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日记》记录武汉疫情的得失，对美文写作者有哪些重要警示？

在石头与鸡蛋的相碰中，作家就应站在鸡蛋的一旁。作家，不是压路机的同伙，而是照亮蝼蚁和草芥的夜灯。关注蝼蚁，关注草芥，关注那些不幸者的不幸，替他们发声，为他们代言，是作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唯有如此，作家才能与良知同行，与道义牵手。

1、作为一个作家，有着社会责任，不要将自己对社会的不满发泄在作品中，要起到引导社会前进的正能量。

2、日记是真实的记录，仅凭道听途说就当做素材拿来用，很容易与事实走样。再说没经过当事者的同意就将人家的隐私曝光，很不地道。

3、在重大事件发生时，不要乱带节奏，给国家添乱，如果造成了社会动荡损失的还是老百姓自己。我们共同的目标应当是如何抗疫，一些弊病，事后再来总结处理，也是来得及的。通过国外的现状对比，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了，各个国家在应对这种突如其来的疫情时，谁都没有做好准备，都会产生许多类似的问题，事后诸葛亮谁都会，站着说话不腰疼。

4、故意或无意间的行为，也许会造成被敌人当枪使，把自己的国家当做靶子。

5、方方日记给读者带来的是恐慌，悲观消极。矛头指向政府，医院，社会，所以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这么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她视而不见，不为一线奋战人员鼓劲加油，老是撤火。常言说战时，气可鼓不可泄。她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6、她自以为是，居高临下，对所有给她提意见的人，都骂为文革、极左等等，棍子帽子乱飞。她不知道这挡不住老百姓对国家的热爱，对党的信任。如今抗疫取得了重大胜利，她封笔了，不写了，为什么不能讴歌人民的胜利呢？面对欧美国家的种种弊端，她怎么不继续记录惨状了呢？这些答案留给她自己去回答。

作家写作的时候应该是清醒的，不应该带着单纯的感情色彩去写。写作本身是有目的的，首先要明白为了什么去写，这篇文章会起到什么作用，达到某种效果。个人觉得，应该弘扬主旋律传播社会正能量，为振兴中华凝聚精神动力。

千万查清楚买自己文字的人到底是谁、有什么意图。别傻乎乎的就给人当了用完即丢的一次性消耗品。

朋友、同志，是共患难的，所以千万挑对了对象。。

谢邀。

疫情发生以来到现在还是消息不断，无论哪里每个人自己都有独特的见解不同想法。疫情严重影响全球没有特别关注谁的评论。事情是总相对的，而没有绝对的。美文是文学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它不是新闻一则。文字的输出表达像心灵清泉一样流向远方这就美文。

无法回答这个题目，但不影响我谈谈对“方方”的看法。

据说有六十篇日记，我断断续续大概看了二十几篇，感觉不好就不想再续看了。我没什么文化，不敢评价作协主席的大作，

讲个故事吧。

乡下村里某人家不幸要办一堂白事，逝者走得突然，后人很悲伤，加之准备不足，又有没有办白事的经验，既要搭建灵堂又要守孝、迎来送往答谢，还要请人帮忙，准备饭食等等，一定是手忙脚乱，一定会有差池和礼数不周的方面，，，

于是，有个邻居老太太，自视经验丰富，满腹学问，懂得周全的礼数，于是旁站一边，一寸事不做一点忙不帮，却是指指点点、说长道短、喋喋不休，指责事主家这也不是、那也不行。

武汉这次疫情，全武汉、全中国遭受的灾情亘古未有，能人“方方“不见她捐款，不见她帮社区，不见她组织作家鼓劲加油，更不见她是个志愿者，于是猫在家里，隔着玻璃，道听途说，提笔泼墨:武汉政府、中国政府问题存堆，这也不是、那样不行，完全无视政府之艰辛，广大军人、医护人员、警察、社区人员、志愿者等等的巨大牺牲和拼搏努力，无论如何，这都是难以接受的无视。

如果，“方方”只是发发牢骚，码字练笔，只是散发小女人的矫情到也罢了，问题是还有意传到了国外，占据纽约某某时报的头版，引起无数另一番解读，很大程度对冲了武汉千万市民、全国十四亿人所受之艰苦，这就不合适了，尤其是曾任武汉作协主席，做为文人不纯粹，作为了解国情的“干部”不合格，作为亲历疫情灾害的武汉人不地道。

一、方方日记严格意义上不是文学作品，只是一个即兴记事文章。

二、语言情绪化，带着情绪化的写作不理智，思维混乱，道听途说，显得华而不实，文字浮躁。

三、夸大悲情，比如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是座山”，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都能推倒，病毒又算得了什么，宣扬悲观主义。

四、混淆概念，比如“只有结束，没有胜利”，小我与大我分不清，有人死亡只是个体结束，但对于整个国家抗疫还是胜利了，语言格局太小，看不见光明。

五、文章立意没有高度、深度和广度，只有恐惧与怨恨，哗众取宠，不能正确引导读者。

六、文章不考虑社会影响和读者观感就匆匆发表很不妥当，急功近利。

总而言之，一个成功之文学作品从主题思想、故事情节、修词手法是通过反复推敲、反复修改，可以说是千锤百炼出来的，轻而易举成不了天下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