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 （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固撰写的纪传体断代史书）

书名

《汉书》的名称是班固所定，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这是“稽古”，即仿古的用法，这种以“书”为名的用法始于《尚书》。《汉书》成书时间先于南朝宋时期史学家范晔编撰的《后汉书》，故又可称《前汉书》。从《汉书》开始，以后朝代的正史，如《旧唐书》《新唐书》《隋书》等，多以“书”命名。

成书过程

东汉时期，政治相对稳定、经济逐步繁荣，统治者得以重视和发展文化事业，皇家藏书丰富，各类书籍接触容易，这都为《汉书》的编撰提供了有利的前提条件。例如，《汉书》汉武帝以前的部分对《史记》多有参考，许多纪、传直接采用了《史记》原文；班固首创的《艺文志》，也是依据西汉刘歆《七略》删节而成，各类资料为《汉书》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来源。

但随着大一统格局的进一步巩固，统治者思想控制也不断加强，儒学地位独尊，导致了官方的干预贯穿了《汉书》成书的全过程，儒家正统思想的强势弱化了史学家的个人史学观念。

与此同时，东汉社会中的士族规模不断扩大，这些家族集政治、史学、文学等于一体，在家族内部保持了良好的学术传承，以维护家族的门第威望。其中，扶风班氏家学显赫，因《汉书》而闻名。

草创

班彪，字叔皮，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是一心钻研史籍的儒学大家。他认为《史记》没有做到“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且对当时已有的诸多《史记》续篇也并不满意，于是自己提笔撰成《史记后传》六十五篇，这可以说是《汉书》文本形成的第一阶段。

成书

班固，字孟坚，生于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班彪长子，下有弟弟班超、妹妹班昭。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班彪逝世后，班固决心继承父志，于是以《后传》为底本，着手继续编撰。然而，此时东汉私自修改国史是被严格禁止的，班固被人告发而被捕下狱，书稿被抄。他的弟弟班超上书为班固辩白，借此，班固的史学才华得到了汉明帝的赏识。永平五年（公元62年），班固被召到京师担任兰台令史。之后，他被升为尚书郞，负责“典校秘书”，又在明帝授意之下继续完成《汉书》书稿，从此一连工作了二十多年，直到汉章帝建初中叶基本成书。

续补

汉和帝永元初，班固作为窦宪的幕僚，担任中护军，参与谋划，协同出击匈奴。此后，班固因窦宪得势，也随窦宪失势自杀而被捕下狱。永元四年（公元92年），班固死在狱中。

班固逝世后，《汉书》还遗留下八表和天文志未能作成。于是，汉和帝命班昭入东观藏书阁，替兄长补作《汉书》；又命他们的同郡人，著名经学家马融之弟马续帮助班昭，作成天文志。至此，《汉书》最终完成。

总而言之，《汉书》草创于班彪，成书于班固，续补于班昭、马续，才得以最终定型。正如清代学者赵翼所云：“凡经四人手，阅三四十年始成完书，然后知其审订之密也。”

体例

纪传体

在中国早期史学中，编年体与国别体是史书撰写的主流选择。西汉时司马迁《史记》首创纪传体，首次将“人”放置在了历史叙述的核心地位，具有突破性意义。而班固《汉书》继承了这种形式，并进一步有所发展。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解释了纪传体的含义：“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概括来说，纪有统领众类、网罗万物之意，《汉书》十二纪采用编年体，通过对帝王事迹的记录，总览国家大事，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传以释纪，传则是作为纪的补充说明，七十传编列事件，补充帝纪未能说明的部分。这就是《汉书》纪传体特征的体现。

断代史

断代史始创于《汉书》。《汉书》是在班彪《史记后传》的基础上编修而成的，但是与《史记后传》以及其他通史皆有所差别，这也能从书名里看出，《汉书》纪、传所记，上始自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7年-前206年），下止于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仅记录西汉一代共二百三十年的历史（表、志也有不限于西汉的，仅为个例），故称断代史。

为了能够更加适应西汉王朝政治运作的现实状况，《汉书》开创了史书仅记载单一王朝兴亡的纪传体断代史形式，从此创立了全新的官方史学范式，影响深远。

内容

《汉书》包含十二纪、八表、十志和七十传，凡百篇。纪划分出框架提纲，表、志、传则作进一步内容充实，这四部分互为补充，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了西汉一代的历史。

