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朝廷对待重犯为何不判死刑，而是费劲将其发配边疆？

总章：在我看来，重犯不判死刑，而选择发配的主要有以下几点：人口总数，法令，制度，以及社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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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口是第一生产力

在古代中国，什么是第一生产力？人口。如今的中国，人口逐渐逼近14亿，可是在古代完全不是这样。中国人口在西汉的时候，第一次突破了半个亿，唐朝时期也差不多，北宋人口接近一个亿（不算辽、金、西夏等政权），到了明朝中后期，人口总算突破一个亿，而人口真正爆炸的是在清朝，清末人口达到了4个亿。显然，古代的中国，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地广人稀，有点加拿大的感觉。如果皇帝动不动就杀人，那怎么提高生产力？

所以，在古代中国，只要犯人不是谋反、杀人等大罪，一般都是发配。因为发配边疆也是一种稳定生产力的方法。在边疆地区，军事设施的修缮，屯田，以及士兵的补充，都需要大量的人，与其将这些罪犯杀掉，不如继续让他们为国做贡献，发挥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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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令和制度决定一个人是不是判死刑

战国时期，秦国率先实行商鞅变法，迅速崛起为战国第一强国，从此法家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让后世所有君王知道，完善的法律才是国家持续强大的保证。如果法律和制度改来改去，必然会丧失法律的权威。

中国古代大一统朝代，法律是非常完善的，能够决定一个人生死的只有皇帝。具体来说，如果一个普通百姓犯了死罪，县令调查清楚后，会将卷宗上交给上一级主管刑法的官员，一般叫提点刑狱，提点刑狱认为证据没有问题后，再将卷宗上交给刑部。刑部里面有负责各个省的官员，比如广东的一个犯了罪，那负责的就是刑部广东司主事。刑部各司主事检验无误后，再交给刑部领导，然后由领导（廷尉、刑部尚书）上朝时统一交给皇帝裁决。即使某个罪犯罪行非常严重，皇帝在案卷上决定杀了这个人，下面百官也会象征性的劝一下，毕竟人命关天。

从县令判一个人死刑，一直到皇帝勾绝，最终到秋后问斩，在这期间，只要发现任何问题，案件都要重新审理。如果对那些影响巨大的案子，还会来个三堂会审。三堂会审有点像今天的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而古代的三堂会审就是刑部、御史台、大理寺。只有三方意见一致，才可能给出一个确定结果，是杀掉还是流放。如果三方结果确定，皇帝也不会随意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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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盛世不乱杀

自古皇朝在上升期时，都不嗜杀，最著名的就是汉朝初期。根据史书记载，汉文帝当政期间，全国刑事案件才几百起，虽然很多人认为数字不实，但这也反应出当时严重的刑事案件真的很少。在古代中国，杀人向来是认为不吉利的，会破坏皇朝的风水王气。况且国家兴修水利、徭役、军队服务，民间那么多荒地，都需要人。能让他接着服务社会，干嘛要杀呢？

在“不嗜杀”方面，做的最好的就是北宋。宋太祖立国之后，订下了一个“不杀士大夫”的祖训，所以有宋一朝，我们很少看见有大臣被杀掉，大多数都是被罢官，被降职，被发配。比如司马光，欧阳修、王安石等等。为什么呢？因为即使皇帝想杀，也很难，大臣也不想轻易开杀戒。为了让大家有兴趣，我说两个宋朝的小例子。

1. 第一个例子就是关于宋神宗的。宋神宗有一次对西夏用兵，结果吃了败仗，一肚子气没地方发泄。恰巧这次战役，一个运输粮草的官员在运输时延误了日期，宋神宗决定拿此人开刀，发泄发泄。于是宋神宗就问宰相蔡确说：那个渎职官员杀掉了吗？蔡确说：不能杀呀。我朝祖宗之法规定，不杀士大夫。陛下总不能在您的手上开始啊，千秋史书怎么评价您呢？宋神宗沉默了很久，又说道：那我们在他脸上刺字，然后发配边疆，让他自生自灭。结果旁边另一个大臣说道：那您还不如杀了他呢？宋神宗问为什么？官员解释道：士可杀，不可辱。你在他脸上刺字，还不如杀了他！宋神宗怒道：“朕难道不能做一件快意的事？”最终这个官员只是被贬官，既没有被杀掉，也没有流放。

