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 （明朝末代皇帝）

简介

朱由检是明光宗朱常洛的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的弟弟。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朱由检受封信王。五年后，明熹宗因病逝世，朱由检继承皇位，改元崇祯。朱由检继位后，铲除魏忠贤及其党羽，励精图治，渴求人才，厉行节俭，想要挽救明朝的颓势，但他任人多疑，频繁更换内阁大臣，又以重典驭下，导致群臣离心离德。朱由检在位期间，内有农民起义军叛乱，外有后金军时常进犯，加之中原地区连年灾荒，导致百姓流离失所，社会矛盾尖锐，朱由检亦无力回天。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兵攻陷北京，朱由检在煤山（今北京景山）自缢而亡，终年34岁，李自成将朱由检及皇后周氏葬于田贵妃的墓中。清朝建立后，将其庙号定为明怀宗，谥号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端皇帝，改葬于明思陵。

朱由检将亡国归因于“诸臣误朕”，后世学者多对朱由检的勤于政事和勤俭节约进行了肯定，但也指出他存在不听劝谏、急躁多疑、刚愎自用等性格缺点，并且朱由检在用人上出现了很多失误，如用人摇摆不定、后期崇信宦官等，最终无法扭转历史的发展趋势。

人物生平

少年经历

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即公元1611年2月），朱由检出生于北京紫禁城，是当时的皇太子朱常洛（即之后的明光宗）的第五子。他的生母为淑女刘氏（后封贤妃，朱由检继位后追封为孝纯皇后），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去世，当时朱由检仅有五岁，被交给李选侍（人称西李，后封康妃）抚养。不久，李选侍生下皇女，无暇抚养朱由检，朱由检便由另一位李选侍（人称东李，后封庄妃）抚养，居住在慈庆宫。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明神宗朱翊钧逝世，其子朱常洛继位，是为明光宗。明光宗体弱多病，在位不久便逝世，其子朱由校继位，是为明熹宗。朱由校继位后，于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封其弟朱由检为信王。

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朱由校下诏为朱由检挑选王妃，并于第二年下令修建信王府。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六月，主持选择王妃的张皇后认为大兴县民女周氏面容丰润，端庄美丽，将其定为信王妃。之后，朱由检从宫中搬出，前往信王府居住。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二月，朱由检迎亲成婚。

朱由检在少年时对自己要求严格，衣衫不整时，绝不见内侍，目不斜视，不苟言笑。读书时，陪读不敢大声读书，朱由检呵斥道：“读书是好事，倒害羞，若是唱曲儿，倒不害羞了吗？”经书中有不认识的字，朱由检便查阅《洪武正韵》《海篇直音》《韵小补》等书，进行学习。

明熹宗朱由校在位期间，其亲信宦官魏忠贤与朱由校的乳母客氏勾结，擅政弄权。在魏忠贤的阻挠下，朱由检很难见到朱由校。朱由检在阅读汉末史书时，看到董卓、曹操等掌握朝政大权，常会手抚书卷、咬牙切齿。他还曾感慨道：“魏忠贤目不识丁，为何会总揽朝政？只是因为皇兄过于忠厚，被魏忠贤欺骗了。”魏忠贤时常向朱由检进献非应季的鲜花水果，进献的侍者多是魏忠贤的心腹党羽，而朱由检崇尚节俭朴素，并不喜欢这些进献，只是在表面上赏赐侍者。

朱由检也很关心朝政。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正月，朱由校将景王府所属的宝坻等地（今天津宝坻附近）的佃租六千三百两白银赏赐给朱由检，朱由检上书，称边境多有外患，军需匮乏，请求把这些银两作为补充军需之用。朱由校于是收回成命，将银两补充进国库。

登基称帝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八月，朱由校重病，召朱由检入宫觐见，对朱由检说：“吾弟当为尧舜”，并嘱托他善待张皇后，委用魏忠贤。朱由检十分恐惧，请求出宫。朱由校逝世后，魏忠贤等人秘不发丧，等到第二天才向众臣宣布消息，并派太监涂文辅等人迎接朱由检入宫。朱由检十分谨慎，在袖中藏食物入宫，不敢食用宫中的食物。晚上，朱由检秉烛独坐，看到一个宦官佩剑经过，便叫来这个宦官，许诺给他赏赐，把剑留在自己的桌上。深夜，朱由检听到宫中巡夜人敲梆的声音，便传令光禄寺，命光禄寺准备酒食，赏赐给巡夜人，众人欢呼。