纪

纪，实为帝纪，班固在编撰过程中明确遵从“一帝一纪”的范式，《汉书》以年代为序，包含了西汉的高帝、惠帝、高后、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共十二帝纪，集中记载了事关国体的大事，将西汉前后二百三十年的历史脉络清晰地呈现于眼前，折射出西汉一代盛衰大势，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

表

表虽称为表，实际由序文和表格两部分组成。整体的顺序安排，纵向上由古及今，由分裂到一统，横向上由刘氏皇族到异姓功臣，由汉朝中原到异域，清晰地记录了诸侯、外戚、功臣、百官等人物及史事。

《汉书》八表中，《异姓诸侯王表》《诸侯王表》《王子侯表》《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外戚恩泽侯表》以年代为序，呈现出了西汉王侯勋贵的世系传承，其中《外戚恩泽侯表》，外戚恩泽侯原属于功臣表，但班固认为实是无功而侯，将其从功臣表中剔除，单独另起一篇，反映了西汉外戚权重、封侯泛滥的社会现象。《百官公卿表》与《古今人表》的记录内容则不仅限于西汉一朝史事。《百官公卿表》是现存传世文献中最早的秦汉官制大纲，上篇为序文，叙述了秦汉官制发展历程，下篇为表格，梳理汉代官员任免情况。《古今人表》则品评了从上古传说人物太昊帝开始至秦朝末年的近两千位历史人物。

志

为避免与《汉书》中“书”之名称相重合，班固改“书”曰“志”。《汉书》十志从横向角度，分类囊括了西汉当时的各种典章制度。

篇目上，《汉书》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合并，又新创《五行志》《地理志》《刑法志》《艺文志》四志，大大拓展了“典志体”可以包含的社会生活的范围。其中，《地理志》借地理山川等体现历代国君治国之方略，以此展现西汉的大一统统治，对我国的历史、地理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艺文志》记载了自先秦时代自西汉末年尚存的典籍，大体依据刘歆《七略》编撰而成，《七略》则是刘向《别录》的删节本，二书是中国古代目录学之源头，但早已失传，《汉书·艺文志》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对研究上古学术极为重要。

传

七十传主要记录了人臣之事及四裔历史，从篇名就能体现出所传的人物，具体可分为单传、合传、类传、民族传（或称四裔传、四夷传）。另外，最后的《叙传》为班固自序，是仿《太史公自序》而成。

一人一传是单传，如《贾谊传》《董仲舒传》。其中，王莽由于其“篡汉”的特殊政治性质，未立纪而单立《王莽传》，史料详实，成为后世研究王莽其人其事的重要文献。

二人以上是合传，如《陈胜项籍传》《樊郦滕灌傅靳周传》。

同类人物是类传，如《儒林传》《循吏传》。

民族传记录四裔历史，如《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

与《史记》相比，《汉书》省世家而入传。这是由于世家主要记述春秋战国时期和汉初开国时的贤相名臣，而这些世代相承的世家群体在西汉政权成立后已然不复存在，班彪在《史记后传》中就已经去掉了“世家”，《汉书》也顺应时代发展之势，继承了《后传》的做法。例如，《史记》有《外戚世家》，《汉书》中则为《外戚传》，与《外戚恩泽侯表》互为补充。

版本

注本

东汉桓帝时代，延笃作《汉书音义》，应是《汉书》最早的注本，今已亡佚。

汉灵帝时，服虔、应劭等人为《汉书》作了音义，是现存最古的东汉时代之注解。其后，为《汉书》作音注的人多达十四家，但各家不附原文，注本单行，阅读并不便利。

晋人晋灼首先编成了集注性质的《汉书集注》十三卷，此集注以服虔、应劭二家注为基础，再汇集了伏俨、如淳、孟康等十四家注。在这之后，臣瓒在晋灼的基础上，增加刘宝《汉书驳义》二卷，纂成《汉书集解音义》二十四卷。东晋时，蔡谟又把臣瓒《集解音义》散入《汉书》原文，编成《汉书集解》，这是《汉书》第一本文注合一的版本，也是南朝至唐最为通行的《汉书》注本。

