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 （明永乐年间编修的大型类书）

简介

明成祖朱棣命太子少师姚广孝和翰林学士解缙主持，3000多人参加，历时四年，于永乐六年（1408年）修成，全书22877卷，另有凡例、目录60卷，共11095册，约3.7亿字。《永乐大典》有永乐正本、嘉靖副本两部。明亡时，永乐正本不知所踪，一般认为是毁于明末战火；嘉靖副本因朝廷官吏的窃取，八国联军的焚掠，最终也没能逃脱被毁散佚的厄运。现今，438册《永乐大典》残本星散于9个国家和地区的34个公私收藏机构。

《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类书，是上起周秦，下迄明初的历史文献资料的总结，其主要内容涉及天文地理、伦理制度、政治、历史、名物、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等各方面。作为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具有巨大的文献价值、版本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

作者

作为《永乐大典》的发起人和支持者，朱棣也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皇帝，他认识到了编纂《永乐大典》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推进。

《永乐大典》编纂队伍的构成非常复杂，既有官方的修史天官，也有来自民间的经生、文士、教谕、儒学生员等，还有像陈济这样的民间才子，永乐二年（1404年）时解缙领旨召集147人编纂，至永乐三年（1405年）姚广孝、解缙等人重新修纂时，已多达2169人。其中，姚广孝为整个大典的编纂、筹划起居功甚伟，被《明史》赞为“奇功”。《永乐大典》的编纂队伍里，有朝廷官员、学者、生员、医生、艺人等，各种人才济济一堂。其中，朝廷官员有内阁解缙、胡广、杨荣、杨士奇等；学者有周忱、王钝、胡俨、徐善述、李贯、曾棨、梁潜、金纯、刘季篪、黄淮、胡广、王洪、张楷、程通等人；生员有刘秉忠、宋讷、曾棨、李贯、黄淮、胡俨、杨士奇等；医生有刘文泰等；并可能有擅长书法及绘画的书法家和画家。

 《永乐大典》的编纂过程复杂，参与人数众多，这些特点使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学术水平。

成书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曾诏令侍读唐愚士等编修经史百家之言的类要，但该计划未完成。直到明成祖朱棣称帝后，为了继承太祖遗志并收拢人心，修书一事再次被提上日程。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召集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商议编书事宜，解缙再次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最终，朱棣命解缙负责编纂这部类书。按照朱棣的旨意，该书收录了自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以及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不受篇幅限制。然而，永乐二年（1404年）完成的《文献大成》并不完善，朱棣认为“所纂尚多未备”，于是下令重修。在此期间，上至太子少保姚广孝、大学士解缙，下至无官无品之儒士陈济等，朝野上下共两千余人参与编纂，并设监修、总裁、副总裁、纂修、缮写等行使专门职责。

永乐三年（1405年）正月，《永乐大典》在文渊阁开馆重修，朱棣命姚广孝、郑赐、解缙为监修，刑部侍郎刘季箎等人为副监修。永乐五年（1407年），新稿编定进呈，朱棣阅后十分满意并将之命名为《永乐大典》。清抄至永乐六年（1408年）冬天才正式成书。

从编纂体例看，《永乐大典》所抄原书直录原文，整段、整篇甚至整部书移录，使得《永乐大典》在某种意义上又具有丛书的性质。尽管清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对该书颇多微词，但仍“其全部全篇收入，得以排纂校订”，因而从中“辑成编者”516种。

流传

明代

《永乐大典》编成后，朱棣本打算将之交付印刷，但因规模太大、成本太高，当时技术条件无法办到，只好暂放于南京明皇宫文渊阁。永乐十八年（1420年）迁都北京后，《永乐大典》也一同运往新都，原稿本留在南京文渊阁。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下令从南京文渊阁运至北京，暂时收贮在左顺门的北廊下，直到正统六年（1441年）才移入文楼。不幸的是，正统年间南京明皇宫突发火灾，南京文渊阁及所藏之书均烧为灰烬，已运至京城的《永乐大典》遂成孤本。

