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 （清末民初著名学者）

简介

王国维，中国学者，浙江海宁人。清朝秀才，早年科举仕途不畅，王国维就到上海的《时务报》担任书记一职，并结识罗振玉。之后罗振玉出资让王国维赴日留学。1903年归国，然后王国维进入张謇创办的通州师范学堂就职。在1904年下半年，王国维前往苏州就任江苏师范学堂教员。1905年11月，王国维离开苏州回到海宁老家。同年，王国维跟从罗振玉北上京都谋职，不久后王国维为学部总务司行走，后又转任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以及被委任为“编定名词馆”协修。1911年11月，王国维前往日本，1916年2月份回国。回国之后，在哈同所办仓圣明智大学执教。1922年，王国维前往北京大学就职，之后离职。在1923年4月到1924年11月，王国维担任南书房“行走”。1925年，王国维到清华学校就职，除研究古史外，兼作西北史地和蒙古史料的整理考订。其后又因为长子去世这一变故所发生的事情与罗振玉决裂。最后，由于社会环境恶劣，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

王国维精通英文、德文、日文，他对外国语言文学的研究使得他在研究宋元戏曲史时具备独树一帜的优势，成为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陈寅恪认为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

王国维生平著作六十二种，收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亦称《王国维遗书》）的有四十二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其著译以2010年出版的《王国维全集》收罗最全。顾颉刚评价道：“他虽然只活了五十一岁，假使他能有康有为般的寿命，他的成就真不知道可以多么高。现在呢，他竟然中年而逝，竟然自己将自己筑起的学术高台毁灭。为学术界着想，他的死是一个极重大的损失，说不出代价的牺牲。”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州盐官镇双仁巷（今浙江省嘉兴市海宁），祖籍河南开封。王氏家族世代书香，家学渊源及学人辈出的海宁乡风，对王国维的成长和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是宋安化郡王三十二世裔孙。王氏家族因抗金名将王禀及袭封前爵、赐第盐官的王沆，在海宁受到当地人民的长期敬仰。 

王国维出生后，光绪九年（1883年），他七岁起，先后入邻塾从师潘紫贵（绶昌）及陈寿田先生就读，接受过塾师的启蒙教育，并在父亲王乃誉的指导下博览群书，涉猎了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并初步接触到近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维新思想，逐步形成了读书的志向和兴趣。

光绪十二年（1886年），王国维全家迁居城内西南隅周家兜新宅，此处后成为王国维故居纪念馆。光绪十八年（1892年），王国维在当时的岁试中一举夺得全海宁州第21名的好成绩。同年四月，王国维前往杭州参加府试，但是结果不尽人意。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进一步学习，王国维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七月再次前往杭州参加恩科考试，但是又失败了，之后就进入杭州崇文书院就读。可王国维对崇文书院主要教授的八股文无兴趣，再加上各项开支费用较大等原因，不久他就离开崇文书院回到海宁。回到海宁后，王国维密切关注时局变化，又充任几家私塾先生来获取薪水补贴家用。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大量的西方文化科学向中国输入，王国维接触到新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追求新学的强烈愿望。虽然因为家贫而不能以资供其外出游学，他仍关心时事，研读外洋政书和《盛世危言》《时务报》《格致汇编》等等。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11月28日，王国维时年20岁，与同邑商户莫寅生之女莫氏结婚。婚后，王国维继续按照父亲意愿准备参加来年的乡试，又未及第。至1897年，他在同邑陈枚肃家任塾师时，很不安心在家乡为人做家庭教师，由其父为之请人推荐留洋学堂，向往出国留学。  

“时务”谋生

出洋留学不成，科举仕途不畅，于是王国维不得不奔赴上海开始他新的人生征途。王国维到上海后，他许多的同学好友都积极为其谋划，终于由当时在上海《时务报》担任书记一职的同学许家惺，他辞掉了书记一职并推荐王国维就任。《时务报》创刊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根据康有为策划，在上海创办的一份专门宣传维新思想的旬刊。刚到报馆没几天，王国维就向同事借阅梁启超撰写的《读西学书法》及《农务新诠》等书籍，从中学习阅读外国书记的要领以及先进的西方科学知识。在这期间，王国维得以师从“康门弟子”欧榘甲；同年3月，康有为在京发起保国会，王国维曾去拜访。之后，王国维因为薪水问题和当时报馆总理汪康年兄弟发生了嫌隙，让王国维心里更加郁闷。但是王国维对追求新学的热情丝毫不减。为了实现其新学救国的梦想，利用公余时间，他到金石学家罗振玉和藤田丰八办的“东文学社”学习外文及理化，他和沈纮、樊炳清虽未及格但仍入学。之后，王国维就结识了罗振玉，并且还在罗振玉的帮助下完成了学校的课程。   

留洋前后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中旬，王国维因营养不良加上劳累过度导致腿病发作，就不得不回到海宁老家治疗修养。八月，王国维出生两个多月的长女夭折。九月，维新变法失败，《时务报》停刊。十一月，王国维再次离开家乡前往上海。罗振玉在创办了《农学报》，于是王国维就被罗振玉安置在《农学报》馆里，担任东文学社庶务，月薪30元大洋。与此同时，王国维还继续在东文学社继续学习课程，不仅日语有进步，在英语、数学、化学等课程上也有一定的学习。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王国维的谋生很顺利，且与妻子还有了一个儿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初，王国维知晓了浙江将开设官费“出洋考试”。三月，王国维在罗振玉的支持下来到回杭州准备参加这场考试，但是时间被推迟了，于是王国维又回到海宁等待出国留学的时机。之后，罗振玉再次去到上海，邀请王国维继续办理《农学报》事务的同时，还表示愿意资助王国维到日本留学的一切费用。六月，王国维再赴上海做翻译工作，结识狩野直喜。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春，应罗振玉之邀，赴武昌湖北农务学堂任译授。夏，王国维到沪主编《教育世界》杂志。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二月，王国维踏上前往日本留学的征途，进入日本物理学校就读，他一心钻研学业。六月份，王国维因为腿疾复发不得不提前归国。