《汉书》在汉魏六朝流行甚广、备受重视。隋唐之际，“汉书学”形成。颜师古汇集唐以前的二十三家注，加上自己的考证，形成《汉书注》，这是第一部集大成的著作，与史记三家注、三国志裴注、资治通鉴胡注并称“四大注”。《汉书》自定本最早原本为一百卷，后人认为每卷卷帙太重，析出子卷。在颜师古之前，《汉书》已经被析出了十五卷，如蔡漠《汉书集解》，故《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都著录一百一十五卷本。颜师古又析出五卷，最终形成《汉书》一百二十卷本，成为《汉书》较为权威的一个定本。但也随着颜师古注卓然为一大家，其它注本相继失传。

清代关于《汉书》的研究极为繁盛，注释考订著作丰富，其中颇为重要的有王念孙《读书杂志》、沈钦韩《汉书疏证》、周寿昌《汉书注校补》、钱大昭《汉书辨疑》、朱一新《汉书管见》、沈家本《汉书琐言》、王先谦《汉书补注》等。

近代，杨树达《汉书窥管》是公认的《汉书》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对于训诂校勘有很高参考价值。陈直《汉书新证》利用居延、敦煌汉简，汉铜器、漆器、陶器，以及封泥、汉印、货币、石刻等出土文献为新证，多所发明。此外，还有施之勉《汉书补注辨证》、吴恂《汉书注商》、施丁《汉书新注》等重要成果。

写刻本

唐代

《汉书》现存的写本，有敦煌抄本残卷11件，吐鲁番抄本1件，以及部分日本唐写本。

北宋

北宋末南宋初刊十行本

宋代雕版印刷兴盛，《汉书》开始刊刻后，写本《汉书》逐渐亡佚。北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汉书》与《史记》《后汉书》同时校印，直到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完成，这就是世称“淳化本”。这应是《汉书》最早的刻本，可惜原本未能保存下来。

北宋淳化本之后，《汉书》刻本可考者，有真宗景德二年（1005）刊本、仁宗景祐二年（1035）刊本、宋祁手校本、仁宗嘉祐六年（1061）至神宗熙宁二年（1069）刊本、徽宗宣和六年（1124）刊本等。其中，景德刻本等皆已亡佚，惟存世称“景祐本”。“景祐本”校勘精良，改正之处颇多，保存了北宋版刻《汉书》的原貌，故又称“景祐刊误本”，而经赵万里、尾崎康等先生考订，实际上此本为北宋末南宋初的覆刊本。此种为《汉书》现存最古刻本，“今存两部，皆黄丕烈旧物”，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南宋

相比于北宋时期官方刻书由朝廷集中刊刻，到了南宋时期，官方的刻书任务则多交予地方政府分刻，此外众多书坊、书院、私家也皆有刻书。

南宋后半期福唐郡庠刊十行本

此当为旧称“景佑本”之覆刻本。福唐郡庠指福州州学，福唐郡庠刊本这一称呼出自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而《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仅称“宋刻”，尾崎康先生也指出福唐郡庠刊本这一称呼存在疑问。今传七部，分别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两部）、日本静嘉堂文库、故宫博物院、“中研院”史语所、日本内阁文库、上海图书馆。

宋绍兴中湖北提举茶盐司刊十四行本

此本在南宋绍兴湖北提举茶盐司刊刻，又在淳熙二年、绍熙四年、庆元五年递修，卷末有对应的三条修补题识，记录之详细在南宋版本中罕见。今传本仅存一部，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

南宋前期两淮江东转运司刊三史九行本

此本每半叶九行，行十六字，以往学者误以为“蜀大字本”。然而根据行格、避讳，基本可推定应为两淮江东转运司刊。今传本共有八本，都是残本断简，皆南宋前期刊，南宋中期、元代中期（元中期有两次）递修，元末至明代早期印本。现分别藏于中央图书馆（三部）、日本静嘉堂文库、日本天理图书馆（两部）、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南宋前期建刊十二行本

此是单独流传的二册五卷本，第一册为《酷吏传》《货殖传》《游侠传》，第二册为《佞幸传》《匈奴传上》。上有批校痕迹，应是大岛贽川在日本文化年间（1804-1814）参与校刊二十一史时的用于参校的本子。现藏于日本金泽市立图书馆。