《永乐大典》修成后，一直被秘藏禁中，即使翰林院学士也难有查阅的机会，因而利用率极低。除修书人外，见过《永乐大典》正本的人为数极少，不过嘉靖皇帝倒是个例外，他在案头常置数册，以便随时翻阅。出于对《永乐大典》的喜爱，嘉靖皇帝一度打算重录一部，但因为工程过于浩大而被搁置。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明宫不慎失火，火势连绵，险些烧到存放《永乐大典》的文楼。消息传出后，嘉靖皇帝连下三道命令，令左右登文楼督促抢救，所幸并无大碍。事后，嘉靖下令将《永乐大典》重新抄录一部，“两处收藏，以备不虞”。据记载，重录工作完成在隆庆元年（1567年），副本在内容、格式、装帧方面与原本如出一辙，副本贮藏在皇史宬，至清雍正年间移至翰林院。在朝代更迭、内忧外患中被偷盗、抢掠、焚烧，《永乐大典》的正本也就此下落不明，“副本”也只剩下400余册。

由于副本并非完本，加上完工时间与嘉靖的下葬时间重合，因而有人认为正本很可能作为殉葬品埋入了陵墓。晚明学者方以智认为，《永乐大典》正本很可能毁于明代皇宫大火，此种可能更被主流认可。而近代学者郭沫若认为，《永乐大典》正本毁于明末农民起义，“明亡之际，（北京）文渊阁被焚，正本可能毁于此时。”据记载，李自成起义军从北京撤出时，确实在皇宫放了一把大火，以致宫殿毁坏严重，由此殃及《永乐大典》正本，也不无可能。

清代

雍正年间，将原藏于皇史宬的《永乐大典》副本移至翰林院。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四库全书馆时，对《永乐大典》进行了一次清查，发现已缺1000多册，合2422卷。清乾隆中期，特别是乾隆帝设《四库全书》馆以来，一些官员想利用《永乐大典》钩辑佚文，趁机偷书，副本随之流失，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副本已流失1154册。

光绪元年（1875年），修缮翰林院时清查存书，《永乐大典》副本已不足5000册，其他不翼而飞。很可能是一些官员和太监趁管理混乱大行偷盗，也可能是因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抢劫而流失。光绪十二年（1886年），缪荃孙曾入敬一亭查阅过九百馀册，因丁内艰而未及遍阅。光绪二十年（1894年），翁同龢入翰林院清查时，《永乐大典》副本只剩800册。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23日，义和团攻打英国使馆，双方发生激战，战乱中焚毁了翰林院的敬一亭，存放于此的部分《永乐大典》化为灰烬。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这场浩劫让《永乐大典》的残存本被分割散裂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或私人手里，有的甚至出现在旧书店或拍卖行里，成为象征东方文化的陈列品或高价待沽的商品。据查，《永乐大典》副本在庚子年中共被焚毁或流失300余册。事后，英使馆交回330册，但1912年清帝退位后，翰林院将所藏《永乐大典》副本移交京师图书馆时，仅剩64册。其余各册，要么就此消失，要么流散民间或国外，于今已成各方争相收藏的珍品。

宣统元年(1909年)京师图书馆成立。学部奏请将翰林院残存的《永乐大典》64册拨交京师图书馆收藏。由于这批《永乐大典》被翰林院掌院学士陆润庠搬至其家秘藏，手续未能马上办理。

民国时期至今

1912年7月16日，鲁迅出任中华民国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事务，将残存的《永乐大典》64册入藏京师图书馆。其中，60册置于京师图书馆，4册暂存教育部图书室展览（也被送归京师图书馆）。

1914年，藏书家董康，携带17册《永乐大典》东渡日本贩卖，10册转让给书商田中庆太郎，7册由董康直接出售日本公私藏家。

1943年，满铁图书馆购入49册《永乐大典》是年春天，日本东洋文库得悉嘉业堂藏书楼的49册《永乐大典》要出售，他们资金有限，难以买下，便联合财力充裕的大连“满铁”图书馆的松冈洋右购买。因此，这一大批《永乐大典》得以入藏大连图书馆。

