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法家成就大业的秦国又是如何在法家的影响下走向衰亡的？

秦国相继任用商秧及李斯等人变法革新，使秦国逐步统一了其他六国，最终建立起来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统治的帝国;但统一后需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使百姓安居乐业。然而秦二世却听任赵高的教唆，强加农民的负担，并严酷施法，因而激起民愤，至使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造成天下大乱，秦帝国迅速崩溃!

最新考古发现，陈胜吴广所谓迟到就要被杀的法律，是不存在的。法家并不是我们说的那么残酷。

给我们形成法家残酷无比印象的，是儒家，儒家文人在写历史。儒家与法家是死对头。

秦国成于法家，是对的，这个是公认。但说败于法家，则言过其实。

秦国灭亡有几个原因。

一是内部统治者离心离德。最典型的是胡亥与公子扶苏集团的权力斗争。赵高为非作歹，导致统治集团四分五裂。

二是六国贵族亡秦国之心不死，而秦始皇因为去世早了一点，没有时间统一思想，剪除六国分裂势力，在六国贵族捣乱之下，一点火星成大火，秦国被灭（有一点让人很意外，为什么最后胜利得是没有贵族身份的刘邦，而势力庞大的六国贵族一个没出头，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三是军功集团势力太大，未能及时转变为建设者。导致财政入不敷出，老百姓生活困苦。

秦朝的衰亡不能把主要原因全归结于法家，不得不承认，法家是秦国逐渐强大并吞并天下的基础，依法治国确实是秦朝的国策，自商鞅入秦建立法制到李斯掌权法家到达统治巅峰，一代秦帝国虽然短暂，但它确是为中国以后数千年的统治建立了政治基础和治国理念。

秦亡，个人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纵使以法家为国策，但不能说是因法家而亡国。

第一：国家形态的变化。秦灭六国后，各诸侯国全部统一为一个政权之下，社会政治结构、经济运行方式和文化理念融合必然会产生巨大分歧，人们一时难以适应，改分封为郡县制，完全打乱了原来的社会结构基础，也摒弃了重新列国的念想，这为暴力反抗埋下了种子。

第二，秦始皇的暴政。作为依靠战争而取得的天下， 统治早期需要靠暴力来推行各项政策，除秦人外，其他各国人民只能为奴，被奴役的人民毫无权利可言，就得做出牺牲，大量原各诸侯国的人民去干苦役，修长城，建宫殿，开疆土，死于各种苦役和战争之中是他们惟一的结果。

第三，统治思想的强行推广。秦以法家治国，但其他诸侯国并不如此，整个战国时期，秦国作为西北荒蛮民族并不被中原文化认可，从早期对秦国的蔑视到后期诸侯因害怕而联合抗秦，都是因为国家思想的对抗。秦始皇灭六国后，必然就要对其他思想进行消灭，诸子百家全禁，以巩固统治。各国幸存下来的人由于跟前朝的恩情和习惯，在思想上也就立下复国报仇的根基，秦后期的各种起义都是打着复国的口号和愿望进行的。

第四，严刑峻法的苛刻。秦法本身就很苛刻，对待外族就更加严厉了，就是处死也不是简简单单的杀头，腰斩、车裂、凌迟、镬烹无所不用。犯任何一点错都有可能被处以极刑，外族犯错也就是死法不同的区别而已。所以犯错之人不反要死，反了也是死。

第五，帝位传承的阴谋。不管我们怎么评价秦始皇的暴政统治，但扶苏是他精心选择的结果，赵高李斯胡亥阴谋杀害扶苏，夺取政权，暴政传到二世，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愈盛。任何一个朝代的开启都是以暴力开始，随后社会需要平稳过渡才会稳固。胡亥不仅没有平衡，反而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等到子婴继位，社会已经极度混乱，也不是杀一个赵高就能缓和的了。

所以，法家作为治国之策，在于维护国家的发展和运营，任何一种思想承担不了亡国的罪责，社会的变革由多重原因集合于一时一地而爆发。

陈胜吴广起义不能归结于一个社会阶层的意识反抗，简单点说就是为了活命，他们起义的历史意义仅仅是为后来爆发的各种反抗开了个头，各地积累下来的反抗意识和力量才是推翻秦国统治的外在直接因素。