八月二十四日，朱由检即位，大赦天下，以第二年为崇祯元年。九月，追谥生母贤妃为孝纯皇后，册封周氏为皇后。

铲除阉党

朱由检继位后，对魏忠贤加以礼遇。魏忠贤曾就请求免除建立生祠之事上书试探朱由检的态度，朱由检回复道：建立生祠，本来就是大众舆论所公允的，魏忠贤不居功自傲，更见其辛劳和谦虚。有时，朱由检在处理朝政时，还向魏忠贤及其党羽询问前朝政事。朱由检的礼遇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魏忠贤等人的疑虑，为之后的行动做了准备。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十月以来，大臣陆澄源、钱嘉征等人陆续向魏忠贤发起弹劾，列举了魏忠贤的十条罪状。魏忠贤得知后，在朱由检面前哭诉，朱由检命内侍当廷朗读钱嘉征的奏状，让魏忠贤跪着聆听，魏忠贤十分恐慌。之后，魏忠贤以生病为由，请求辞职，朱由检批准魏忠贤回家养病。其后，朱由检将魏忠贤贬谪至凤阳（今安徽滁州附近），又以魏忠贤身边多有身带兵刃的亡命之徒、疑其有反叛之心为由，将其逮捕至京，魏忠贤得知后，自缢而死。朱由检又逮捕其党羽，或处以死刑，或发配充军，铲除了阉党势力。

励精图治

朱由检继位后，励精图治，勤于政事。他每天“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常去文华殿召见大臣，讨论政事，坚持每日讲筵，学习《大学衍义》及《宝训》《大明律》诸书，并勤勉批阅奏章，有时批阅到半夜才休息。时人将朱由检誉为“汉、唐以来良所稀见”。

魏忠贤及其党羽被铲除后，原来依附魏忠贤的几名内阁大臣也被弹劾和贬谪。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十二月，朱由检突发奇想，决定以枚卜法（即抽签选取之法）选用阁臣。朱由检将大臣和科道官召集到乾清宫，先向天祈祷，再将群臣推荐的阁臣姓名写到纸上，装入金瓯之中，然后用筷子夹出。朱由检先夹出了钱龙锡、李标、杨景辰、来宗道四人的名字，这时，群臣因时局艰难为由，请求朱由检扩大阁臣数额，朱由检便又夹出周道登和刘鸿训二人的名字，将六人任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政务的商讨和处理。虽然此举稍显荒唐，但朱由检达到了以新内阁取代魏忠贤内阁的目的。

明朝末期，后金时常进犯，占据了辽东的大片土地。为了迎击后金，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朱由检将袁崇焕任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命他率兵前往辽东前线，抗击后金。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十月，后金大汗皇太极南下进犯，兵临北京城下，朱由检命袁崇焕率兵回防，守卫京师。十一月二十三日，朱由检召见袁崇焕、兵部尚书申用懋等人，抚慰赏赐守卫京城的诸臣。但不久，大臣温体仁上书弹劾袁崇焕通敌，朱由检信以为真，再次召见袁崇焕，责问他擅杀毛云龙、战事不利等事，命锦衣卫将他逮捕，其后又判处袁崇焕死刑。十二月十七日，朱由检命部将满桂迎击后金军队，结果明军大败，明军将领满桂和孙祖寿阵亡。

内忧外患

大旱不断

崇祯年间，由于小冰河期发展至高峰，导致干旱、蝗灾频繁，粮食歉收，造成了“民穷财尽”的局面。而西北地区和中原受灾尤为严重，据《豫变纪略》记载，河南地区多次爆发旱灾和蝗灾，直至“赤地千里”的地步。在如此大规模的旱灾下，百姓或是只能采草根树叶充饥，或是自杀一死了之，或是流落他乡、行乞为生，或是骨肉相残、以人为食。朱由检曾采取多种措施试图缓解旱灾，如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四月，因天久大旱，朱由检搬至文华殿居住吃斋，并命百官修身反省。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朱由检减免了登州（今山东蓬莱）和莱州（今山东莱州）两个受灾地区的欠缴赋税，又向陕西、山西发放钱币，赈济灾民。此外，朱由检还多次在宫中祈雨。但朱由检的措施只是杯水车薪，未能改变全国多年灾荒的颓势。

叛军四起

连年饥荒导致百姓流离失所，而赋役加派有增无减，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叛军四起，天下大乱。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陕西的神一元、不沾泥、红军友、点灯子等起义，张献忠也在延安起兵。次年，各支农民军纷纷从陕西向山西转移，部众达20万人，并先后拥立王自用、高迎祥等为盟主。