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七月，王国维从日本归来后，就返回海宁老家学习西方哲学。十月，王国维接到了京师大学堂和通州（今江苏南通）师范学堂的邀请，经过与其父亲的商议，于十一月就任由张謇创办的通州师范学堂教员，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但是王国维在此学堂近一年的教学生活并不如意，还在结束教学工作返回海宁的途中，行李箱上的锁掉落，箱内的贵重物品要么被浸湿要么不知所踪，然后这件事就致使他大病一场。而且，在即将完成教学任务时，王国维得知了有一个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但是在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春节过后，王国维一直没有等到这个消息，却接到了罗振玉邀请王国维出任《教育世界》的真正主编。十二月，王国维前往苏州就任江苏师范学堂教员。同时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兼通世界之学术”的“独学”阶段，写出《红楼梦评论》等多篇哲学、美学论文。后自编为《静庵文集》，于1905年出版。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十一月，王国维离开苏州回到海宁老家。   

寄寓京城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二月，罗振玉入京师任学部参事，王国维就跟从罗振玉一家北上京都谋职。初到京城，王国维就住在罗振玉的寓所里面，一边等待罗振玉为他向学部谋职，一边为《教育世界》编译稿件。此后，王国维一直在谋职上受挫，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八月，王国维的父亲病故。于是，王国维辞别罗振玉一家，南下海宁奔丧。在为父亲守孝期间，王国维还为父亲撰写了一本生平事迹——《先太学君行状》。在守孝期满过后，王国维宋二十岁的弟弟王国华前往上海谋生，自己又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初春返回北京。不久之后朝廷就任命王国维为学部总务司行走。随后，在罗振玉升迁之后，就举荐王国维，王国维进而转任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之后又被委任为由严复任总纂的“编定名词馆”协修。然而，就在他进入学部图书编译局工作不久，妻子莫氏因生产染病病危。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七月初，王国维回到家乡，但是十天过后妻子还是离世了。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一月，继母也病逝了。同年3月，王国维迎娶莫氏的表外甥女潘氏。随后，王国维携带一家老小北上京城，安居在北京宣武门内新帘子胡同后。虽然他每天要到清朝廷学部所属的图书编译局“上班”，但是他的主要精力却始终沉浸在中国戏曲的史海钩沉里。从这一年的八月到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十月，王国维先后完成了戏曲考原》、《曲录》《录曲馀谈》《优语录》《唐宋大曲考》《录鬼簿校注》等作品。

流寓日本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十一月，光绪皇帝去世，于是两岁多的溥仪即位。宣统三年（1911年）以前的十年间，清王朝已经经历了近千次人民暴动和国内民众武装斗争。随着孙中山和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打响，接着随着四川的“保路运动”发动，四川局势一发不可收拾，全国各地的暴动此起彼伏。面对全国这样的局势，在宣统三年（1911年）十一月中旬，王国维与罗振玉等四十多个人，在天津乘坐日本商轮从大沽口起航前往日本神户，并在当月27日安全抵达神户码头。初到日本，王国维一家住在京都郊外吉田山一带的田中村，王国维一家住在山坡上。之后，王国维又搬迁定居在神乐冈净土寺附近的一处住所里，一住就是接近五年多。抵日后，其研究方向开始从哲学、文学转向经史、小学。他与罗振玉在学术上相互交流切磋，协助罗氏整理大云书库藏书。王国维以古文字学为基础，研究古代中国历史，从古器物到古代书册、服装、建筑，各方面皆有涉及。在日本期间王国维“生活最为简单，而学问则变化滋甚。成书之多，为一生冠。”1912年，和缪荃孙、铃木虎雄多有书信往来，并结识青木正儿。1913年，创作《宋元戏曲史》。而在中国这边，溥仪退位，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在流寓日本的几年时间里，王国维主张回归“国学”，于是在国学方面的著作有《简牍检署考》《齐鲁封泥集存》《流沙坠简》等。自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六月开始，王国维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共编撰了《宋代金文著录表》(1卷)和《国朝金文著录表》(6卷)等著述及两篇序文。王国维所著涉及多个领域，在历史地理方面的著作有《鬼方昆夷护犹考》，在日本期间，王国维有感于时局动荡和清王朝灭亡，结合人生体验，有诗作问世，编定诗集《壬癸集》。在中国古代历法方面，就撰写了《生霸死霸考》。

归国路途

王国维自宣统三年（1911年）十一月到达日本后，曾两次回国，第一次是1915年3月，携眷返国，会海宁扫墓后到上海，本打算到安阳、洛阳考察，但因为眼疾未果。正巧沈曾植寓居麦根路，常常去请教，与之结交。月底，与罗振玉一起返回日本，结识神田喜一郎。第二次是1916年2月4日，王国维到京都已经历四暑五冬，均有罗振玉出资补助，由于不愿再麻烦罗氏，便决定回国。正巧同乡邹安替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给王国维写信，希望他可以出任《学术丛编》的编辑，于是在给罗振玉拜年后，偕长子回国任职。2月11日，王国维到沪后移居吴兴里392号，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