一、秦是不是法家？不完全是。

秦发源地甘肃，陕西不过是当年东出最先征服的地方。

秦王仁厚，讲究不战而屈人之兵。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秦王灭六国，靠的是割地，真正攻城的有几个？

人屠白起败坏秦王名声，被秦王直接赐死。

秦王嬴姓赵氏，秦王杀白起是为赵报仇；白起死后，秦王四十年未攻赵。

二、法家商鞅。

曾读过《商君书》原著。

作为法家学派，《商君书》的确是一本很多问题有独到见解的文献。

然而，《商君书》已经被人曲解过多，以讹传讹，以至于偏离本意，面目全非。最典型的例子，如网上流传甚广的“驭民五术”。

在《商君书》中，商鞅从未有此表述。

周幽王被犬戎杀死后，丰镐（西安）被犬戎杀得片甲不留。 秦国发源地在甘肃天水，秦公墓在甘肃陇南礼县大堡子山。 秦攻破丰镐（西安），赶走犬戎，代替周幽王定都咸阳。

某些人拿着商鞅的大旗四处招摇撞骗。此人无耻与龌蹉至极，非我族类，其心必诛。

何为法家

法家者流，盖出自理官。——《汉书》

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晋国郭偃、郑国子产等人颁布法令与刑书，改革田赋制度，促进封建化进程。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也进入到一个"注重人事"、"私学"大兴、"百家争鸣"的新时代。在那里，传统的神权观念和神权思想受"德"、"仁"思想猛烈冲击、批判，"士"阶层开始出现，私学大兴。这些"士"阶层有文化知识、政治谋略、军事才能，他们的活动不受国界的限制，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统治者的礼遇，从这个意义上讲，士人的活跃，奠定了思想文化繁荣的基础。战国时期法家先贤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乐毅等相继在各国变法，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可以使平民通过开垦荒地、获得军功等渠道成为新的土地所有者。让平民有了做官的机会，瓦解了自周朝以来的贵族等级制度，从根本上动摇了靠血缘纽带维系的贵族政体。平民的政治代言人是法家，法家的政治口号是"缘法而治"、"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秦时法家代表

秦时法家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秦时法家奉法、术、势为至尊与圭臬。

商鞅，原名卫鞅，也叫公孙鞅，战国时期卫国人。商鞅早年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孙痤病死后，魏王并没有重用商鞅。后来听说秦孝公下令求贤者，便携同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三见孝公，拿出了三套改革方案，分别为"帝道"、"王道"、"霸道"。商鞅畅谈霸道的变法治国之策，孝公大喜，商鞅得到了施展他改革变法理想的舞台。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为:建立新型的军功爵制，激励士兵奋勇杀敌;奖励耕织，保证了秦国后方粮草充足;制定新法，使得百姓各司其职，安分守己。秦国自商鞅变法后，迅速成为一个强大的诸侯国，为后世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李斯，战国末年楚国人。早年为郡小吏，后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入秦。初被吕不韦任以为郎，后劝说秦王政灭诸侯、成帝业，被任为长史。秦王采纳其计谋，遣谋士持金玉游说关东六国，离间各国君臣，又任其为客卿。秦王政十年(前237年)下令驱逐六国客卿。李斯上《谏逐客书》阻止，为秦王政所采纳，不久官居廷尉。在秦王政统一六国的事业中起了较大作用。秦统一天下后，与王绾、冯劫议定尊秦王政为皇帝，并制定有关的礼仪制度。被任为丞相。他建议拆除郡县城墙，销毁民间的兵器，以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反对分封制，坚持郡县制;又主张焚烧民间收藏的《诗》、《书》、百家语，禁止私学，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还参与制定了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

法家历史局限性

儒家撰文诋毁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在封建专制社会，一切用法来衡量和判断。

法家认为"权制断于君则威"，主张立法权掌握在君主(国家)手里，臣下不得行使，建立起一种"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君主极端专制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皇帝本人则凌驾于法之上，超越于法之外。至秦始皇时更加刚刚愎自用，“法”完全成了君主实现个人欲望的工具。现代社会的我们知道一个没有约束的权力，是可怕的。《史记·秦始皇本记》记载:"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早期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