宋庆元黄善夫、刘元起刊十行本

此本是南宋中期建刊本，黄善夫、刘元起本三史有上杉氏旧藏本、求古楼旧藏本，《汉书》更有李盛铎旧藏本。求古楼旧藏本有黄善夫刊记，由刊记可确定刊行时间当在庆元二年。此本所用校本众多，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是南宋本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明代南监本即用此建安本为底本。但此本校勘、刊刻并不精审，讹字众多，亦为人所诟病。今三部分别藏于历史民俗博物馆、日本松元市立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

宋嘉定蔡琪一经堂刊八行本

此本应当是黄善夫、刘元起本的翻刻本，但改变了行格以及署名。今存两部，藏于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

元代

与宋代相比，元代《汉书》行世版本较少，是由于元朝域外文化对中原的统治，对汉文化的地位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其中仍有善本出现。

元白鹭洲书院刊八行本

以往学者以此本为宋本，而赵万里、尾崎康等先生指出此应为元代版本蔡琪一经堂刊本的覆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

元大德九年太平路儒学刊十行本

九路儒学刊十史中，《史记》已无足本，巻首刊语已不可见，而《汉书》仍可见刊语，提供了重要的刊刻说明。现藏于中央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两部）。

明清

明清时期，《汉书》版本种类、数量更是大量增长，这是由于印刷技术的普及推广，大量官办和民间印书机构出现。但这也导致了各种版本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

明代版本有正统八年（1443）覆宋本、成化南北国子监刻本、嘉靖十六年（1537）广东崇正书院刻本、嘉靖二十八年（1549）汪文盛刻本、万历钟人杰刻本、万历凌稚隆刊《汉书评林》本、崇祯十五年（1642）毛氏汲古阁刻本等。

清代版本有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本、同治八年（1869）金陵书局刻本、同治十二年（1873）岭南使署刻本、光绪八年（1882）桐城方氏刻本、光绪二十六年（1900）长沙王氏虚受堂刻《汉书补注》本等。其中，以王先谦《汉书补注》本影响最大，“考史者群推为第一善本”。除此之外，又有朝鲜活字本、日本宽永活字本等。

近现代整理影印本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张元济先生先后主持整理校勘了《四部丛刊》与《百衲本二十四史》，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其中《汉书》以景祐本为底本，校勘精审，具有很高的版本价值。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华书局整理出版聚珍本《二十四史》。1962年，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广泛收集诸家善本，以清代王先谦《汉书补注》为底本，同时参校了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明末毛晋汲古阁本，清乾隆武英殿本以及同治金陵书局本，博采众长，影响深远。

撰写特色

班固的家庭教育、生活经历决定了他本身具有严谨务实的性格特点，这使其创作整体上带有一种端正、稳重、平实的风格，让《汉书》在人物塑造、叙事结构、材料安排、语言锤炼等方面颇为精当，具有从容娴雅之美。

人物塑造

《汉书》擅于人物塑造，描写精炼生动，落脚精确而有分寸。例如《汉书·霍光日磾传》，以细腻又精准的笔法，刻画了两位西汉中期的重臣霍光、金日磾，使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形象呼之欲出。通过描写霍光走路连脚步都“不失尺寸”，表现其为人处事的沉静详审，端正谨慎。通过描写金日磾“目不忤视者数十年”，“赐出宫女，不敢近”，“上欲纳其女后宫，不肯”这三件事，充分展现为人之笃慎。

叙事结构

作为记事为主的史书，《汉书》对于事件之始末的记录有着自己的内在逻辑条理，并且重视对于关键节点的强调。例如，按照西汉旧制，常常以列侯为丞相。而公孙弘并无爵位，汉武帝破格将他擢升为相，之后封他为平津侯。《汉书·公孙弘传》完整记载了全过程，并在最后写明：“其后以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明确表明了先封侯、后拜相开始于公孙弘，是打破旧制之举。同一类的关键性提示在《汉书》全文中还存在多处，这强化了叙事的力度，能够帮助后世对于历史事件的发展始末、汉代各种制度的演变有一个更准确的把握。

材料安排

在各类历史材料的安排上，《汉书》也有其特定的范式，并在全文贯彻，显得十分谨严有条理。比如，对于列传中人物的传闻类记录，《史记》或置于首、或置于末、或穿插于中，位置不定。《汉书》则统一使用追叙、补叙的手法，将这些轶闻逸事在篇末统一补充交代，少有例外者。这样不仅格式规范，还使作品增加了起状，避免了平铺直叙。