面对农民大起义的局势，朱由检命杨鹤为三边总督，对农民军采取“剿抚兼施”的政策。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由于未能解决最根本的社会矛盾，招抚失败，神一魁重新起义，朱由检将杨鹤逮捕下狱，又起用洪承畴为陕西三边总督，改“招抚”政策为急剿政策。面对明军的围剿，农民军于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冲破明军的包围，乘黄河结冰时渡河，转战于河南、湖广、四川、陕西诸省，开始形成全国性的大起义。

面对农民起义军的反抗，朱由检又先后任命陈奇瑜、洪承畴为五省总督，负责镇压起义，又起用卢象升为郧阳抚治。在卢象升等人的指挥下，农民起义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高迎祥被明军抓获，李自成也被迫退回陕西。几年之后，蛰伏的农民军卷土重来，在长江以南展开了斗争。朱由检先后命将领左良玉、杨嗣昌率军征讨起义军，但农民起义军势如破竹，左良玉被农民起义军大败，杨嗣昌则因洛阳、襄阳相继陷落，忧惧而死。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以来，农民起义军逐渐占据了优势。朱由检起用傅宗龙为陕西三边总督，率川陕兵两万驰援开封，结果被李自成擒杀于项城（今河南项城）。次年，朱由检起用孙传庭为陕西三边总督，率领京师军队驰援开封，被张献忠打败。

后金侵扰

朱由检继位以来，后金皇太极率兵不断南下侵扰。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正月，清军攻克永平（今河北唐山、秦皇岛一带），知府张凤奇等死于战火。清军随即攻克滦州（今河北滦州），兵部右侍郎刘之纶在遵化（今河北遵化）与清军交战，战死。之后，清军向东退回，永平、遵化等地相继收复。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四月，孔有德及其党徒耿仲明等向大清兵投降。七月，清军夺取旅顺（今辽宁旅顺），总兵官黄龙战死。次年正月，广鹿岛副将尚可喜向清军投降。七月，清军进犯，朱由检命总兵官陈洪范据守居庸关，巡抚保定都御史丁魁楚等镇守紫荆（今河北易县）、雁门。清军攻下保安（今河北涿鹿）、万全左卫（今河北怀安）后，挥师出塞。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七月，清军又进犯昌平（今北京昌平）、宝坻，接连攻克近畿州县。朱由检急命卢象升入京救援，清军又退守关外。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九月，皇太极再次率兵进攻，一路南下，攻占了山东地区众多城池；次年正月，清军攻破济南府，德王朱由枢被活捉，布政使张秉文等战死。三月，清军才引兵北回。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四月，清军攻锦州，祖大寿奋力拒守。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十一月，清军分兵入塞，京师戒严。朱由检命勋臣分守九门，由太监王承恩监督检查城防，还下诏推举能率军守京大将，又征调各镇兵入京救援，清军大肆劫掠后率兵离去。

国破身亡

明朝覆亡之象渐显，朝野内外人心散乱。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正月，朱由检到皇极殿接受百官朝贺，文官只有内阁首辅周延儒，武将只有一名勋臣。钟鸣之后，朱由检命开东、西长安门，朝臣寥寥无几，过了很久，才有急忙赶来的大臣，勉强完成了朝贺礼。九月，将领孙传庭收复宝丰，击败前来迎战的李自成。之后，孙传庭因缺乏军粮引兵退去，李自成乘势追击，大败孙传庭，孙传庭只好以残兵退守潼关（今陕西潼关）。十月，李自成攻克潼关，又接连攻克临潼、西安、凤翔等陕西诸州县。面对险恶局势，朝中群臣仍未认清形势，内阁首辅陈演还安慰朱由检说“逆贼进入关中，必定会贪恋钱财和美女，就像虎入陷阱”。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正月，朱由检到皇极殿接受百官朝贺，发现只有一名金吾在场，朱由检命再次鸣钟开门，很久都没人前来。朱由检便准备先祭拜太庙，再接受朝贺，但此时车驾銮舆尚未准备妥当，只能等待。随后，文武官员陆续赶来，站朝班时一片混乱，勉强完成朝贺。

二月，李自成攻陷太原（今山西太原），活捉晋王朱求桂，巡抚都御史蔡懋德等被杀。其后，李自成一路北进，山西总兵周遇吉奋力相战，因军粮匮乏，被迫退守宁武关（今山西宁武）。此时，朱由检下诏，命各地驰援京师。左都御史李邦华、右庶子李明睿请求南迁，但朱由检不允许。不久，李自成攻陷宁武，周遇吉奋力战死。三月，李自成行兵至大同（今山西大同）。