“哈园”就食

王国维回国后，就应邀到“哈园”来主持一份还未创刊的名叫《学术丛编》杂志。哈园，是哈同花园的简称。其实这个花园的正式名称叫作爱俪园。创建哈同花园的是哈同夫妇。19世纪末哈同夫妇在时来运转之后成为了上海首屈一指的房地产大鳄，并担任了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董事。在有金钱和地位之后，这对夫妇就开始热心文化、教育、慈善事业，并创建了哈同花园和华严大学，之后改名为仓圣明智大学。 

当时这所大学准备创办关于甲骨文研究的相关研究来提高学校的声誉，而此时恰逢王国维回国并希望到上海就职，于是同乡好友邹安知晓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已经卓有成就，就邀请王国维到这所大学研究哈同花园内收藏的多达一千余片的甲骨，并筹办相关学术杂志之举。但是王国维认为这所学校没有治学方法以及主持者也是没有治学精神，有点后悔当初的贸然应聘。但是罗振玉劝告王国维不要与哈同花园闹僵，希望王国维能够利用这一机会使自己的学术研究更上一层楼。于是王国维又与介绍人邹安经过多次协商，终于正式进入了哈同花园。之后，王国维就发表了《学术丛编》，由哈同花园出资，但是发表著述的决定权由王国维一人掌握。

据统计，在其主笔《学术丛编》四年间，该杂志共出版发行24期发表著述52种，而王国维一人就有24种著述刊登其上，数量几乎达到一半。由此可见，《学术丛编》成为王国维和罗振玉在几年间发表著述的主要阵地，而王国维也成为《学术丛编》名副其实的“主笔”。当时，仓圣明智大学的主持者姬觉弥希望王国维兼任此大学的教授，为学生讲授经学。王国维碍于种种原因不得不答应下来。由于家中子女众多且开销大，王国维于民国六年（1917年）12月份，又通过友人得到了一份编写书目的兼职。

北大之决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自1898年创建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校长，在这20年间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滋生了严重不良习气，可以说是积弊丛生、流速横溢。北京大学邀请王国维就任文科教授，是在蔡元培上任半年之后，也就是在民国六年（1917年）9月。但是此时的王国维正在研究甲骨文，没有贸然答应。在四个月后，北京大学第二次邀请王国维，但是王国维因为种种原因还是婉辞了。在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6月，王国维收到第三次邀请，又拒绝了。第四次邀请是在民国八年（1919年）底，第五次邀请是在民国九年（1920年）底，这个时候，北京大学已经成立了国学研究所，希望聘请到王国维担任研究所的学术远程指导导师。最终，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3月，王国维终于接受了北京大学的邀请，入职北京大学。民国十二年（1923年）4月16日，溥仪在下“谕旨”：杨钟羲、景方昶、温肃、王国维，均著在南书房行走。5月31日王国维抵达北京。四天后便进入紫禁城从此开始了他“行走”南书房的短暂岁月。

京都际运

然而，王国维与北京大学的合作，因为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在报刊上发表的一篇宣言而宣告结束，这一宣言指斥清小朝廷皇室人员盗卖宝藏、毁坏古迹，引起王国维的强烈不满，于是就写了一封长信为清室予以辩护。而且在这封信中王国维还向北京大学发出了“决裂”的宣言，以自己身体病弱为借口，停止在北京大学就职。在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底，王国维单方面终止了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一职，结束了与北京大学的合作。同年11月，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结束了他的“行走”南书房之职后。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2月，王国维就应清华学校之聘入住清华园，从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为稳定舒适的短暂生涯。王国维初到清华时，国学研究所正处于筹建当中，具体负责筹建工作的办公室主任吴宓就经常前往王国维的寓所请教筹建事宜。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9月9日正式开学。王国维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的两年间，主要时间都用在了教授学生如何进行学术研究等方面。

罗王之裂

民国十五年（1926年）6月王国维长子王潜明突然生病，经过治疗但是病一直不见好，并在9月26日病逝，这成为王国维于罗振玉30年莫逆之交决裂的导火索。王潜明是海宁王家的长房长孙，寄托了王家的殷切期望。之后，王潜明投考海关成功，准备调往天津海关工作。但是，王潜明和其妻子的性格都非常要强，王潜明不愿意之后再天津工作的时候住在罗家。在长子王潜明病逝之后，王国维就在上海办理王潜明的丧事并沉浸在悲痛之中，罗振玉也赶到了上海，并在女婿王潜明入殓后带着自己的女儿罗孝纯不辞而别回到了天津。于是，王国维感到极为不满。随后，随着两位亲家关于海关发放的抚恤金归属问题展开了书信辩论，双方的言辞逐渐激烈并且上升到人格方面，从而最终导致了近三十年的深厚友情和学术情谊的彻底决裂。在这之后，再无交流。

学人之死

1926年7月，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下，国民革命军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北伐战争。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北洋军阀内部也发生内部战争，北京的政权交换频繁。学界也在政府高压下抗争、惶恐和苟活，当时的社会状态极为混乱。像王国维这样的品格高贵的学界巨子，是经受不住侮辱的。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并留下一封遗书，遗书的封面上书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最后落款时间和签名是：“五月初二，父字。”遗书内容如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移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死因争议