1948年，美国从燕京大学图书馆取走一册《永乐大典》北平解放前夕，美国通过其在燕京大学的代理人，从该校图书馆取走该馆仅藏的1册《永乐大典》。

在此期间还有其他残章回归：叶恭绰从伦敦买回《永乐大典》戏字韵1册；购自文禄堂3册，购自丰记书局4册；大连图书馆捐赠2册；翰林院劫余因故存放在教育部图书室的4册存放入馆；经法国使馆从巴黎代购4册；国立北平图书馆文津街新馆落成，美国英格利夫妇捐赠1册；购自琉璃厂崇文斋2册；购自李劲庵处1册；购自张卿五处1册；王重民自英国购入1册；自天津徐世章处购入10册；傅增湘长子傅忠谟转让1册；上海办事处采进1册，运回北平。

1949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移赠11册；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捐赠21册；北京富晋书社捐赠1册；苏联中央列宁图书馆移赠、外交部转交52册；捐赠德国莱比锡大学图书馆移赠3册；苏联海参崴远东大学移赠，经中国科学院归还1册；北京大学图书馆赠送4册；周叔弢捐赠1册；赵元方捐赠1册；顾子刚捐献3册；张季芗捐赠1册；郑光权捐赠1册，由广东文化局送交文化部；陈李霭如捐赠1册；购自陈清华处4册；赵万里捐赠2册。

1983年，在山东掖县（今莱州市）农民孙洪林家发现一册《永乐大典》，但书页已被剪作鞋样或卷烟，此书捐献后得到修复。

2004年2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响应任继愈先生的呼吁，完成了中国大陆所藏全部163册《永乐大典》的影印出版。国内影印出版的《永乐大典》共计418册822卷，本书采用仿真影印的方式，从版式、行款、用料、装帧等等全仿嘉靖副本，精工制作，为续存这一珍贵典籍做出了最大努力。

2007年11月，全国古籍普查督导组赴上海核查古籍善本，意外发现加拿大华裔袁女士处有1册《永乐大典》。此后国家图书馆与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先后四次进行鉴定，认定其为明嘉靖副本《永乐大典》的零册，为卷2272-2274“模”字韵“湖”字册，保存完好，国家图书馆已藏《永乐大典》前、后各1册卷次相连。国家文物局动用国家文物征集经费购得该书，并列为国家文物。2013年，此册《永乐大典》入藏国家图书馆。

2020年7月7日，在法国博桑·勒费福尔拍卖行举行的亚洲艺术品拍卖会上，2册罕见的《永乐大典》（卷2268-2269，卷7391-7392）现身，最终被国内私人藏家拍得，成为文物回流的新例证。此2册与国家图书馆藏本，包括2013年新入藏之册，都可前后卷次相连，实属难得。

2021年，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将“《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第一辑）”立为首批立项项目，并于2021年12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委托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承担该项目的设计与研发工作，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以北京大学-字节跳动数字人文开放实验室为基地，参考《永乐大典史话》《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新考》等书著，最终于2023年2月8日将该高清影像数据库正式上线发布于识典古籍平台。《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第一辑）收录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四十册、七十五卷，共涉及14个韵部、17个韵字、1800部书，除呈现《永乐大典》高清图像、整体风貌及相关知识外，尝试对部分大典内容做了知识标引示范，为后续《永乐大典》的知识体系化、利用智能化进行探索。

2023年05月16日，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携手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国家典籍博物馆）、字节跳动公益，三方联合主办的“同心护珍宝 聚力续华章——‘字节跳动古籍保护专项基金’成果展”中，《永乐大典》“湖”字册再度于识典古籍平台修补完成并上线面世。该数据平台的建成，不仅能够使《永乐大典》纸质文献得以减少损耗，更让《永乐大典》这一宝贵文献走入寻常百姓家。

《永乐大典》副本在世界各地尚存800余卷，438册左右，这一数字还不到原书的4%，其馆藏情况详情如下：

内容

现存最早《永乐大典》辑佚书的辑佚者当属明代中期政治家、内阁首辅张四维。张四维利用参与重录《永乐大典》之机会，从其中辑出了《折狱龟鉴》及《名公书判清明集》二书。张四维对自己感兴趣的文献，随见随录。辑佚没有明确之目的，而不是做竭泽而渔式搜罗。虽然和辑佚之原则不符，但是开创之功不可没也。