东阁大学士李建泰上书请求朱由检南迁，朱由检将李建泰的奏折拿给文武百官看，说：“一国之君应该为国而死，我是否要前往？”兵部尚书李邦华也请求让皇太子前往江南，被朱由检拒绝。三月初四日，朱由检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左良玉为宁南伯、唐通为定西伯、黄得功为靖南伯，征召各镇兵入京救援。但吴三桂因需要将关外百姓迁入关内，一时难以赶到，只有唐通的勤王军及时赶到，朱由检命唐通与内臣杜之秩据守居庸关。三月十一日，李自成到宣府（今河北张家口一带），驻守宣府的太监杜勋投降，巡抚都御史朱之冯等被杀。十五日，唐通、杜之秩向李自成投降，李自成于是挥师进入居庸关。三月十六日，李自成攻陷昌平，开始攻打京师。十八日傍晚，京师外城陷落。当晚，朱由检命太监王之心、栗宗周、王之俊带着三位皇子出宫，前往成国公朱纯臣处，又命众嫔妃自尽，周皇后自缢而死。

十九日拂晓，内城陷落，朱由检在万寿山自缢而死，太监王承恩与其一同自缢。朱由检的衣襟里留有遗书，写道：“我因无德，干犯天怒，降下这场大灾，然而这都是各位大臣害了我。我死后无脸见祖宗，自己去掉冠帽，用头发盖住脸面。现在任凭盗贼分裂，但不要伤害百姓一人。”二十八日，李自成将朱由检及周皇后的棺材葬于田贵妃的墓中，明朝至此灭亡。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四月，清军在山海关打败李自成。五月，清军进入京师，清摄政王多尔衮用皇帝安葬礼节重新安葬朱由检，宣布臣民为朱由检发丧三天，并命李明睿为朱由检拟定庙号和谥号。李明睿拟庙号为“怀宗”，谥号“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端皇帝”，陵号“思陵”。顺治十六年，改“端”为“愍”。而南明弘光政权于崇祯十七年六月为朱由检拟定了“思宗”的庙号及“绍天绎道刚明恪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的谥号。

执政举措

政治

朋党政策

朱由检统治期间，对于朝中党争，采取了分权制衡的策略，在听取东林党人进谏的同时，任用非东林党人为官，以期达到互相制衡的目的。但由于朱由检疑心过重、猜忌无常，导致正直之臣遭受猜忌，庸常之辈无所作为，朝中的党争并未减少，不同党派的斗争反而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吏部推选阁臣，东林党人礼部侍郎钱谦益担心同为礼部侍郎的周延儒和自己并列，自己入选阁臣无望，于是命自己的门生瞿式把周延儒的名字从名单上删去。但朱由检看到名单上没有周延儒，便将众臣召来询问。礼部尚书温体仁弹劾钱谦益贪污受贿，结党营私，朱由检听后十分愤怒，将钱谦益及与其亲近的大臣贬谪。其他东林党人认为钱谦益被周、温攻讦实属冤枉，纷纷上书弹劾，朱由检更加确信朝中有结党之事，于是对温、周二人更为宠信。

由于朱由检重用反东林的温体仁、周延儒，漏网的阉党余孽又有兴起之象。阉党余孽高捷、唐世济等人为了报仇，诬陷铲除阉党时负责断案的大学士钱龙锡，朱由检未加详辨，将钱龙锡下狱，将其发配充军。朱由检在位期间，阁臣温体仁等人善于揣摩皇帝心思，颇得朱由检信任，自己则培植阉党余孽，铲除东林势力，使得朝中党争激烈。

任用宦官

朱由检刚继位时，铲除了魏忠贤及其党羽，并召回各地的监军太监，杜绝宦官干政，有效地抑制了宦官势力。但其后，朱由检又认为文武百官好推诿、不作为，又重新启用宦官。如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十一月，朱由检派遣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视行营，十二月，又派司礼太监沈良佐、内官太监吕直驻守九门及皇城门。其后，朱由检更是大规模任用太监，群臣曾进行激烈反对，但朱由检认为大臣们于国家大计不言，却专挑内臣的过失，无疑是“要挟朝廷”，因此凡是进言攻击内臣的文臣轻被呵斥，重则被削职、遣戍。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八月，朱由检曾下诏撤回监军太监，但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六月，清军南下时，朱由检又派太监驻守紫荆、龙门等关隘，此时的太监不仅仅是监纪，而且是总督、分守，有权直接指挥人马，宦官在朝中的势力顷刻大涨。

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三月，朱由检再次将驻守各镇的内臣召回，严禁内臣干政。但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朱由检为抵御清军，又派宦官监镇分守。直至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大明江山已分崩离析，朱由检无计可施，只能派宦官监守四方。但由于农民起义军和清军势如破竹，太监们也并未起到监守作用。

