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发现不了关于夏朝的有文字的文物，怎么证明夏朝存在过？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考古上没有挖掘到夏朝相关的器物，也没有发现夏朝时的文字，就产生一种怀疑：夏朝是不是不存在呢？这种观点，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中国先秦时代的文献，提及夏代不是一两处，而是成千上万条。面对这么多的史料，学者如果要否认夏代的存在，更应该的做法是：如何证明这些史料是虚假的。

下面，我来说说自己的观点。

第一，首先，我们要研究史料的可靠性

如果一本史籍，在我们所能证实的时间段，被证明是可靠的，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它在我们不能证实的时间段，胡说八道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比如说《史记》与《竹书纪年》是两本非常重要的史料，周代之后的记录，是没什么问题的，因为周代留下的器物十分多。在殷墟考古发现之前，也有学者怀疑过商朝的存在，但是现在没有怀疑了，因为商代器物、文字就摆在那里，不容置疑了。这就进一步确证《史记》与《竹书纪年》，它的纪录是真实的。真实到什么程度呢？

《史记》里罗列了商汤以后的二十九个帝王，根据卜辞，不仅这些人的名字全是准确的，而且关于他们的编年顺序也是准确的。同样，对比《竹书纪年》，商王的名字与《史记》对比，基本上是一致的。这就说明无论是《竹书》还是《史记》，可靠性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很难想象，这两本史料在商代以后的纪录如此准确，对夏代的记录会是瞎编乱造。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史料中。比如《尚书》有三大篇关于盘庚迁都的文章，盘庚迁的都就是后来被发现的殷墟，这也证明古代文献并不是凭空捏造的。如果只是因为没找到考古器物，就要否认其存在，那么得给出一个证伪的理由。就要解释一个事情：为什么同一本书里，对商、周的记载是真，偏偏对夏的记录是假呢？你得给出一个反对的理由。

第二，考古派的置疑建立在一个不真切的假设之上，即古代文明一定可以找到残留的遗迹。

我不否认，夏朝作为一个持续比较长的王朝，其痕迹不可能被完全泯灭。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可以找得到。

众所周知，时代越久远，破坏就越严重，这就导致它能被发现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就好比殷墟，能被发现是幸运，不被发现是正常。换言之，假设殷墟没被发现，现在学者要置疑的，不仅是夏代不存在，而且连商代也要置疑不存在。那么就出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一个朝代存在与否，是取决于地底下的藏品。

倘若如此，我们就会否定史料的价值，而且历史会变得十分乏味。所有的历史故事，都变成可以置疑了。史书上记载的每个事件，我们都要从地下挖掘出相应的遗物才能证实吗？如此一来，历史就索然乏味了。

当然，对于历史，怀疑精神是必要的，但是要合理。在成千上万条夏朝历史记录面前，你要先证明这些全是伪造的，如果不能证明，就不能轻易否认。

第三，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夏朝有没有文字

这里，我要来探讨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夏朝有没有文字。

如果夏朝时没有文字，那么我们对史书的记录会怀疑。没有文字，口口相传，难免会变样。因此探讨这个问题就十分关键。

以史料所述，文字是黄帝时代发明的，这一点我们也未必能证明。但是在尧帝的时候，我敢断定文字是出现了。在《尚书》里保留一段帝尧时的天文纪录，这是非常关键的。

据《尧典》所记，春分日，朱雀七宿在黄昏星出现在正南方；夏至日，青龙七宿中的火星出现在正南方；秋分日，玄武七宿中的虚星出现在正南方；冬至时，白虎七宿中的昴星出现在正南方。

为什么这段天文纪录能证明当时已经有文字呢？

因为这段天文纪录，绝不可能伪造。

上古时的人认为二至（冬至，夏至）、二分点（春分，秋分）对应的星宿是固定不变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后世的天文学家在观测时，发现二至、二分日的星象实际上是不断变化的。起初天文学家们对此问题十分困惑，存而不论。直到公元四世纪时，晋朝天文学家虞喜，观测到冬至日已经偏离昴星宿五十多度，与《尧典》的“冬至日短星昴”的记录完全不同。由此，他大胆地提出存在“岁差”的理论，以天体为对照，冬至点每年都在西退（夏至，春分、秋分也如此），对应的天空中的星体就显得是东进了。

《尧典》的这个天文纪录，后来受到西方天文学家的重视，并以岁差理论反推帝尧时代的时间，得到的结果是大约公元前2200年。而这个结果，与中国历史的时间表是非常接近的。

这里可能有些读者会看不懂，我做个解释。为什么说不可能是后世的伪造呢？因为后世在相同时间点观测到的星象，与帝尧时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不懂得“岁差理论”的存在，就不可能正确描述出帝尧时代在春分、秋分、冬至、夏至日所对应的星象。实际上，大约到了19世纪，才能做到准确反推。