雍正十年（1732年）全祖望住李绂家中，十三年李绂借观《永乐大典》，祖望始得寓目，惊为鸿宝，约与李氏共读之，钞其中秘籍，名动一时。全祖望在对《永乐大典》整体把握的基础上，提出《永乐大典》辑佚的范围和原则，开《四库全书》辑佚之源。全祖望所辑《大典》佚书，曹书杰考得十四种，即田畴《学易蹊径》、涂溍生《易疑拟题》、史浩《尚书讲义》、曹粹中《曹放斋诗说》、王安石《周官新义》、张淳《古礼》《古礼释文》《古礼识误》、高元之《春秋义宗》、佚名《春秋鲁十二公年谱》《明永乐宁波府志》、刘敞《公是先生文钞》、唐仲友《唐说斋文钞》、袁燮袁甫《二袁先生文钞》。全祖望竭力宣传《大典》之价值，在当时学界形成很大影响。

乾隆时期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1772年2月7日），清朝最高统治者下诏“稽古右文”，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搜访图书遗籍，以弘扬文治。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初，安徽学政朱筠（1729-1781年）奏请开四库馆，并认为搜辑佚书颇不可缓。他提出的这一建议被清高宗采纳，责令详细简约原书，按经史子集编定目录，命为《四库全书》。

乾隆三十八年在京设立了《四库全书》馆，任命皇太子永瑢等为总裁，纪昀、陆锡熊等为总纂，下设总、分校官等360人，抄手3826人，一时学人多集于此。四库馆开，《永乐大典》有组织、有系统之辑佚自此而始。

四库馆臣的辑佚主要是引用《永乐大典》各韵目条下的七八千种书目，经过精细校勘、辨伪和审定，把散见于群书中有价值的文献佚文辑出来，力图恢复其原貌，或将其零篇断简汇集成残本，辑出大量宋元文献。

清乾隆中四库开馆期间对《永乐大典》所作的辑佚工作，主要包括下面几项程序：签佚书单——抄出佚文（散片或散篇）——粘连成册（即辑佚底本）——校勘——誊录成正本。其中最初步的工作是签佚书单，此项工作系由纂修官逐册阅读《大典》原本，用事先制好的签条标明该册所要辑佚的书名、页码及佚文条数（有时只标书名，不标页码及佚文条数），粘贴于各册之上，然后交缮书处誊录。可以说，签出佚书的数量，基本上决定了《大典》辑佚书的数量。

由于学者们的专心付出和官府充分的物质资助，馆辑成绩显著。自1773年至1781年，八九年间，馆臣共辑出佚书516种，除了列入存目部分的128种外，收录到《四库全书》的大典本，据《四库全书总目》的《永乐大典》提要载，共388种：凡经部70部、史部41部、子部102部、集部175部。所录之书的种数大约占整个《四库全书》的1/9，数量可观，几乎囊括了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各个领域，如史学、地理学、目录学、农学、数学、医学、文学等。

历史典籍

历史典籍而言，较为重要的如薛居正《五代史》150卷，邵晋涵为此书的辑佚做出了很大贡献。李焘所撰520卷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樊绰的《蛮书》、郝经的《续后汉书》《大金吊伐录》对不同时期的历史关系研究具有一定价值。

地理学

地理学方面，赵汝适的《诸蕃志》，可补《宋史·外国传》的不足，并多被《文献通考》等所引用。刘恂的《岭表录异》，在《说郛》中有寥寥记载，“大典本”又征引他书，使之内容较为完整。在目录学方面最为宝贵的辑作是王尧臣的《崇文总目》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这两本书在中国古代图书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方面，尤以农学、算学、医学方面的著述为多，在辑佚中占的比重较大。农学著作如元代官修的《农桑辑要》，此书以《齐民要术》为蓝本，又博采他书而成，内容比《齐民要术》更为丰富，成为研究元代统治政策、农业生产状况以及农业发展史的重要资料。算学方面，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了不少自先秦至元代的古数学书，如《九章算术》《孙子算经》，以及晋刘徽的《海岛算经》、南北朝的《五曹算经》和《夏侯阳算经》、北周甄鸾的《五经算术》、唐王孝通的《辑古算经》、宋秦九韶的《数学九章》、元李冶的《益古演段》等；医学方面辑有《颅卤经》《博济方》《苏沈良方》《伤寒微旨》《全生指迷方》《卫生十全方》《产育宝庆方》《集验背疽方》《济生方》《急救仙方》等10余种。