殉清说

持这种观点的流量类不同的意见。第一类是最早提出的，正面肯定“殉清”，支持这类说法的多为清朝遗老或以清朝遗老自居的人，认为王国维的死是为清室殉节。殉清论的炮制者是罗振玉，在王国维自沉过后，他写了一份《遗折》交给溥仪，溥仪大为感动。第二类支持“殉清说”，他们站在反面立场上，对“殉清”持否定态度，认为王氏“殉清”是错误的。他们站在革命者的立场、人民的立场批判王国维，认为王国维是遗老的身份，为封建统治势力的灭亡而殉葬。从近十年的论文研究来看，支持“殉清”说的大多为第二类。但是“殉清”的疑点很多。首先，王国维如果要殉清应该在辛亥革命时，因为在1927年，就算北伐军要进攻北京，溥仪也在日本人的保护下自保，谈不上折辱。其次，王国维当时只是南书房行走，是一个五品小官，当时担任大官的都不殉清，他何来理由殉清。第三，《遗折》是罗振玉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所捏造出来的。综上所述，“殉清”一说是站不住脚的。

迫害说

这种观点认为王国维是罗振玉逼迫而死。但是关于这个逼迫而死又有不同的版本。在溥仪《我的前半生》里面，王国维是因为帮溥仪卖画，罗振玉去帮卖画并将所卖的画的钱扣下以抵偿王国维欠的钱款。在郭沫若的《鲁迅与王国维》里面，王国维的儿子帮助罗振玉在天津开书店，但是这书店赔本太多，于是罗振玉就带着女儿回天津，这就上了两个人之间的情谊。还有一个说法是史达在《王静安先生致死的真因》，罗女是王国维的儿媳，在王国维长子去世后，罗振玉要求王家每年拿出两千元作为津贴给罗女。以上三个说法都试图证明王国维因债务问题，被罗振玉逼得太急不得已自沉于昆明湖。

畏惧革命说

这种观点认为，王国维是出于对国民革命北伐战争的恐惧而导致其自沉于昆明湖。顾颉刚在《悼王安静先生》一文中认为，国民革命军在湖南长沙把叶德辉枪毙，在浙江把章太炎的家产籍没，深深刺痛了王国维的心，使王国维认为革命军进入北京后，他们也会依法炮制，办他一个复辟的罪名。因此，与其到时受辱而死，还不如趁早做个清室忠臣，落个千载流芳。梁启超在给其女儿梁令娴等人的信中也谈到了与此差不多的观点。卫聚贤在《王先生的死因，我知道了一些》一文中，除了提到以上几点，还提到，1927年6月1日晚上王国维看到了《世界晚报》刊出的《戏拟党军到北京后被捕的人物》，王国维的名字也列在其中，并认为这有可能对王国维最终走向死亡起了重要刺激作用。他们认为由于王国维埋头于故纸堆，并且还拖一个大辫子，和他所了解的叶德辉有些类似，因此王国维担心北伐军到达北京后，他就是第二个叶德辉。但是，“畏惧革命”说只能是诱因或一个并不主要的因素，王国维所殉的乃是趋于消亡的中国传统文化，“辫子”和“清”都不过是这种传统“旧文化”“旧道德”的象征。

献身文化说

关于“殉文化”说，最早的提倡者是陈寅恪，陈寅恪是王国维的弟子、同事以及好友，所以说，他的话事颇有份量的。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序》首先提出殉文化一说。陈寅恪的学识、家世以及为学的性格与王国维很相似，且两人只是交往一年有余就成为王国维的知己，所以陈寅恪很了解王国维。所以，陈寅恪提出的“殉文化”说，是王国维自沉的诸多外因当中，最为主要的原因，是真正的导火索。

悲观论

缪钺与萧艾是最早提出王国维自沉是受叔本华悲观主义人生观影响的人，他们也是悲观论中最具代表和权威的人。赵利民也认为王国维的悲观主义人生观促使他的自杀，而王国维之所以具有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人生观是因为他无法摆脱矛盾和文化心态。这种矛盾的文化心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传统思想观念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观念的矛盾；第二个是王国维自身对西学本身所具有的矛盾心理。总的来说，持“悲观论”的文章都没有跳出缪钺与萧艾的圈子，没有找到更新的材料来佐证此观点。

主要著作

文学

纵论“红楼”

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红楼梦评论》一共五章，约一万五千个字。“欲”是王国维评论《红楼梦》的理论支点，然后将《红楼梦》与歌德的《浮士德》进行比较，进而阐释《红楼梦》的美学价值以及作出伦理反思，最后为后起的“新红学”提出了研究“发题”——作者的姓名以及著这本书的年月。

《静庵诗稿》

《静庵诗稿》是王国维1905年9月亲自选编后出版的《静庵文集》的附属品。一共有49首诗歌，承载了王国维短暂人生中珍贵的片段记忆以及太多的情感和思想发酵。

“词话”人间

阕词

王国维一生填词115阕，其中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编选的《人间词·甲稿》收有61阕，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冬编选的《人间词·乙稿》收有43阕，这些词都是王国维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之间填写的，并陆续发表在《教育世界》上，另有11阕词是他后来填写的。在王国维这115阕词中，有一个现象很有趣，那就是所有的词几乎都是“小令”，并无一阕“长调”，而且《蝶恋花》和《浣溪纱》的词牌使用最多。

《人间词话》   

《人间词话》写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之间），并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1月于《国粹学报》上分三期连载，是王国维运用中国传统词话方式所写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共收录词话64则，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对词学理论中的“境界说”进行阐述；二是以时代为脉络通过对历代词家之作的解析，对如何创造“境界”以展示诗词魅力进行分析；三是通过对历代文学体式演进过程进行解析，作为词学理论中“境界说”的补充和延伸。