"刑用于将过"

法家认为在人们将要犯罪而尚未构成犯罪时，就应处以刑罚。《商君书.开塞》说:"刑加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两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就不应定罪处罚。因此，处罚"将过"实质上是按人们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行为定罪。法家将有犯罪思想的人和有犯罪行为的罪犯等同起来，给予同样的刑罚，这与现代意义上的法理是极不相符的。此外，法家这种"刑用于将过"的理论，还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无疑是重刑主义的表现。

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法家的目标是富国强兵，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法家认为是农战，但法家认识到"民之内事，莫苦于农，民之外事，莫难于战"。农事之苦，战事之难是推行农战的极大障碍，那么如何驱民耕战昵?法家认为，必须置民于贫穷困弱之中，然后利用赏罚的手段，民才有可能从令如流，克己之难，以赴耕战,只有人民努力耕战，国家才会强盛。在法家看来，富国与富民，强国与强民是对立的，二者不可兼得，商鞅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法家的"强国弱民"理论上，体现了国家与人民的权利义务界限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法家主张无限的扩大国家权力而缩小人民的利益，这是法家理论的一个危机。如果当人民贫弱到不能生存时，他们就会起来夺食，届时任何赏罚都将失去作用，国家强盛将不复存在。这个简单的对立统一规律法家没有认识到。所以强秦二世而亡，因为没有了一个强有力的君主，而法家也因缺乏君主扶持渐渐被兼容并蓄的儒家所代替。

秦国，成也法家，败也法家。

欲分析秦国灭亡，必先看清它的兴盛。

一、秦帝国的兴盛

对秦国而言，商鞅变法立军功爵、设郡县、压制贵族势力，加强君主集权。这些是六国变法都做之事，真正让秦帝国摇身成为虎狼之国的，是背后体制背后的社会伦理——一个去私行，行公法的法家社会。

越是激烈的竞争，越是催发极端的体制。战国时代，是个激进血性的年代，杀伐不断，英雄叠出。纵如吴起、孙膑一类的军事奇才，也不能以一己之力定乾坤。雄主想要一统天下，非变革一国体制不可。在体制变革方面，商鞅走得最为深刻，也最为功用。此后，虽然六国在军事、外交上，有时能胜过秦国，但在长久国运气数方面，已远远落后。

二、亢龙有悔：法家体制的崩塌

有多大的破坏，就得有多大的克制。在我们看到秦帝国强盛的时候，必须看到这个体制背后的巨大风险。法家思想，为了追求效率，让君臣关系、君民关系，走向了绝对的利益面。君王既然无义，臣子何必有情？这样的体制，犹如快速运转的机器，极富力量，也极难驾驭。但始皇不怕，他是千古雄主，大权独揽，刚毅明断。赵高纵然有私心，不敢乱为；陈胜、吴广就算那时起义，必然被迅速镇压；始皇时期，六国反抗势力不强烈吗？远比秦二世时还要凶猛：荆轲、高渐离刺杀，博浪沙袭击……始皇雄霸，能稳稳把控住动荡的时局。

在平和稳固的体制下，万历皇帝可以袋政三十年，帝国安稳如常。但对于秦而言，一个飞奔的法家社会，任何差池，都讲以百倍的后果呈现。秦孝公之后，秦惠王、秦昭襄王，秦始皇，个个雄才大略。持有国之利器，能不被利器所伤。再者，战争时期内部压迫矛盾可以转化为外部杀伐；巨大的内部压力，在不断的对外战争中，是容易掌控的。然而，秦二世，已然太平世，而他太年轻，太庸弱，却急欲效仿秦始皇的功业。宠幸宦官、诛杀大臣、将士离心、不理朝政……他把庸主，演绎出了一流水准。关于秦国灭亡的原因纷繁复杂，有说货币问题、军队离心、农民起义……归根到底，在于体制和君臣。法家体制社会，矛盾剧烈，对外表现为起义反叛；君臣昏庸，对外表现为诛杀良将，军将离心。

法家社会的如上优劣，都被后世人，看在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