我说了这么一大通，要证明一点，帝尧时代就有文字了，如果没有文字，就无法纪录，单靠口头相传上千年，怎么可能呢？再说了，谁会一代代去背诵一次星象观测的结果呢？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夏代之前就有文字了，那么，关于夏朝历史的记录，你还会认为只是胡说八道吗？

夏朝文字早已出土，就是哈拉帕印章文字。

夏朝文字早已出土，就是哈拉帕印章文字。

夏朝呢是真实存在的！上述是从各个史书中归纳的！而且大部分都能够在史书对应的年代地点找到当年的遗迹！

李学勤教授：郭店简和上博简《缁衣》基本相同，分章也一样，《礼记·缁衣》则有不同，且多引了一段《尹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后两句或以为不是《尹诰》原文。自郑玄以后，历代的注疏家对于这一段话有种种解释，但都无法讲通，而且都承认不好懂。这段话很古奥，“西邑”见于甲骨文，现在看来就是夏。

古代北方人称呼南方人为蛮夷，那么南方人会以蛮夷自称吗？同理，夏朝人自称为夏人，但商朝人会这么称呼“夏人”吗？甚至会在甲骨文上称呼“夏人”吗？

夏王朝是否存在，在民初古史辨时代受到强烈质疑，夏王朝的开国始祖禹更被认为是具有天神性的神话人物，而不被承认是实际存在的人君。

本文讨论武丁时代卜辞中“西邑”一辞的出现，是作为受祭的对象，正与传世文献《礼记・缁衣》“西邑夏”相合，而且《尚书・太甲》及《清华简・尹诰》、《清华简・尹至》，也有“西邑夏”、“西邑”之辞，可见西邑即是夏，夏是周人对商之前朝的一个称呼，殷人灭夏三百年之后的武丁时代，仍然以为“西邑”能作祟害王，所以不时要燎祭，“西邑”最早是夏的王都，但卜辞中已转化为代表夏王朝先王之亡灵，由于伊尹曾服事夏王朝，而他与汤结盟灭夏，夏桀之元配“妹喜”在卜辞中和伊尹一起出现，即受殷人祭祀的“蔑”，从灭夏故事的人、事、地三方面的记载，显示卜辞的“西邑”正是夏王朝存在的明证。

卜辞中数见“西邑”此一地名，如果“大邑商”指的是殷人的首都，“西邑”则应在“大邑商”之西的一个城邑，然而“西邑”一词和“黄尹”一起出现，又受到商王祭祀，其中的意涵很值得探讨。“西邑”卜辞所见如下：

(1) 贞：于西邑。合7863（乙7283）

(2)西邑(害)。合7864正（图一）

(3) ㄓ于黄尹。 贞： ㄓ于西邑。合7865（林1-9-14）（图二）

(4) 贞：燎于西邑。合6156正（缀6、佚379+珠707）（图三）

(5) 西邑库487（英753）

(6)丁巳□告于西邑。七月。合9631（林2-18-2）（图四）

合7863（乙7283），林宏明将[乙0790（乙补0471）+乙2186（乙补1820）+乙补0508+乙0910+乙7283+乙508+乙2186+乙5028+乙4347+乙5874+乙8603+乙8556]遥缀乙740。（图五）在林宏明所缀此版中，其云：

「贞：于西邑」和「贞：于」各位于左右甲桥相对位置。卜辞有「侑于西邑」（合7865，同版还卜问侑于助商灭夏的伊尹「侑于黄尹」），也有「侑于」。

合6156有「贞：燎于西邑」「贞：于岳」，和本组相对照，「贞：于西邑」可能是卜问「贞：燎于西邑」；而合6156「贞：于岳」是「燎于岳」。合13507卜骨卜问「燎于」，同版亦有「王梦」的卜问，可以参见；本组「贞：于」也应是卜问「燎于」。

丁山认为：「西土即西邑，西邑即西国，凡卜辞所谓西土者亦谓周人。」然卜辞中亦有东土、西土、南土、北土，实为以大邑商为中心的地理概念，「西邑」并非「西土」，卜辞中亦无「东邑」、「北邑」、「南邑」这些相应的词汇，两者概念并不相同。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将「西邑」归于「邑与都」之下。认为卜辞「邑」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王之都邑，一是国内族邦之邑。属于王之都邑有天邑商、大邑商、大邑与西邑。然而除征引上举卜辞中的四条，并说明「ㄓ、尞、告秋于此」外，并没有对「西邑」有进一步的解释。