戏曲

《戏曲考原》

王国维从宏大处着眼，由细小处着手，用中国传统而精审的考证方法，巧妙地结合西方文学观点，对中国戏曲的起源进行了科学而细致的考证和阐释。在这一考证、阐释过程中，王国维笔锋干脆而犀利，观点明确而严谨，全篇布局严整，文字洗练精准，诸多论点都是前所未有的。

《曲录》

作为中国近代第一部剧目汇编性著作，王国维历时10个月参阅近百种书刊，终于在宣统元年（1909年）5月完成了《曲录》的编撰工作。在这部规模宏大、编撰严谨的《曲录》中，王国维将全书分为“宋金剧院本部”、“杂剧部上”、“杂剧部下”、“传奇部上”、“传奇部下”和“杂剧传奇总集部”六卷，共辑录曲目3178种，虽然留传于世的全本只有十分之二三，但对王国维全面了解中国戏曲则有了一个整体概念，为他后来撰写戏曲研究扛鼎之作《宋元戏曲考》打下了不可忽缺的基础。

《录曲馀谈》

宜统二年（1910年）6至8月分三期连载于《国粹学报》上的《录曲馀谈》，是王国维继《曲录》后完成的第三部戏曲专著。在这部专著中，王国维不仅记述了戏曲总目或总集的得失，而且对中国历代戏曲进行了深入的考辨，并运用西方生理学学理对中国戏曲中的角色进行观照。

《优语录》

《优语录》，是王国维参阅前人诸多史话和笔记等书籍，辑录自唐至明期间共50则“优人”戏语的一部戏剧研究论述。优人，在这里专指扮演杂戏的人。而由这些人演义的杂戏，也就是俗称的滑稽戏是向来不受文人雅士看重的，而王国维却苦心孤诣在浩瀚的史料中扒剔整理，不仅意在保存这些散佚殆尽的稀有戏剧剧种而且还由此探求中国戏剧的源流，并获得了戏剧与这种滑稽戏之间存有内在联系的一大发现。

《唐宋大曲考》

《唐宋大曲考》，是王国维在连续五期发表于宜统二年（1910年）《国粹学报》上的《宋大曲考》的基础上的深化之作，也是他继《戏曲考原》后对中国戏曲进行细化考证的又一篇大著述。这篇著述中，王国维指出“大曲”一词最初见于东汉蔡邕的《女训》，而详细的解释则在沈约的《宋书·乐志》，是以同一种乐调重复演奏的大型乐舞。为了考证这种乐舞的起源，王国维参阅诸多经典史料和笔记资料，先是辑录宋代大曲的相关内容，随后从中发现宋代大曲实际上是出自唐代大曲，而唐代大曲又起始于《伊州》和《凉州》等曲目，由此不仅可以得出大曲起源地在中国西北的边远地带，而且还与少数民族地区独创的一种杂剧相关联。所以，王国维在文章最后指出了“大曲与杂剧二者之渐相接近”这一新颖观点。

《录鬼簿校注》

《录鬼簿校注》，顾名思义，是王国维对元朝钟嗣成所著《录鬼簿》的校注。钟嗣成，字继先，号丑斋，是元朝一位剧作家。这部完成于元至顺元年（1330年）奇书异典，应该是一部主要记述元代剧作家及其剧作的传记类著作。确实，在这部两卷本的书中，钟嗣成共收录剧作家152人，剧作四百余种，其中不仅有如今人们都比较熟悉的关汉卿及其剧作《窦娥冤》和《汉宫秋》等，更多则是一些不知名的剧作者及其作品。对于这些剧作家及其作品，钟嗣成既为他们一一作传、留存其作品，还对那些生活窘困但很有才华的底层剧作家给予了充满感情的点评。而正是这样一部没有把笔墨涂抹给已经鲜亮名家的著作，自元代传世以来竞屡屡被世人传抄，也因此传到王国维手中时已经是舛误比比，使其觉得实在有必要对这部著作进行重新校注。

《古剧脚色考》

《古剧脚色考》，是王国维对唐宋以来中国古典戏曲中角色的渊源及其变化发展所进行的一次深入考证。在这篇著述中，王国维可谓是旁征博引，融贯中西，不仅对戏曲中各种角色的名称、源流、发展和变化进行严谨审慎的考证，而且对这些角色在剧中的作用及其如何发挥展示作用都做了科学的分析，特别是他借用西方心理学和生理学中的观点来观照中国古老戏曲的这一做法，堪称是站在了世界文化前沿且带有中国特色的一次学术考证行动，在当时具有无人能及的前瞻性和科学性。

《宋元戏曲考》

民国元年（1912年）11月，王国维欣然接受商务印书馆的邀约，开始撰写《宋元戏曲考》这一在中国戏曲史上具有开山作用的著作。在这部《宋元戏曲考》中，王国维将五万余字的全文分为五大部分十六章，从其内容上来看确实应该属于考证范畴。这五大部分为：一、阐述中国戏剧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二、考证中国戏剧形成于宋、金的根源，并对这一时期中国戏剧的现状予以论述；三、对元杂剧的源流、兴起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其存亡和结构等进行解析，并论述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四、对元杂剧的院本与南戏之间的渊源进行论述，特别是对南戏作了重点考证；五、作为全书的“余论”，对中国戏剧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比较论述。另外，王国维在全文之后还附录了43位元代戏曲家小传，这很显然是引自他在辑录《曲录》时所获。

