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陕西文坛和陕西文坛在中国文坛的地位？

说实在话，陕西文坛确实厉害，这些作家写的对乡土的那份热爱，非常的对我的胃口。他们描写的都是在自家门口发生的事，书中的黄土高原的气息翻开书就扑面而来，这让我一个山西人也不禁爱上了他们。第一次接触陕西人的文章就是路遥先生的《平凡的世界》了。书中对于黄土高原的描写让我一个在外漂泊的人却过了一把家乡的瘾。一周的时间看完这本书，又看了，先生的《人生》，同样的气息，不变的味道。从这里，我爱上了陕西人的作品。接着我又拿起了《白鹿原》，当初这本让我看不进去的书，却也有了不一样的味道。之后的一些书，也是同样的感觉。

而陕西文坛在中国的地位却也是一枝独秀。这件事还得从当时传的沸沸扬扬的“陕军东征”说起，这件事是从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这本书的发布会上说起的。据了解，作家出版社为《最后一个匈奴》做的座谈会上，一些评论家说起了当时的陕西人的长篇小说作品接连在京城发表，开玩笑说道：“陕西人这是要来个挥马东征啊！”而这句话就引起了当时的与会记者韩小蕙的注意，她的一篇文章《“陕军东征”火爆京城》在光明日报发表，从而引起了全国人的注意，而陕西宣传委随后就跟上，推出了陈忠实的《白鹿原》、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贾平凹的《废都》、京夫的《八里情仇》、程海的《热爱命运》这五本书作为主打。瞬时间，陕西文人在全国火爆，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但是这件事在后来记者韩小蕙的澄清中却也披露了一个文人为了名利风骨全无的无耻事件。那就是高建群当时发文说道：“记者韩小蕙当时发文前，咨询了高建群的意见。而且他还推了五本书给她，那五本书就是后来陕军东征的那五本（原文大意）。”而后来，《热爱命运》的作者程海竟然还打电话质问韩小蕙为什么没有推他的书，这件事是发生在陕西方面推广之前的。这也见了这些人对于名利的追求到了何种的地步，高建群的作品《最后一个匈奴》在韩小蕙一个专业文学记者的眼里些并没有多么的出彩，而且在小说后期情节涣散。

不过，总体说来，这些事并不能影响到陕西文坛在中国文坛的地位，而陕西文坛的一些作家，例如陈忠实先生、路遥先生还是非常的受人尊敬。他们的文人风骨，他们的作品都是陕西文坛的一面永远无法抹去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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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个问题，忽然想起一位在上海从事文学创作的朋友说的一句话，他说陕西作家的普通话水平就是他们在中国文坛的地位！细想很有道理！

下面我就通过陕西文坛的小说创作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陕西作家有大格调，大追求。这种“大”体现在他们是在为自己的人生愿望去写作，金钱和荣誉在他们写作时都显得苍白无力。说得高大上一点，就是陕西作家在践行“文以载道”时，有着高度的自觉性。把现实生活中的一人一事，都放在厚重文化积淀的大背景下去剖析，这一点，陕西作家做得最好，也因此，《白鹿原》才可成为打开民族秘史之门的钥匙，《平凡的世界》通过平凡世界中的无奈与挣扎，让我们明白了一个时代两代人的生活情状。这种对大格调的自觉追求，在改革开放以来巨变且浮躁的社会大背景下，显得难能可贵。“大格调”是陕西作家的魂。

二、对创作虔诚和敬畏。相对于其它作家，陕西作家身上这一特点特别明鲜。邹志安，路遥用生命证明着文学创作的神圣，陈忠实写《白鹿原》之初就说要写一部死后可以做为枕头的书，即贾平凹在病床上的思考，高建群在围绕《最后一个匈奴》的诉讼案裁定时的黯然神伤，则无不显示着他们对文学的虔诚。

