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乱世出人才，出那么多能人异士与群雄呢？

民谚说“深山藏虎豹，乱世出英雄”。为什么每逢战乱年代，总是英雄辈出？我们可以从这几点来分析：

乱世中才有英雄豪杰施展本领的广阔空间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古代和平时期，社会秩序与权力结构相对比较稳定，蛋糕就那么大，僧多粥少。这个时候不仅靠才能，出身、朋党、机遇等等，很多因素都能将有才能的人卡在门外。进不了权力中枢，史书上自然难以留痕。

而在乱世之中，群雄并起，自然需要大批的人才，谋士武将有了充分施展才能的空间。在不断的试炼中，大浪淘沙，真正的杰出之士，自然光芒闪烁。

战乱频繁给了英雄豪杰足够的锻炼机会

天纵英才，也需要通过后天勤奋学习和不断的实践锤炼，才能修炼成才。乱世中，各方势力角逐，斗智斗勇、战场厮杀，这些都给能人异士们提供了充分的实践机会。

而在和平年代，人们过着安逸的生活，不肯创新，不要新事物，接受能力弱，因为他们活的“很好”，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

乱世英雄更易让人民共情，从而被广为传颂

历来战争都是权力的游戏，饱受摧残的总是广大的底层人民。他们在战争中东躲西藏，渴望和平，憧憬安居乐业。所以对于那些能够带来和平，带来实惠的能人异士更容易产生共情，从而广为传颂。

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很多英雄豪杰，都是经过一代代传颂，甚至被神话的。

所以说，时势造英雄，乱世出英雄。李广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汉文帝对李广说的话，道出了玄机：“可惜你生在今天，只能陪著我打打猎，要是你生在高祖那个时候，封个万户候是不成问题的。”

有一个美国卡车司机说：“我爸爸是卡车司机，我四岁的时候就知道，长大后我也会是一个卡车司机；我的儿子最可能干的，也是开卡车，也许他会开一间杂货铺，但他绝对不会当董事长或者州长。”

美国卡车司机的这番话什么意思呢？

很明显，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在本土发生的大规模战争只有那一次——南北战争。美国南北统一之后，可以说本土从未遭受战乱之祸，社会大环境稳定，社会秩序基本一成不变，人民生活相对安定，一个人的生活轨迹很难有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和平时期绝大部分人的生活轨迹基本一成不变，甚至会延续给后代。

处于乱世的人们则不同，他们却有着大把的好机会来颠覆自己不如意的生活状况。

乱世是对正常社会秩序的破坏，对于普通人来说，社会动荡的同时还蕴涵着机会。

在稳定的正常社会中，社会流动相对固定，而且缓慢。草根子弟上升的道路，很窄，很曲折，还常常遇到天花板，上升到一定的阶段就升不上去了。所以那个美国卡车司机会那么说。

乱世就不同了。以往的社会流动被打乱了，游戏规则也被突破了，甚至没有成型的规则可言了。于是，底层子弟平白有了快速向上跃升，乃至上升到社会最高阶层的机会。昨天还是贩夫走卒，明天就可能封王拜将了。这一切都拜乱世所赐。

对于一个出身贫寒的年轻人来说，在乱世中最有效改变一切的途径就是参军入伍，拿起武器当兵。因为刀枪才是一个人改变命运最强有力的政治资源。

我们都知道，民国初期是一个大乱世，也是一个大战场。那时就有很多手里拿着刀枪的军阀杀来杀去，你征我伐。最终，中国近代史上都留下了他们的一席之地。

孙传芳、吴佩孚、黎元洪、陆荣廷、冯玉祥、齐燮元、曹锟这一些大佬都出身贫寒，到最后又都成为独霸一方的军阀，权盛时期，无论哪一个都堪有皇帝的威严。与其出道之时相比，简直是有云泥之别啊！

民国军阀除了袁世凯，不是出身普通家庭，就是来自底层家庭，有着悲惨的早年。这些人往往是旧秩序的受害者，在秩序更替的混乱期凭借枪杆子跃升而起。

南朝刘宋皇帝刘裕的父亲早逝，家境贫苦，幼年时沦落到靠卖草鞋为生。还曾因为借人家钱，到期还不上而被人吊起来毒打，明显是底层的受压迫者。

后梁皇帝朱温也是父亲早逝，母亲不得不领着三个儿子到大户人家去当佣工，也是典型的底层出身。

元末的张士诚出生于一个穷苦盐民家庭。元朝食盐由政府专卖，对盐民的剥削很重，东南沿海盐民生活无着，还不时遭到台风侵袭，海水倒灌，生活也是苦不堪言。

好在他们都赶上了乱世，把握住了脱离底层向上跃升的机会。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家喻户晓的“他们”，是因为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争取最基本的生存权利。

刘裕受生活所迫，不得已投身北府兵，开始戎马生涯。

朱温成人后，勇猛凶悍，二十五岁时投黄巢，加入了唐末的造反大军。

为了活命，张士诚十岁就开始和胆大的同乡一起贩卖私盐，维持生计。不用说，贩卖私盐也是拿生命在冒险。

举再多的例子也只是为了说明乱世时期的一切都是瞬息万变的。看似不可能的事，到了乱世都有可能发生。朱元璋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开局一个破碗，最后成就一个大明江山。

身份低微、忍气吞声、苟延残喘的刘裕、朱温、张士诚、朱元璋和民国的那些军阀一样，是那个时代中可有可无的蚂蚁、臭虫，任谁都可以随手捏死他们。但是他们不服输，不认命，抓住机会，努力改变困顿的局面。反过来说，这些人也就是在乱世中才会脱颖而出，和平盛世时期还真不一定有他们的出头之日。是乱世给那些不显眼的，众多的“平庸之士”提供了借机趁势而起的翻身机会。可能这就是所谓的“时势造英雄”吧！

谢邀！

钱穆先生说：“中国历史人物，似乎衰乱世更多过了治盛世，又且强过了治盛世。”

钱穆先生采取例证法，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主要例子是孔子、朱熹等等名人。

譬如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大人物。但他生于春秋末期的衰乱世，霸业已尽，时代将变。

尤其在南宋末年，国家将亡，出一朱子。

孔子与朱子，是中国史上前后两位最伟大的人物，却均出在衰乱世。

我觉得这个结论可能有下面4个原因，简单说是4个筛子，说明如下：

一、 第一个筛子：写书的人对历史人物的筛选。

古代人分为士农工商，写书的人大部分属于“士”，他们写的历史人物大部分都是“士”。

士在古代就是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而对于“农工商”写的比较少，这些人大部分是科学家、经济家、技术专家。

治盛世，由于比较稳定，容易出现人物大部分是科学家、经济家、技术专家。

衰乱世，比较混乱，大家都在寻找解决方案，比较容易出现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

这样筛选下来，显得乱世出的人才多。

二、 第二个筛子：文字表达对于历史人物的筛选。

文章似山不喜平，历史人物处于衰乱世，则他们事迹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写书的人很好写，看书的人也比较容易流传出去。

而处于治盛世的历史人物，事情比较单一，情境简单。既是功绩很大，由于没有传奇性，不容易流传开来

三、 第三个筛子：国家机器对于历史人物的筛选。

治盛世，国家机器的控制能力很强，想出现思想家，革命家是不太可能的。

衰乱世，国家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影响力，压制力大幅度减弱，所以历史人物风起云涌。

四、 第四个筛子:钱穆先生个人偏好的筛选

钱穆先生身处中华民族最大的衰乱世，抗日战争时期。他自然希望出现更多的强人，引导大家找到解决民族危机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