国学

《简牍检署考》

旨在考证中国古代书册制度演化源流的《简牍检署考》，虽然全文只有一万三千字，但王国维竟先后四次对其修改和完善，可见他对这篇学术著述用功之甚、重视之深。

《齐鲁封泥集存》

所谓封泥，其实就是在捆扎简牍的丝绳两端或交叉处用黏土固定封存，并在黏土上铃印以备验证，而这块盖有印章的黏土就叫“封泥”。这块相当于后来火漆或现代封条的“封泥 也有叫着“泥封”或“芝泥”的，主要随记载有重要文书的简牍而存在，一般盛行于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与《封泥考略》并行于世互为补充的《齐鲁封泥集存》中，王国维以其卓越深邃的学术目光，从小小封泥中洞悉了其中价值，那就是以封泥上寥寥几字考释古代官制和古地理形态，这实在不是现今名为学者之人所能相望的。例如，王国维在《齐鲁封泥集存》序言中提到的他由封泥考释出“汉诸侯王官属与汉无异”的这一结论，就很明确地解决了以往人们通过史书资料而没能考证确凿的问题。例如，王国维在辑成《齐鲁封泥集存》的基础上，后来还撰写了《秦郡考》、《秦都邑考》和《汉郡考》等著述，这些著述都很好地解决了关于秦汉历史和地理中存在的一些疑问。

《流沙坠简》

民国三年（1914年）1月，罗振玉和王国维分工协作，开始对沙碗所写《斯坦因在土耳其斯坦沙漠发现的汉文文书》一书稿中，所收录991枚汉简中具有诸多舛误的588枚进行重新考释。历时三个多月完成的《流沙坠简》，共分三卷，罗振玉主要负责其中与小学、术数、方伎及残损或字迹不清简牍的考释，而王国维则专门对记述有汉代屯垦戍边军事方面内容的残损简牍进行考释。《流沙坠简》初名《屯戍丛残考释》，由此可见王国维所负责考释的内容，无疑是这部著述的重点。

《明堂寝庙通考》

一部中国古代宫室建筑史。明堂，原指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场所，举凡朝会、祭祀、庆典或开科选士等国家重大活动都在此举办。然而，就是这样一处极为重要的政治场所，其建筑制度多有变化，以致到秦朝时就已模糊了先前的具体制度，而到汉朝后更是众说纷纭，聚讼不决。对此，王国维不仅参阅《史记》、《考工记注》、《三礼图注》、《明堂通释》和《隋书》等大量经典典籍，还将其与新近出土的甲骨文及金文等对照考订，从而廓清明堂建筑制度的历史迷雾，为古代宫室建筑的历史和礼制做出了科学的总结。在这篇著述中，王国维同样发扬了其贯通中西学问之擅长，采用演绎、比较和归纳的治学方法，溯本追源，详加考释，将明堂最初由家庭居室到帝王宫室的演化过程予以详细分析，同时还对宗庙和寝庙等建筑的形制及名称做了明晰。

《布帛通考》

《布帛通考》，又名《释币》。在这部上下两卷本的著述中，王国维以自己的广采博识，通过汉魏以来之历史文献比对出土文献实物，对自汉代至元代的布帛价格进行排比综合，并参照金银价格的涨落，从而对两者之间的关联作出了精审的考释。由此可见，这是一部通过中国服饰文化来考察古代经济情况的著述。

《胡服考》

一部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服饰史的著述。在撰写这部著述的过程中，王国维通篇采用大段排比式的史料，可以说是引经据典，考证精密，参阅和引用的典籍数量是极为庞杂的。在初名《袴褶服考》的这部著述中，王国维不仅明晰了胡服流行于中国的经过，以及历朝历代胡服演变的情况，还对胡服在各个朝代中与其相配使用的各种装饰品，以及服装的质地和颜色等进行考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国维在对胡服的考释中，还就此展开对中国古代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以及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进行考察。

《宋代金文著录表》（1卷）、《国朝金文著录表》（6卷）等著述及两篇序文

自民国三年（1914年）6月开始，王国维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共编撰了《宋代金文著录表》（1卷）和《国朝金文著录表》（6卷）等著述及两篇序文。由于王国维采用分类著录，并加注新式简称，不仅使这些著述成为金文研究者不可缺少的工具书，而且也大受学界的赞扬。对于在短时间内完成如此浩大的著述工程，王国维明了其中难免有疏漏之处，所以他序言中真诚地恳请后世学者予以补录。当然，王国维在随后转向甲骨文等学术研究领域时，特别是回国后也曾相继撰写了《毛公鼎铭考释》、《两周金石文韵读》、《秦新郵虎符跋》和《小孟鼎跋》等文章。

《古代外族考》

《古代外族考》，后定名为《鬼方昆夷严犹考》。王国维广泛参阅孟鼎、梁伯戈和毛公鼎等青铜器铭文，对照《史记》、《诗经》、《竹书纪年》和《易经》等典籍，运用古地理和古音韵学的知识，首先指出“鬼方”是族名而不是地名的论点，随后便肯定地指出“鬼方、昆夷、荤粥、严犹，自系一语之变，亦即一族之称。”而这心族即是匈奴。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位考释匈奴民族源流的学者，王国维不单是考释出匈奴民族这一族名的变化过程，还就此引起他对这一民族多年来融合变化问题的关注，但由于手边相关资料的不足，他坦率地表示他只是提出这一问题，留待后人详加考证。