2. 范仲淹在北宋搞了一个庆历新政，也算是一个改革。在范仲淹当政期间，发生了一个案子。淮南高邮那有一个盗贼，在高邮那作案无数，当地那个县官没办法，只能找了个中间人，给这个盗贼送了一大笔钱，希望他不要在高邮作案，去别的地方。盗贼收钱办事，就离开了高邮。然而马失前蹄，这个盗贼在别处作案被抓住了。由于罪行太多，这个盗贼将高邮发生的事情全部说了出去。于是，高邮县令被抓了起来。当时中央掌权就是范仲淹和富弼。虽然有祖宗之法，可是富弼性格刚烈，要求杀一儆百，让官员不敢再违法。可是范仲淹不同意，两人吵了起来。于是范仲淹私下对富弼说：“我们不要轻易打破杀士大夫的祖训，我们现在搞改革，肯定得罪了一些人，如果我们今天杀了他，打破了祖宗之法。万一将来我们一不小心，也犯了罪，那些反对者是不是也可以杀我们？不要轻易开杀戒。”富弼这才同意不杀那个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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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稳定压倒一切

不论是古代中国，还是现今社会，有两句话永远不过时，那就是：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在乱世或者王朝末期，统治者都喜欢通过严刑峻法来控制人民，可是有用吗？就说王莽的新朝，用了那么法律，杀了那么多人，最终不但没有缓和矛盾，反而激起了赤眉、绿林两大起义军。

明末期间，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一个内阁大学士，总督被他杀了七个，巡抚杀了十一个，这还不算被他逼死的，以及一些自杀的大学士。这样杀的后果是什么？直接导致这些大臣和明朝离心离德，盼着明朝早日灭亡。

清朝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运动前期，太平军几乎所向披靡，从广西打到武汉，在从武汉拿下南京。一路上，那些巡抚总督都是吃了败仗，但是我们很少看见咸丰杀那些大臣，只是罢官，或者戴罪留任。最终的结果是：这些戴罪官员，一路跟着太平军，建起了江南江北两座大营，用来抵抗大平军，虽然期间被攻破了两次，但最终还是灭掉了太平天国。这就是不嗜杀的好处。

对统治者而言，杀人不吉祥，见血不吉祥，大牢里面关了太多人也不安全。历史上，只要发生起义，最先进攻的地方往往是大牢，为何？因为这里面的人要么是违法乱纪，要么是被冤枉，这些人一旦放出来，肯定就是起义的生力军。而且牢里面养太多的人，对财政也是一种负担。所以，对统治者而言，小罪就随便关一下，大罪就流放、发配，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地方，来到了一个陌生世界，也方便管理，更好的为建设国家做贡献！

古人对犯人“一刀斩”，看起来好像更直接，似乎不费力就让犯罪之人受到处理。但是古人却宁愿费劲将其发配边疆，这看起来似乎不合乎逻辑，但古人这么做自然有道理。

以下，我说说我的观点：

第一，站在皇帝的角度来想，没有哪个皇帝在开国之后会愿意背上一个暴戾之君的称号，有罪就杀那太影响他们的名声了，怎么流芳百世？倒不如将犯罪之人发配边疆，让他们过上生不如死的日子。其实在古代，对于罪犯的处理轻重而言，发配仅次于死刑。在宋朝之前，发配犯人仅限于王亲贵族，因为将他们发配远方，使他们的权利影响最小化，才能使这些王亲贵族虽心生怨恨但想谋反也不行。直到宋朝才将发配这一手段应用于律法之中。

第二，犯人对于朝廷来说其实是一种免费劳动力，将他们发配边疆，利用犯人的剩余价值为朝廷出力。因为古代边疆之地荒无人烟，所以可以说大片的土地无人开垦，利用犯人来开垦既不用投入金钱，又增加了钱粮收入，一举两得。

第三，我们都听说过一个词——“发配充军”。对于边疆之地，自然也是番邦外族侵略之地，免不了战事发生。但由于地处偏远，很少有人愿意到边疆当兵，所以朝廷就利用犯人来扩充边疆兵力，即使这些人死了，对于朝廷来说这些人的命犹如蝼蚁，不值一提，这样才能利用完每个犯人的最后一点剩余价值。