语言锤炼

《汉书》在语言上具有雅俗并举的特点。《汉书》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汉文学风气的影响，在描写时倾向使用排偶、对仗，使用修饰性的典雅辞藻。但整体上，《汉书》风格仍是严谨端庄但并不晦涩艰深的，它既有骈文的对仗排比，也有散文的不拘一格，整散结合，并结合使用一些谚语、俗语材料，显得生动活泼。在写人、叙事时，班固常常通过白描的手法，寥寥几笔勾勒，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可以说，《汉书》雅俗共赏，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治史思想

儒家与宣汉思想

汉代独尊儒术，经学大盛，这种时代环境与家庭熏陶都对班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让他视儒学思想为正统。另一方面，班固曾因私作国史而被人告发下狱，官拜兰台令史后，在皇帝的命令下才得以继续编撰《汉书》，修史是在皇权授意下展开的。在这种时代背景与个人经历的双重影响下，《汉书》从始至终都遵从着儒家的伦理道德，凸显着儒家的政治教化，体现着对西汉正统的维护与巩固，儒家学说就是宣汉、颂汉的理论基础。

体例方面，《汉书》“断汉为史”，这并不仅仅只是一种体例上的改变，一定程度上还是出于贯彻“宣汉”的需要。断代更便于凸显西汉大一统皇朝的历史。《汉书》十二帝纪也可以体现这一点，徐复观先生在《两汉思想史》中提到，班固在编写帝纪时，为了遵从一帝一纪的编写范式，虽将惠帝、吕后纳入《惠帝纪》《高后纪》，但也为了贯彻儒家思想，符合宣汉、尊汉的目的，班固在传中以《外戚传》的形式重写吕后，用这种方式，既可以维护帝统，又能不打破个人原则，降低编写国史的风险。

内容方面，文中时常出现追述汉朝功德的文句，除此之外，班固在《典引》《高帝纪赞》等诸篇中，都点明“汉为尧后”，汉朝乃传承自伏羲氏，体现出君权神授、天命王权的思想，又在《董仲舒传》中完整地全文引述了董仲舒所作的《天人三策》，借董仲舒之口传达天人感应的思想，又是一次对汉朝的统治的神意化解释。

实录精神

作为史学著作，《汉书》虽奉儒家思想为尊，但也不乏史学之实录精神。例如，在《汉书·司马迁传》中，班固一方面从儒学正统角度出发，对司马迁进行了儒学伦理上的批评，指责其“是非颇缪于圣人”；另一方面，也从史学角度出发，肯定司马迁的史学成就，可见其实录精神与辩证思想。

《汉书》在著录史实时，亦是直书不隐，不为汉讳。例如，《王贡两龚鲍传》批评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恶、奢侈无度，《贾邹枚路传》则指出汉文帝居功荒政，揭露弊政。

民族思想

《汉书》七十传中包含民族传（或称四裔传、四夷传），在其中，班固肯定了民族间的友好交流往来，反映出了多民族交流交融的历史，传递出了一种华夷共祖、民族一体的思想。然而，班固所赞成的边疆无用论以及怀柔羁縻的政策，又是建立在儒家“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固有思想基础上的，存在其历史局限性，根基还是大一统思想。他对于汉代民族政策的评价和主张，归根到底都是为了维护西汉大一统皇朝政治的统治。总体来说，班固的民族思想，源于其时代背景、儒学观念以及著史理念，虽有其时代局限性，但也不乏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后世影响

史学

体例

提及纪传体史书，后世常以“史汉”“班马”并称，《汉书》在《史记》纪传体体例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规范改进。例如，对《史记》八书进行调整扩充，改“书”曰“志”，作为专门记载各类典章制度的部分，第一次明确了“志体”这一体例（刘知几认为“志体”出于“三礼”，这是从志的内容的角度出发）。后代正史纪传体中的典章制度部分、以及典章制度的专史著作（如“十通”、“会要”），都受到“志体”的影响，且往往以“志”为名。