文学

文学方面，四库馆从《永乐大典》中辑录的以诗文集为主，其中许多书兼具文学和史学价值。如元人姚燧的《牧庵文集》，周永年辑佚的《丛书集成新编》。周永年在辑佚宋元诗文集上用力最勤，共辑佚包括永新刘氏兄弟（刘敞、刘攽）所著《公是集》《公非集》在内的10多种早已不传的罕见文集，今天我们读到的《牧庵集》《彭城集》等“大典本”的宋元文集，无不倾注着周永年的心血。

嘉庆时期

嘉庆十三年十月，嘉庆帝下诏于文颖馆编修《全唐文》，经过六年的努力，于嘉庆十九年告成。诸馆臣之中，徐松在《永乐大典》方志的利用方面，成绩最大。

近代

此时期辑佚所据《永乐大典》非常有限，其辑佚成果属随见随录，基本不成系统。但在《永乐大典》方志辑佚方面的成绩比较突出。张穆抄《经世大典》中西北地图，魏源附刊于《海国图志》文廷式辑《寿昌乘》、《交州一记》，《永乐大典》方志零本多种，并嘱李文田抄录《广州府》一种；缪荃孙辑《顺天府志》《泸州志》《大元一统志》，校补《吴兴记》《吴兴山墟名》；张国淦有《永乐大典方志辑本》，陈金林、齐德生校补《南海志》；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韩山师范学院图书馆影印《潮州志》；赵万里辑《大元一统志》；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陈香白、李裕民、刘纬毅续有辑佚之作。马蓉等所汇录之《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目前最为完备。

随着近代图书馆的兴建，皇家图籍深幽琼阁、藏而不传和旧式藏书楼聚艰散易、重藏轻传的观念被打破，欧风东渐，图书是社会公器、归于公藏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学风不转，不少学者和学术单位对《永乐大典》的研究与搜残存供工作为功尤巨，成果悲然。20世纪30年代，在袁同礼、赵万里等带动下，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清点核对文津阁《四库全书》时，发现其中若干种《永乐大典》本与现存《永乐大典》原本文字有出入，于是将《永乐大典》辑供工作列入工作计划中，先后辑出供书达二百余种，但大多没有刊行。此外，成绩比较突出的还有博增湘辑佚《西湖老人繁胜录》，王国维辑补《水经注》，朱启钤、刘敦桢辑出《梓人遗制》，唐主璋编撰《全宋词》《全金元》，张国淦《〈永乐大典〉方志辑本》收书九百种，钱钟书《管锥编》，郭绍虞《宋诗话辑佚》,栾贵明辑成《四库辑本别集拾遗》等等，国立北平图书馆先后辑佚达二百一十五种。

影响

思想影响

《永乐大典》在思想影响方面主要分为推动百科全书发展、丰富文献资料及推动了辑佚工作等方面。在类书编纂史上，《永乐大典》将中国古类书的编纂形式发展成为百科全书的形式，并成为15世纪初年的一个藏书库，其编纂形式为后来的百科全书提供了借鉴，推动了百科全书的发展； 同时，永乐大典收录了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为后世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此外，由于《永乐大典》中的许多资料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排斥，不是封建时代一般类书所具有的，这些资料为后来的辑佚工作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来源。

价值影响

《永乐大典》在价值影响方面主要分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两个方面。《永乐大典》保存了我国明初以前各种学科的文献资料。尤其是后世已经亡佚的古籍，由于全篇收入《永乐大典》中得以重新流传。明朝至今，已有上千种古籍（含方志）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其史料价值可见一斑。例如纪晓岚就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提到，他编纂《四库全书》时，曾在《永乐大典》上看到宋代兵器“神臂弓”的图画，很是惊讶。据《永乐大典》记载，“神臂弓”可以立在地上，扣动扳机，箭飞出去可以穿透300步以外的铁甲，宋朝的军队用“神臂弓”来对付金兵很有效果。“神臂弓”的制作方法在元世祖的时候失传了，“神臂弓”的图画也最终随着《永乐大典》的消亡而消亡了。在编排体例上，它广泛采用百科全书式的条目，及目录学的参见法和索引法，使检索更为方便，提高了它的文献价值和利用率，为后人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和使用方便的文献资料。

