀子一派——学术思想史之极丰富之资料。”吕思勉也说:“《礼记》为七十子后学之书，又多存礼家旧籍。读之，既可知孔门之经义，又可考古代之典章，实为可贵。”

政治

《礼记》对于后世的政治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意义。如“大同”思想，魏晋时期阮籍提出的“太初”社会与之相似，幻想一种无君无臣、无贵贱、无刑罚、无礼制，但井井有条的社会。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在“天下为公”的基础上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是对封建皇权的挑战。太平天国运动倡导“平均”主义，是“大同”思想的一次实践，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也给后世留下了思想启迪。近代康有为的《大同书》将“大同”思想与人类发展前景结合，为全世界人民描绘了一幅人类社会远景：无国界，无君主；公有财产，共同劳动；公举议员；政府对老人、儿童实行“公养”“公教”“公恤”；满足人民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等。但由于严重脱离社会现实，康有为的幻想难以实现。孙中山用“大同”思想来宣传他的三民主义，认为三民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

《礼记》对于当代政治也有重要作用，许多重要的政治构想和概念都出自《礼记》。如“小康社会”的概念，这一概念在《礼运》一篇中就已经出现，是指通过“礼治”达到的一种社会和谐稳定的状态。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又被赋予了解决温饱、多方面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等内涵。《礼记》就像一个巨大的宝库，其中的许多政治思想在当代依旧能被不断学习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