改革内阁

朱由检认为自幼入学、沉溺于举子之业的学士，虽有文学之才，但多不谙政务，脱离实际，难以因事应变、以济时艰。因此，朱由检改变旧例，用治行卓著的知县入翰林院，进而改变内阁臣子的来源。朱由检从实际出发，选用熟悉政务的官员入阁，有利于提高政事效率，但大多阁臣不能满足他的要求，所以朱由检频繁更换阁臣，朝中政局仍然混乱。

改革科举

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御史王道纯上书请求对科举制度加以变通，朱由检允许了上奏。后来选举贡士，朱由检亲自批阅，涉及的内容多是关于当时时局和社会矛盾的问题。朱由检破格寻求人才，如邱民仰、宋一鹤、何腾蛟、张亮以忠义得官，刘可训以武功得官，刘应遇、孙元化、徐起元皆以勤劳得官。

重典治臣

朱由检统治期间，对文武官员极为严苛，叛逆者诛杀，封疆大吏有过失者诛杀；有政事失误的，轻则贬谪，重则杖毙。在重典之下，众官员不敢参与政务，最终导致群臣“敢做事的人少，怕事的人多，无才的人本来就不能办事，有才的人也不肯办事”。

军事

整饬兵务

朱由检即位之初，为了稳固封建统治，对边塞军务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五月，朱由检召集群臣，令其奏报所掌管事务的设想和具体筹划。六月，刑科给事中薛国观上书揭露营伍弊端，朱由检十分赞同，命提督京营保定侯梁世勋“戒以训练”。但军士因粮饷及兵将间的矛盾，时有哗变，军队本已不太强大的战斗力更加削弱。

发展火器

朱由检为了抵御清军，引进西方技术，大力发展火器。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后金军进犯，京城告急，徐光启发展实学的思想占了主导地位。朱由检召见廷臣时，徐光启建议兵既要练战，也要练守，而守城要依仗火器。朱由检对徐光启的火器论大加赞赏，命徐光启制造火器。徐光启在北京城内设立一个小型兵工厂，制造火器。而传教士陆若汉和西劳等携带西洋火器赶赴京城，并帮助铸造弹药。朱由检还命京营提督会同提协诸臣在都城冲要之处设大炮，选将士练习西洋点放法，并赐炮名为“神威大将军”。引进的西洋大炮在遵永大捷、皮岛海战等战役中均发挥重要作用，为明军的胜利做出贡献。

徐光启逝世后，朱由检又命汤若望负责制作火器和西洋大炮诸务。汤若望经过钻研，制造出大炮二十门，还有能驮在马背上的小型炮五门。其后，朱由检又令官府出资动员民间商匠制造火器，制造出三眼枪、五眼枪、神枪、循环炮等火种火器，军事技术有了较大的革新和发展。

经济

财政改革

明中后期，后金势力崛起，时常进犯明朝，为了保证军队供给，政府不断加派赋税，人民负担日益严重。朱由检即位之初，军饷加派拖欠严重，户部已面临破产边缘。面对财政的无底洞，朱由检要求户部彻底地进行财政总体数字的盘点。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三月，朱由检要求户部将新、旧饷库账册“五日一报”，在太仓银库之外，朱由检也逐步要求各边镇饷司需要月报饷数。定期奏报可以帮助政府进行流程控管及效率提升，对于掌握财政供给及库存变动数字的管理有很好的作用，但这一措施未能获得朝野上下的共识和严格执行，因此很难有具体的效果。

加派三饷

崇祯统治期间，后金势力迅速壮大，辽东战事急剧恶化。朝廷只得招兵买马，驰援前线，而所需军饷甚巨，于是朱由检下诏加征“辽饷”，每亩加派三厘。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朱由检为镇压农民起义，开征“剿饷”；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朱由检又下令加征“练饷”。“辽饷”“剿饷”“练饷”，合称“三饷”，三饷加派完全不过问生产状况，唯军费所需而决定征收额，而税制的混乱又诱发了官吏的贪污腐败，使得经济不断恶化，城乡缺少再生产的资金，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最终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厉行节俭

朱由检继位后，提倡节俭，以不忍因衣物工艺劳累一方百姓为由，免除苏杭织造。明神宗以来，每日御膳花费万余金，朱由检将其减少至原来的百分之一。按照旧制，皇帝的冠、袍、鞋、袜需要每日更换翻新，朱由检改为每月翻新一次，还遣散了玉熙宫的伶人。宫中的月宴、时宴及外戚、公主家按时进贡的瓜果，朱由检全部下令停免。其后，朱由检下令除了冬至、元旦、万寿节（即皇帝的生日）、端阳、中秋及诸大典礼可以奏乐，其余典礼都不必奏乐。还规定宫中使用锡、木、瓷器，金银器只在典礼上和赏赐大臣时使用。朱由检还命文武百官均厉行节俭，但收效甚微。