《永乐大典》方志中佚文保留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大量珍贵资料，内容涉及史地、人物、学术、宗教、技艺、物产乃至奇闻佚事等诸多方面。其中多有为正史或他书所未载者，颇具参考价值为历来为治学者所重视。

评价

正面评价

明代著名学者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中评价：编写《永乐大典》可以让百世以后的人们知道皇朝所储蓄的丰富文献超过古人，是宇宙中的极致事情、人生的伟大境遇，是生人的不同际遇。

清代文学家法式善评价：《永乐大典》所收尤多宋元及明初之书,有关宋元史料极为丰富，特别是所收宋元方志，约略有数百种之多，实如一座蕴藏丰富的矿山宝藏。 

清代学者全祖望在翰林院得见《永乐大典》后，评价发现其中是许多世所未见之书，大为惊叹。

《湖北日报》 曾评价：奉皇帝之命编成的皇皇巨制，大部分时间束之高阁；汇集历代学者心血，正本却因战乱水火不存于世；飘零存世的副本拍卖市场上一叶（古籍的叶指筒子页，相当于今天的2页）价格相当于30叶宋版书，不识字的农家用它来夹花样。《永乐大典》本身已成传奇。

负面评价

乾隆帝在《圣谕》中多次批评《永乐大典》“原编体例系分韵类次，先已割裂全文，首尾难期贯串”。

清代经学家、训诂学家阮元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价：《永乐大典》一书的缮写较为草率，并不如洪武诸本（《御制大诰》《御制大诰续编》《御制大诰三编》《御制大诰武臣》）。

近代学者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评价《永乐大典》在编纂过程中进行了增删涂改，有的改动了原文，有的没有署名，有的文词芜杂鄙俗，有的脱漏批无撰人，有的直接题名，或标“见”而删其全书，或此有而彼无，或此无而彼有，或前后二卷首尾相隔数行而文不同者，而这些都被忽略并不在意。

学术争议

明成祖朱棣有谓：“金玉之利有限，书籍之利岂有穷也。"故他们或直接利用文渊阁藏书，或于官廷中别置藏书处所，究其目的就在于就近阅读方便，利用藏提供政事参考，并以此论编纂了《永乐大典》。但这部“搜罗尽天下之书,纂校尽廷臣之力”的“奥典”，一直被统治阶级所垄断，成为他们炫耀“文治”、御而不用的装饰品。正是这种“藏而不流”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造成了《大典》散亡的大悲剧。

研究书目

文艺影视

《典籍里的中国》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策划并播出的大型文化节目，节目以“文化访谈+戏剧+影视化”的方式，对典籍里蕴含的思想精华和传奇故事进行情景化呈现、通俗化解读。其第二季第一集通过通过演绎“布衣都总裁”陈济（段奕宏饰）立志、悟道、修书的人生历程，展现了《永乐大典》这一中华民族历史上规模最大类书的魅力。

注释

原文：尝诏编辑经史百家之言为类要，侍读唐愚士等纂修未成

丁内艰：因母系亲属去世（如母亲、祖母、曾祖母）而停职守孝。

原文：苟欲考宋元两朝制度文章，盖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者焉。

原文：赞其或可以补人间之缺本，或可以正后世之伪书，不可谓非宇宙之鸿宝也。

原文：其书……缮写草率，颇不逮洪武诸本。

原文：《永乐大典》为明成祖朱棣时永乐元年(1403年)所成之书，明人记'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命礼部颁行天下’。……盖此书成于众手，虽由解大绅领其事，亦与梅隽、胡广、杨士奇、杨荣、杨溥、昌震等文臣，及胡分、张旺、袁忠等武臣，同襄其事。观其条例，则增删涂乙，或擅改原文，或不署姓名，或文词芜鄙，或脱漏批无撰人，或漫题别本，或直题姓氏，或不题名号，或标"见’而删其全书，或此有而彼无，或此无而彼有，或前后二卷首尾相隔数行而文不同者，盖无甚奥义而忽之不为意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