三、在快餐文化，娛乐文化的大背景下，如何表现多元而复杂的生活，这也是陕西作家相对于其它作家更应关注和重视的问题。

最后，如果有人问，谁最能代表老陕人，我说只能

非常感谢倚风独笑答友的邀请！陕西文坛和陕西文坛在中国文坛的地位，是一个大话题，完全可以写出几篇论文，毕竟，陕西作为一个有着浓厚地域色彩的文化存在，无论提到新时期哪一个文学流派，缺席了，都是不全面、不客观，也是不准确的。文坛范围太广、探讨的问题太深，在这里，我们仅就小说及小说家，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首先，自成高格的陕西作家。为防止片面谈地域，陷入狭隘和庸俗化，先从公认的几个文学“派别”切入，就新时期的几个文学流派来讲，对于勃兴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陕西作家，没有随当时文坛大流，蹭热点，凑热闹，陷入一种对过往单向度的批判、质疑、宣泄，而是严格忠实内心对时代、对生活的切肤感受，另辟蹊径写出了不少佳作，比如陈忠实1979年获全国优秀小说奖的《信任》，以及可以看做“改革文学”代表性作品的贾平凹的《腊月.正月》、路遥的《人生》，虽然都是中、短篇作品，但它们的质量足以在当时中国文坛占有一席之地。就像武侠小说里的绝世高手一样，没有门派，却又自成一派，是所谓无招胜有招。

其次，陕西文坛的光辉岁月。进入90年代，陕西文坛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一时间有“五虎将”之称的高建群、陈忠实、贾平凹、井夫、程海，在93年左右，各有一部长篇作品在京出版，名动京城，“陕军东征”成为了一道令人瞩目的文化风景线。对“陕军东征”，当时各方褒贬不一，有人赞叹，全国的长篇小说创作将由此走向高潮；有人不屑，认为这是一种商业炒作而已，不一而足。客观地讲，当时，上海作家陆天明、山西作家张平等等，都有高质量的小说问世，但却没有像陕西作家那样，引起群体性的轰动效应。我觉得，褒也罢，贬也罢，谁都否认不了，正是因为陕西作家的落落寡合、甘于寂寞，才使他们能够远离功利诱惑，用心用力打磨出好的文学作品，他们才是努力探索文学本质的守望者，也许正是因为这份坚守，陕西文学才有了今天的走出国门，对话世界。

还有一点，陕西文坛也遭受了不小的冲击。当年的东征“五虎将”中，井夫、陈忠实，先后离世，“五人团”又变成了“三人组”。联想“陕军东征”之前就已经过世的扛旗人物路遥、杜鹏程、邹志安，让人叹惋无奈，但悲伤还没有就此结束，今年的2月份，被高建群视为“描写西部辽阔大地的衣钵传人”的作家红柯，生命永远地停留在了56岁。在自然法则、自然规律面前，再强大的个体、群体，都脆弱无比，在感叹的同时，我们也不禁想问，当年盛极一时的陕西文坛，将何去何从，陕西文坛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何以巩固？陕西作家们以实际行动做着解答，贾平凹还在保持两年一部作品的创作节奏，他们颇具标志性对土地的深度思考表达，仍在继续。“寻根文学”让陕西文坛蜚声内外，也一定会走出天设的困境，这是所有热爱文学、热爱生活人们的共同期盼。

在当代，陕西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而不仅仅是文学作品吧。比如摇滚乐坛的许巍，郑钧，张楚，王建房，比如导演界的吴天明，张艺谋，丁黑，黄建新，比如演艺界的张嘉译，闫妮，景甜，张铁林，总之是太多了。如果你关注文化界，你会发现许多陕籍文人活跃在舞台上。

提起陕西文坛，我们不由的会想起陕西文坛先驱柳青和后来人们熟悉的陕西文坛“三驾马车”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此四人可谓家喻户晓，也是现当代陕西文坛的代表人物。

柳青——作品以农村题材为主体，主要代表作品《创业史》，在文革期间受到残酷迫害，造成《创业史》的全部创作计划并未全部完成，颇为遗憾，他曾经说过“人生的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不过两三步”道出了人生真谛，对青少年颇有激励作用。

路遥——路遥的代表作品有《平凡的世界》、《人生》等，其中《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自发表之后引起剧烈反响，是全景式展现陕北农村社会生活变迁和期间的个人奋斗以及青年浪漫主义爱情的百万字伟大巨著，时至今日，依然以其独特魅力以及思想深度吸引着广大的青年常读常新。路遥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短暂而璀璨，物质困顿，精神富有，可谓陕西文坛翘楚。

陈忠实——代表作品《白鹿原》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被文学评论界称为史诗级巨著，作品深刻厚重，必成经典之作。

贾平凹——平凹先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散文皆有很高成就，影响广泛。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废都》、《秦腔》、《高老庄》等，其中《秦腔》获得茅盾文学奖，近年来，散文集《自在独行》和《愿人生从容》获得广泛好评，是陕西文坛三驾马车中硕果仅存的一位。

现当代的陕西文坛名家辈出，为整个中国文坛贡献了颇多经典作品，被文学评论界称为陕军，以地域而论，对现当代文学的贡献无出其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