海禁政策

朱由检继位后，因沿海海盗活动猖獗，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三月下令实行海禁，禁止私人出海贸易。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福建巡抚熊文灿招安了海盗头目郑芝龙，便请求重开海禁。但次年，海盗刘香老不断侵扰，朱由检又下令实行海禁。直至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朱由检才解除海禁政策。长期实行海禁政策使得沿海商人的活动被限制，政府的税收大量流失，而制止私人海上贸易又花费了大量军费，导致国库空虚，不利于明朝的继续发展。

文化

编制历法

明代的历法沿袭元朝郭守敬的《授时历》而成，由于长期未加修订，出现了明显的差误。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五月，出现日食，徐光启按照西洋历法，准确推算出了日食的持续时间，于是朱由检命礼部修订历法，开设西洋历局，以礼部左侍郎徐光启为监督，以李之藻为协助，开设修订历法。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经过几位传教士与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等人通力合作，完成了《崇祯历书》。但由于时局艰难，这一历法并未启用。

引进西学

朱由检反对空谈，欣赏实干，因此，他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新鲜事物抱有浓厚兴趣。朱由检在位期间，来华传教士的地位与影响有了较大提高。龙华民、汤若望、罗雅谷、邓玉函等传教士在宫中编制历法，完成了《崇祯历书》，编写了《远镜说》等书籍，还翻译了一批西方天文学著作，制作了用于观察天象的仪器，推动了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而传教士也曾在宫中传播天主教，庞天寿等宦官、宫女都曾受洗入教。在西方科技思想的影响下，我国也出现了《农政全书》《天工开物》等对中国相关科技成就的总结类书籍。

民族与外交关系

朝鲜

朝鲜长期是明朝的藩属国，而朱由校统治期间，后金进犯朝鲜，强迫朝鲜与后金结盟。朱由检继位之初，朝鲜国王李倧上书奏报后金对朝鲜的进犯，朱由检则进行了回复，对其苦衷表示谅解。其后，朝鲜多次派遣使臣入朝进贡。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皇太极发动丙子之役，长驱南下，直抵朝鲜首都汉城。朝鲜国王李倧逃至南汉山城，被围困四十余日后出城投降，此后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成为清朝的藩属国。朱由检得知后感叹：“朝鲜国累世忠义，因力不能敌，降服于后金，情况特殊，值得怜悯。”

琉球

此前，明廷因每次册封琉球时，都需要伐木造舟，使者需在海上颠簸数月，难免存在风险，而小国也难以承担进贡之花费，于是改变了派遣大型册封使团的做法，只指派一名武臣和请封陪臣前往琉球，祭祀先王，册封新王。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琉球贡使前来觐见，请求恢复旧例，派遣官员前往琉球册封，礼官何如宠以路途艰险、费用巨大为由，请求朱由检命陪臣领封，但朱由检并未听从，而是命户科给事中杜三策、行人司司正杨纶前往琉球，完成册封礼节后返回。此后，琉球多次遣使前来进贡。

安南

明嘉靖年间，任国公莫登庸发动叛乱，篡夺政权，推翻了黎氏的统治，明朝只得承认莫氏政权在安南的统治权，但仅给予了莫氏“高平令”的称号。近几十年后，黎氏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推翻莫氏政权，重新控制安南。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黎氏遣使前来朝贡，并请求恢复“安南国王”的称号。但朱由检并未答应，直到南明永历政权建立，才同意恢复“安南国王”的封号。

蒙古

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后金发动了对察哈尔部的进攻，迫使察哈尔退出西拉木伦河之外。察哈尔部西迁至宣府、大同边外后，很快兼并了喀喇沁、土默特、鄂尔多斯三部，并遣使向明索取市赏。朱由检为了利用察哈尔牵制后金，同意将市赏全部给予察哈尔部。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察哈尔部再度受到皇太极的攻打，林丹汗被迫西迁至河套地区，朱由检不惜拿出百万余两白银，期望林丹汗与明军配合，反击后金军队，但林丹汗在领取重赏后立刻西去。后金军队撤退后，林丹汗又派使者来明邀赏赐，明朝不给，林丹汗就掠夺边境。次年，林丹汗率兵进犯灵武（今甘肃灵武），被总兵王承恩击退，察哈尔部与明朝的结盟宣告破裂，利用察哈尔部牵制后金的计划也宣告失败。