《生霸死霸考》

这部著作是王国维对中国古代历法方面的一篇著述。霸，在这里读pò，又可写作“魄”，是指阴历月初时的月光。汉代刘歆在《三统历》中说：“死霸，朔也；生霸，望也。”对此，自清代以来一直是莫衷一是，甚至搞不清什么是“生霸”、“死霸”，就连清代大学者俞樾在援引汉代大儒许慎和马融等相关著述证明自己观点的过程中，竟然也出现了偏差。于是，王国维根据许慎的《说文解字》等典籍比照智鼎等三代青铜器铭文，终于指出这是古代把一个月分为四份的做法：“一曰吉初，谓自一日至七八日也；二日即生霸，谓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也；三日即望，谓十五六日以后至二十二三日；四日即死霸，谓自二十三以后至于晦也。”对于王国维的这一解读，学术界现在虽然仍有争议，但还没有人提出能驳到这一解说的系统理论。

主要成就

甲骨文研究

甲骨的著录与缀合

在甲骨的著录方面，王氏编纂姬佛陀具名的《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一书，公布了刘鹗旧藏甲骨655片。甲骨的缀合是甲骨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最早进行甲骨断片缀合工作的是王国维。他1917年在写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时，发现了《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1·10与《后上》8·14应为一片之折，并将它们连缀在一起，从而论定了殷人先公上甲至示癸的世次与《史记·殷本纪》不合，纠正了《史记·殷本纪》的错误。

甲骨文字的考释

王国维在甲骨文字的考试方面也多有发现，其考释甲骨文文字的方法有两种：①历史的考证。即根据“时代之情状”和“文字之变化”，观察字形、字音、字义分化演衍之迹，结合所有辞例进行释读，一次考察甲骨文字在具体历史语言环境中的应用。②二重证据法。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将《二重证据法》总结为：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相互佐证。

甲骨年代的考定

甲骨年代的研究方法有以下两种。①二重证据法：即把地下出土的甲骨材料与文献相印证，以此考定甲骨之年代。②用卜辞中的称谓考定甲骨的年代：王国维通过父、兄等称谓，判定甲骨文的具体时代。

二重证据法

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提出“二重证据法”。其一重证据是“纸上之史料”、纸上之文献、已有古典文献；另一重证据即是“地下之材料”、出土的地下文献和文物等。在实物和文献互证方面，王国维主要利用玺印封泥、兵符、唐尺等来考证经史，在研究版本目录学时也利用了很多古籍版本实物。在文献和实物铭文互证方面，王国维主要根据甲骨文、金文研究商周史，根据汉简研究汉唐历史，据碑文考证高昌、回鹊史实，以及对石经作研究等，在使用材料时，文字考释、实物分析与文献考证三者融为一体。在文献与文献互证方面，王国维充分使用他当时所能看到的敦煌文书，讨论了中古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从而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上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王国维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代著名的敦煌学专家。然而，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的应用最突出的还是上古史文献上，是《古史新证》，《古史新证》精义纷呈，是二重证据法的典范之作，在文献学上、学术研究上产生极大影响。

人生三重境界

“第一境界”原出自晏殊的《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R 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D 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王国维以这句话形容学海无涯，只有勇于登高远望者才能寻找到自己要达到的目标，只有不畏怕孤独寂寞，才能探索有成。

“第二境界”两句原出自柳永的《凤栖梧》：“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王国维以这句话比喻为了寻求真理或者追求自己的理想，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就是累瘦了也不觉得后悔。

“第三境界”原出自辛弃疾的《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王国维用这句话比喻经过长期的努力奋斗而无所获，正值困惑难以解脱之际，突然获得成功的心情。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乃恍然间由失望到愿望达成的欣喜。

"三种境界说"结构浑然一体,审美哲思隽永,是人类经验本质的艺术表达,揭示出人类某种带有普遍性的情境,旨在说明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种境界,即"自我觉醒——忘我求索——真我存在"具有层进关系的三个过程。

康德哲学

王国维提倡思辨哲学，重视哲学研究的久远价值，促使哲学理论向纵深发展。他分析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与西方的差异，认为我国的思维特质是实际与通俗的，西方的则是思辨的与科学的。他要求把哲学从政治附庸的地位中解放出来，不为一时的政治目的所左右，以深化哲学研究。此外，王国维提倡纯哲学，彻底否定程朱理学，促进哲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王国维运用西方哲学理论研究我国传统哲学，批判程朱理学，为近代哲学革命起到了清道作用。王国维本人也就是以敢于冲破封建道统束缚的精神来批判官方哲学从而否定“理”的客观存在而宣传唯意志论，强调个人的作用。这对当时资产阶级要求改革和哲学革命是有积极意义的。

王国维是第一个在中国将美学独立为专门的学科。他不仅介绍康德、叔本华、尼采的美学理论，同时还介绍德国的歌德、席勒，英国的博克、洛克、休谟，法国的经验主义美学理论，并以此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结合起来考察我国的文学艺术作品。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基本上属于康德的超功利形式主义美学理论，对我国美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重视形式逻辑和吸取西方实证科学与乾嘉学派考据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文学、史学的研究。他不仅在分析批判“性”“理”等传统观念时运用了逻辑方法，而且在文学学、语言学以及史学的研究中运用逻辑方法，且多有创新，如“二重证据法”。

敦煌学

宣统元年（1909年）9月当王国维与罗振玉等人一同观看、抄录伯希和所得“敦煌遗书”时，他不仅与罗振玉等人一起积极地校勘和研究这些敦煌写卷，还撰写了《唐写本敦煌县户籍跋》《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和《唐诸家切韵考》等大量论文，其内容涉及制度史、宗教史、俗文学、西北历史地理和古音韵学等诸多方面，且论述深度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关于王国维在敦煌学研究领域中，将其视角扫射到他所谙熟的历史、地理和音韵学等方面的成就。