同时，《汉书》开创了断代史的体例，不仅是适应当时政治需要、凸显西汉王朝正统统治的开创之举，也对后世影响深远。一方面，《汉书》成为了后世正史写作的典范，“二十四史”除了《史记》以外，皆为断代史；另一方面，这种体例更便于官方文献资料的统一整理与保存，给后世乃至现代学者提供了重要的研究价值。刘知几曾给予《汉书》很高的评价：“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意思是，《汉书》收录西汉一代历史于一书之中，更便利了学者的研究，也是从此之后，后世之正史往往沿袭《汉书》断代史的体例。可见，《汉书》标志了中国史学的重要转型。

史料

《汉书》保存了珍贵的史料。在沿袭《史记》的基础上，《汉书》进行扩充与新增，几乎涵盖了西汉一朝的所有历史大事、重要人物、重要文章。首先，十志的书写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是研究古代文化史的珍贵资料。其次，在传中，班固为史事补缺拾遗，例如运用新史料将《史记·大宛传》扩充为《西域传》，成为研究亚洲相关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班固还会全文载入代表其观点与思想的政治、经济策论，如《董仲舒传》有传递天人感应思想的《天人三策》，《贾谊传》有论及文帝弊政的《治安策》，《晁错传》分析大汉与匈奴军备以及用兵策略的《言兵事书》。

目录学

《汉书》在目录学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班固官拜兰台，得以接触大量皇家藏书，他在刘歆《七略》分类法的基础上，将先秦时代至西汉末年的典籍，总共分为六大类、三十八小类，形成《汉书·艺文志》，这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目录，同时也是第一部史志目录，对研究上古之学术极为重要。

文学

北宋文学家黄庭坚将《汉书》置于很高的文学位置：“每相聚辄读《前汉书》数叶，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人浇灌之，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

《汉书》是一部史书，亦是一部史传文学，其追求排偶、端庄典雅的语言风格，对后世文章尤其是南北朝骈文产生了很大影响。

同时，古时小说与史书的概念划分还并不清晰，小说即出于稗官野史，源于史官文化。《汉书》的七十传以人物为中心展开传记，对陈遵、朱买臣等人物的传记已经带有小说的痕迹，对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志怪小说具有很强启发性。

《汉书》丰富的历史人物描写，还为后世提供了大量的成语、典故，以及丰富的再创作素材，例如以《外戚传》赵飞燕为原型，衍生出了《赵飞燕外传》以及《别传》。到现代，还衍生出一系列历史小说以及历史题材影视作品。

历代评价

肯定

正面

历代学者从内容、体例、语言、思想等等正面角度，对《汉书》予以高度的肯定与赞扬。

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范晔《后汉书·班彪传》

宗经矩圣之典，端绪宏赡之功。……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余味。——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究西都之始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学者寻讨，易为其功。——刘知几《史通》

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也。……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章学诚《文史通义》

侧面

从当世流传、后世研究、影响远近等等侧面的情况描述中，《汉书》也表现出了极强的学术影响力与公信力。

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范晔《后汉书·班固传》

自尔迄今，无改斯道。……始自汉末，迄乎陈世，为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于专门受业，遂与《五经》相亚。——刘知几《史通》

不足

郑樵对《汉书》采取了全面否定的态度，指出《汉书》的四点不足：“断汉为书”，割断了历史的联系；承自《史记》，缺乏个人创新；《古今人表》以古今人物强立九等；过于褒扬汉室，宣传“汉绍尧运”的迷信思想。一方面，郑樵的部分批评存在合理性，另一方面，郑樵立场鲜明地赞成通史，反对断代史，尊马抑班，也导致了对《汉书》的评价存在偏颇和失实。

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史记》一书，功在《十表》，犹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班固不通，旁行邪上，以古今人物强立差等，且谓汉绍尧运，自当继尧，非迁作《史记》厕于秦项，此则无稽之谈也。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逵，刘歆，复不以为耻。——郑樵《通志·总序》

历来“史汉优劣”、“班马异同”皆为学者讨论争议的课题。赵翼在对比“史汉”时，以开创性为评价标准，认为《汉书》逊于《史记》。

魏禧序十国春秋，谓“迁仅工于文，班固则密于体”，以是为史汉优劣。不知无所因而特创者难为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为力。此固未可同日语耳。——赵翼《廿二史札记》

历史典故

据初步统计，《汉书》中有四字成语615个，为后世提供素材而形成的成语有295条，此处仅举例说明。

影视作品

由于《汉书》衍生作品繁多，仅列举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