朱由检统治期间，明朝与蒙古的土默特部、喀喇沁部等部落长期保持贸易关系，对于跟随土默特前来贸易的外喀尔喀蒙古，也采取“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态度，以获取贸易之利，并从蒙古诸部搜集后金的情报。直至明朝灭亡前夕，仍有大臣提议赏赐蒙古钱财，命他们牵制清朝，但朱由检认为此举可能后患无穷，并未应允。

历史评价

对于朱由检的人生经历，不少学者都进行了评价，评价内容主要为他的性格、用人和与明朝灭亡的关系。

性格评价

学者一般认为，崇祯的性格特点较为复杂，表现出两面性。如学者王昊认为，一方面，崇祯“勤心政治，生活简朴，不玩物、不丧志，更不沉溺于酒色”；另一方面，“崇祯帝的性格特点基本上可以概括为急躁、多疑、自信及死爱面子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董郁奎也认为，一方面“崇祯崇尚节俭、勤于政事，私生活上也比其先辈们节制的多”；另一方面“崇祯虚荣、刚愎自用，听不进忠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德信通过探察崇祯的生活环境、地位变化及其面临的危难形势指出：“崇祯帝朱由检生长在一个畸形的家庭和社会中，因而其性格也是畸形的。”并且还注意到其性格的动态变化过程：“形势越危重，其性格缺陷暴露的就越充分；而暴露的越充分，对事变的处置便更无章法。如此恶性循环，终于导致他自缢煤山的悲惨结局。”

用人评价

学者何草认为：“崇祯以严厉的手段结束了明代历史上最黑暗的宦官执政的时代。然而就在他努力清除宦官专权的同时，又重蹈覆辙，崇信宦官。”学者梁希哲、王昊认为：崇祯的用人，以崇祯二年冬的己巳之变为限分为两个阶段。己巳之变以前，打击阉党，依靠东林；己巳之变以后，右武轻文，复用宦官。

学者郑云波认为其用人特点有三：一是任人唯贤；二是摇摆性；三是执政晚期的盲目性和滥用性。朱久昀、王兴亚则总结为：“取士不以德才为据，所用多为庸鄙之辈；朝中大臣更换频繁，不能形成稳定的领导集团；不相信臣下，言而无信，诿过于人，挫伤了百官的积极性；以重典绳下，滥杀滥罚，致使臣下畏罪饰非，同他貌合神离。”可以看出，崇祯的用人存在诸多失误。

与明朝灭亡的关系评价

后世人物多认为朱由检与明朝灭亡无过多关系，如明遗民张岱评价道，朱由检是“即古之中兴令主”，厉行节俭，理财严苛，渴求人才，行法迅捷，但在廷群臣毫无筹划，只知随声附和，到了危急存亡之秋，无人为皇帝分忧助力，才有皇帝“诸臣误朕”之语。

而西北师范大学教授郭厚安认为朱由检的性格对明朝的灭亡也有一定推动作用。他评价道，明朝的“致亡之本”是“首先在于完全丧失了人心，其次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崩离析，再次是朱由检的举措乖张。”陈生玺则指出，朱由检在明朝与清的斗争中犯了误杀袁崇焕、议和失败、调吴三桂入关支援等几次严重的错误，最终导致明朝灭亡。

综合评价

对于朱由检这样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后世学者评价历来褒贬不一，各持毁誉。

《明史》对朱由检的评价较为正面，认为朱由检即位之初，铲除了奸贼叛逆，可惜大势已去，朝廷上有党派纠纷，边境将士骄逸怠惰，天下流寇四起，不可挽救。朱由检在位十七年，殚心竭虑，励精图治，想要得到人才，但所用非人，使得政事延误。于是又信任宦官，致使朝廷运转脱离常轨。最终身遭不幸，是天命气数所定。后世学者也多有对朱由检的同情之语，如广东海洋大学教授苗体君认为朱由检“是十分勤政、贤明的。但明王朝已日薄西山，他已无法恢复元气。”学者王昊也认为，明朝的灭亡及后金入主中原，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结局，崇祯帝个人无力也不可能扭转历史的发展趋势。

但也有学者对朱由检的评价趋向于负面，如山东大学教授晁中辰认为朱由检是“汲汲邀誉的专家”，在他统治期间，百姓被天灾人祸逼得背井离乡，而造成这一局面的崇祯却说了几句好话，使得后人认为他是个好皇帝。