古人的有些思想可以说聪明，但其中还是有不少暴狠之气，无人权可言！

其实一般罪大恶极，罪无可赦的罪犯，才会直接砍头。

重犯也是分人的，平民和权贵。

平民犯了重罪，得罪了权贵，那简直是审判权操于人手，几乎没翻盘的可能。

权贵判刑后，若无皇帝直接点名处罚，几本都是交付三司或者大理寺审理安排，每个朝代机构不同。

至于重犯发配边疆，最主要的原因是，发配边疆与判处死刑区别不大，甚至比判死刑更严重。

边疆地区，顾名思义，地广人稀，百姓和军队驻守困难，没人愿意去，而边疆对于国家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否则一块空地要来何用，所以以罪犯身份发配边疆，主要还是为了开发边疆地区。

罪犯开发边疆地带，远离故土，死了也不能葬回家乡，这与古代死亡要回归故土理念相悖，这个惩罚也是很严重的，中国人对待死后的安排也是很重要的。而且你在边疆往往一整个家族都被发配边疆，在边疆生活生子，生下的子孙后代也是罪名后代，享受的权益也比普通百姓差的很多，罪及子孙，这比死刑要残酷的更多。

社会的一切变革都是与社会生产力息息相关的。古代朝廷的刑罚制度也不例外。

我总结了一下几点原因：

一，当时社会总体人口基数较小，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大量的死刑是不利于保护劳力的。古代刑罚分为”奴隶制时期的刑罚”和”封建制时期的刑罚”，奴隶制时期刑法一切由奴隶主制定，当时社会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流放可以获取大量免费的劳动力。在封建王朝时期刑法由秦朝起开始建立一直沿用之清朝时期，刑罚制度在不断的完善，封建时期因为国家对边疆地区守卫和建设的需求，需要源源不断生产力，所以就产生了对流放刑罚的需求。

二，发配边疆是在明清时期才发展盛行起来，发配边疆看起来比死刑轻，其实不然
犯人发配的地方一般都是环境非常恶劣的蛮夷之地，对犯人来说从身体和精神上都是一种严厉的酷刑。在清朝刑罚规定：”限日行五十里，若三千里限二月；若二千五百里，限行五十日；余准是。”在发配过程中还规定了时间，而且在发配过程中环境恶劣还要被押解人员欺负，对有些犯人还说可是比死刑更痛苦的刑罚。

三，对重犯的发配边疆，可以体现出统治者仁义，毕竟流放比死刑的刑罚低一等。而且有的时期统治者心情好了，还可以对发配边疆的重犯进行特赦。这也是统治者实行仁政的一种体现

发配边疆，即是对边疆发展的需求可以体现统治者的仁政思想，同时还能对犯人实行处罚，这对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来说是一很好的政策。

谢谢邀请，古代刑法严苛，对于重犯并非不判死刑，而是有些情况导致的，例如边关告急，需要人手，将其流放，这就是流刑，或者是朝廷重臣，皇帝为了平衡各方也就把他流放边境，需要时再召回

社会的一切变革都是与社会生产力息息相关的。古代朝廷的刑罚制度也不例外。

我总结了一下几点原因：

一，当时社会总体人口基数较小，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大量的死刑是不利于保护劳力的。古代刑罚分为”奴隶制时期的刑罚”和”封建制时期的刑罚”，奴隶制时期刑法一切由奴隶主制定，当时社会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流放可以获取大量免费的劳动力。在封建王朝时期刑法由秦朝起开始建立一直沿用之清朝时期，刑罚制度在不断的完善，封建时期因为国家对边疆地区守卫和建设的需求，需要源源不断生产力，所以就产生了对流放刑罚的需求。

二，发配边疆是在明清时期才发展盛行起来，发配边疆看起来比死刑轻，其实不然

犯人发配的地方一般都是环境非常恶劣的蛮夷之地，对犯人来说从身体和精神上都是一种严厉的酷刑。在清朝刑罚规定：”限日行五十里，若三千里限二月；若二千五百里，限行五十日；余准是。”在发配过程中还规定了时间，而且在发配过程中环境恶劣还要被押解人员欺负，对有些犯人还说可是比死刑更痛苦的刑罚。

三，对重犯的发配边疆，可以体现出统治者仁义，毕竟流放比死刑的刑罚低一等。而且有的时期统治者心情好了，还可以对发配边疆的重犯进行特赦。这也是统治者实行仁政的一种体现

发配边疆，即是对边疆发展的需求可以体现统治者的仁政思想，同时还能对犯人实行处罚，这对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来说是一很好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