到1920年为止，王国维发表的敦煌写卷专论文有30篇（则），而且这些里面还不包括这一时期王氏所撰与敦煌学研究又密切关系的《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西胡考》《井渠考》《题敦煌所出唐人杂书六绝句》及为新疆所出些简牍、文书所作的跋文等。

王国维对敦煌写本的早期研究，在敦煌学的初创时期具有多方面的典型意义。其在治学方法上的启示，张弓先生曾在《王国维与敦煌典籍研究》一文中作了以下四点很精要的概括：(1)坚持笃实的学风，实证的方法；(2)传统考据方法与近代逻辑方法相结合；(3)微观的考据与揭示历史的宏观事实相结合；(4)创始近代文史学的规范。

人物评价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陈寅恪：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梁启超：王先生在学问上的贡献，那不是为中国所有而是全世界的。王国维先生年过五十而毫不衰疲......若再加以十年，在学问上一定还有很多量的发明和建设，尤其对于研究院不知尚有若干奇伟的造就和贡献。

法国巴黎大学教授伯希和：王国维是现代中国从未产生过走得这般前面又涉猎如此丰富的第一流学者。

著名历史学家，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蔡尚思：先师王国维，学问博且精；半生仅半百，贡献令人惊。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顾颉刚：今年他只有五十一岁，假使他能有康氏般的寿命，他的造就真不知道可以多么高。现在呢，他竟“中道而废”了！他竟把想象中的一座伟大的九仞之台自己打灭了！为学术界着想，他的死是一个极重大的损失，说不出代价的牺牲。

学者窦忠如认为王国维的人生旅途虽然只有短暂的50个春秋，但他在如此众多学术研究中几乎每一领域都有着极为独到精深的创见和造诣，所取得的许多成果至今也无人能与比肩。

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胡适曾回忆王国维：“他的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并就当时学术界的情况指出“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胡适还提到：此老真是可敬可爱的，其学问之博而有要，在今日几乎没有第二人。

中国文学家、思想家鲁迅：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王攸欣：王国维寥寥几万字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比朱光潜洋洋百万字的体系建树在美学史上更有地位。

家庭成员

轶事典故

海宁四才子

王国维16岁时，就已顺利通过了县试、州试和府试的资格考——岁考之后，这个年仅16岁的“童生”在家乡开始声名鹊起，遂与陈守谦、叶宜春、褚嘉猷三人被当地民众誉为“海宁四才子”，而王国维当推第一。不过，“海宁四才子”的这种交游进学并没有延续多长时间，便分散异地各奔前程了。

罗王之学

罗王之学指的就是1928年殷墟发掘之前（主要是20世纪前三十年），以罗振玉与王国维为代表的“甲骨文”学的研究。这一时期，甲骨学研究的主要力量集中于资料整理和文字考释方面，商史研究所占比例较小，但意义重大，对于确立甲骨文的学术地位具有重要作用。对于中国现代意义上考古学的诞生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1903年，第一部甲骨著录书《铁云藏龟》出版，甲骨文从古董转变成可资研究的资料，此后一批著录书出版，大批甲骨文资料得以公布。最基础的文字考释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甲骨文开始被用于商史的研究。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商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确立了商王朝的世系，极大促进了古史研究的进步。甲骨学已经初具规模，但总体的研究方法依然未完全突破传统学术的模式。

研究特点为：（1）熟习占代典籍；（2）能承受有清代考据小学音韵等治学工具；（3）以此整理地下的新材料；（4）结合古地理的研究： （5）以二重证据治史学经学；（6）完成史料之整理与历史纪载之修正的任务。

拒收“脩金”

王国维在应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后不久，北京大学便于1922年七月专程派张嘉甫前往上海，面交马衡书信和200元“脩金”。不料，王国维收下了马衡的书信而坚决拒绝了“脩金”。于是，同年八月，马衡领受校长蔡元培和国学门主任沈兼士之深意，再次驰书王国维说明了这笔款项指只是作为通讯导师的“油资”。北京大学又再派张嘉甫带着这200元到上海，并转达蔡元培和沈兼士的深意。王国维最终收下了。

后世纪念

海宁故居

王国维故居坐落在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西门内周家兜，是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少年时代的住宅。庭院坐北朝南，建筑为砖木结构。前厅正中置放王国维半身铜像，陈列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王国维故乡、家世及其生平。第二部分，介绍王国维的主要学术成就，陈列王氏各种著作和手稿。第三部分，为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王国维的论著。陈列室开放以来，吸引了众多游人和学者前来瞻仰。

清华故居

在清华园西侧，东临校河，坐落着一片整齐的平房，散布着十几户院落，这里便是清华早期教师的宿舍——西院。国学大师王国维曾在环境如此清幽的西院中度过了他最后两年的学者人生。 1925年4月18日，他偕夫人搬入西院16号与18号，两所住宅皆为平房，自成小院，两院紧邻，坐北向南，有朱漆门窗、廊柱和灰色瓦顶，是典型的北方四合院。

王国维铜像

此铜像位于王国维海宁故居的前厅。他头戴瓜皮帽，身穿中式长衫，嘴唇上留着短须，瘦削的脸上戴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看上去既斯文又折拗的样子。

王国维纪念碑

在清华大学第一教室楼北端后山之麓，有一座庄严肃穆的纪念碑，正面 端书“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这是为纪念中国清末民初大学者王国维先生而建。

王国维墓

福田公墓位于北京京郊西山风景区，北依燕山龙脉，西邻佛教胜地八大处，南边是永定河引水渠，东望六朝古都，占地120余亩。在福田公墓南4组天字区，有近代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墓。

影视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