而更多学者认为，简单地以好或坏来评价朱由检是不全面、不科学的，应结合当时历史背景及其作为进行客观的历史评价。王昊认为，朱由检政治才能不强，也不善于汲取有益的经验加以运用，是一个志大才疏的人物。但他勤于政事，生活简朴，不沉溺于酒色，其个人品质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董郁奎作出了较为客观全面的评价：“崇祯在明王朝已千疮百孔的形势下继位，以后能始终勤于政治、崇尚节俭，直至明亡，这可与一些明君相提并论，值得肯定。他虽然始终在为挽救明王朝而作努力，但他的所作所为反而加速了明的灭亡。他急于求治而又志大才疏，结果把国家越治越乱。”

人物争议

中反间计

《清实录》记载了皇太极设反间计，安排汉将鲍承先等谈论袁崇焕私通后金之事，故意让明朝被俘的太监杨氏和王氏听到，然后将两人放回，朱由检听信太监之言，将袁崇焕逮捕下狱，最后将其处死。

但学者李宝臣认为，朱由检中反间计的说法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始于《明史》的编撰，而明朝的史料中并未记载此事，因此袁崇焕被逮捕处死主要是因为“五年复辽”计划的失败。

自缢地点

朱由检自缢的具体地点众说纷纭，有煤山（今北京景山）寿皇亭、红阁、巾帽局、寿宁宫、寿皇殿等不同说法，也有记载认为朱由检自缢于一棵树上，有槐树、松树等说法。之后清朝将景山东麓的一棵槐树定为朱由检自缢之处，称之为“罪槐”，并在树上锁铁链，用于警戒后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铁链遗失；“文革”期间，槐树被折去树枝、剥光树皮，不久便枯死。1996年，将北京建国门居民院中的一棵槐树移植至景山，留存至今。

轶事典故

登基先兆

明熹宗朱由校登基时，朱由检年仅十岁。有一天，朱由检问朱由校道：“这个官我能做吗？”朱由校答道：“我当几年官后，便交给你来做。”后来，此言一语成谶，朱由校因病逝世，临终时传位给朱由检。

仁爱之心

朱由检成婚时，有人献上两尾鲤鱼，以示庆贺。朱由检看到一条鲤鱼从缸中跃出，身有损伤，另一条鱼两眼转动，有求生之意，朱由检不忍将其宰杀食用，便命人将鱼放生。

朱由检继位后，向大臣王体乾、宦官魏忠贤等人问起用于刑讯逼供的立枷，认为此物不应使用，故下令废除了立枷。

墓葬

明思陵位于明十三陵区西南隅的鹿马山（又名锦屏山）南麓，是朱由检及皇后周氏、皇贵妃田氏的合葬陵墓。朱由检自缢而死后，李自成下令将崇祯帝和皇后周氏葬入田贵妃的墓中。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五月，顺治帝下令以礼改葬崇祯帝，营建享殿、碑亭等地面建筑，并立碑纪念。民国年间，国民党军队大规模拆毁陵园地面建筑，如今仅剩石五供、石碑等得以保存。

后世纪念

历代帝王庙牌位

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康熙帝下令整修历代帝王庙的祭祀牌位，认为万历、泰昌、天启三朝皇帝是导致明亡的主要原因，而朱由检励精图治，只是因为事势衰败，无力回天，于是将明神宗、明光宗、明熹宗的牌位移出历代帝王庙，而在历代帝王庙中保留了朱由检的牌位。

殉国纪念碑

1930年，故宫博物院在景山东山坡槐树前立《明思宗殉国处》碑，由故宫博物院理事、北京大学校长、书法家沈尹默题写碑文。

1944年，为朱由检自缢三百周年，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筹备会于槐树旁立《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其碑文由傅增湘撰写，陈云浩书丹，潘龄皋篆额。此后，《明思宗殉国处》碑被移至寿皇殿院内。

1955年，景山公园重新开放，因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的碑文对李自成起义军不敬，故该碑被拆除。2004年，两块碑均被复立于原处。

朝鲜纪念

朝鲜作为明朝的藩属国，在明清易代之后，朝鲜王国从君臣到士人，普遍出现了思念、效忠明朝的“遗民”情怀。

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自称为大明处士的许格等人在岩壁上镌刻了崇祯皇帝的“思无邪”、明宣祖的“万折必东”和“再造藩邦”以及孝宗的“日暮途远，至痛在心”等字句以示纪念，此即朝宗岩。

清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为了报答在清军讨伐朝鲜的战争中向朝鲜派遣援军的朱由检，朝鲜英宗将设于朝鲜王宫禁苑的大报坛由专祀神宗皇帝改为并祀明太祖、明神宗和崇祯帝。

清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流亡朝鲜的明遗民王德一修建了大统庙，用于祭祀明太祖，之后又增加了明神宗和朱由检的牌位。

家族成员

以上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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