「西邑」可以被祭祀，也会作祟为害，可说具备了神灵的条件，然而其名称却类似地名，颇为矛盾。是否「西邑」是商人对某位神灵的代称呢？

胡厚宣认为：

西邑疑即唐邑。《礼记》《缁衣》引《尚书》逸文尹吉说，「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殷代有几个重要城市，首都大邑商在中央；东有亳土，为殷之旧都；西有唐土，为夏之旧都。除首都大邑商外，于唐土亦作大邑。因其地正在殷都的西方，所以又称西邑。

卜辞或贞帝兹邑，或贞帝唐邑。兹邑为殷之首都大邑商，唐邑为西方重镇西邑唐。因其为东西两大重要城市，所以要特别贞卜，帝是否要给它们带了灾害来。

《礼记‧缁衣》：「《尹吉》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注云：「尹吉亦尹诰也，天当为先字之误。忠信为周。相，助也，谓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见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终。今天绝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于夏，此时就汤矣。夏之邑在亳西。」

《尚书‧太甲》：「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其后嗣王罔克有终，相亦罔终，嗣王戒哉！」〈太甲〉虽属伪古文尚书，不过该段亦见于《礼记‧缁衣》，相信当有所本，可能也是对同一材料的抄录。

这条材料在《清华简‧尹诰》可以见到战国时的文本样貌：「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此外《清华简．尹至》伊尹及汤往征夏朝时．也以「自西捷西邑」称之：「汤往征弗附。挚度，挚德不僭。自西捷西邑，戡其有夏。」对比《清华简‧尹诰》与《清华简．尹至》，很明显西邑、西邑夏都是指夏王朝。

不过，仍有持不同意见者，王宁认为「西邑」在商之东，即「有仍」国。

戎遂、有娀之虚、西邑、西邑夏：即有仍，周代的任国，在今山东济宁。夏末夏桀从斟寻徙都于此，称「西邑」或「西邑夏」。

王宁在另一篇〈清华简《尹至》、《尹诰》中「西邑」和「西邑夏」的问题〉中引述几条例子说明西邑夏在东，而非在西。其一是「自西捷西邑」，认为「当时的形势是商人在西而夏人在东」。又引《吕氏春秋‧慎大》：「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说明商汤根据桀的这个梦兆认为自己居于西方会得胜。

王宁说法系误读了《吕氏春秋‧慎大》一文，原文为：

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伊尹又复往视旷夏，听于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伊尹以告汤。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

天子梦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是指夏桀所梦，时汤未伐桀，并非天子。此梦于汤不利，故妹喜通过伊尹转告汤，加之当时商国干旱，天时不利伐桀。种种困难，均是衬托出汤的出兵属正义之举，梦兆天时不能难之，并非汤听闻梦兆后认为自己属于「西方日胜」者。

依「自西捷西邑」，王宁将「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改句读为「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将国认为是夏桀都城，然「国西」殊为不辞，不宜如此连读。且《吕氏春秋‧慎大》此处乃是说明汤依着桀梦日的征兆，设法改变行军途径，明明要西进伐桀，却要命令军队先向东走，再西以进，借此应合桀的梦兆，使自己处于西方日胜的有利位置。若商汤真在夏之西，径言起师伐桀即可，又何必说「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

在卜辞中没有见到「夏」的称呼，这可能是一个由周人产生的名词。从上述材料可知战国至秦汉时的文献所称「西邑」即「夏」，合称则与「大邑商」词性相对，如胡厚宣所言，殷卜辞所谓「西邑」即「夏」。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邑字下：「西邑夏、天邑商、大邑周皆谓国。」「西邑」、「西邑夏」正是商、周邑制国家的概念转化而来的词汇。

「夏」为何与「西」有关，刘桓认为夏朝后期政治中心西移，西部地区被称为夏。《左传》中郑国大夫子西名夏、夏征舒之祖少西，字子夏，是夏有西义。又认为「西邑」必在今山西境内夏墟或故夏墟一带。不过胡厚宣说法的问题，与陈梦家相同，都是受到「邑」字所限，将「西邑」视为一个地名。但从上引辞例来看，很显然「西邑」是受祭的对象。

「于西邑」固然可以解读为「在西邑」，但从「 ㄓ于黄尹」共卜的状况来看，黄尹是受祭者，西邑不应该是地名，而也应该是受祭者。这点刘桓已有很好的说解，他认为卜辞中的「西邑」兼受ㄓ 、燎、告秋三种祭祀的待遇，又可以为害于人，可见其人格化，与卜辞中的「河」相近。其云：

笃信天命鬼神的殷代统治者，已经将西邑人格化了，他们相信此地能显神灵，与人祸福。这正表明西邑不比寻常，地位很特殊。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曾经指出受到ㄓ祭与燎祭的神祇，包括王亥、河、岳、夨、凶（稷）、（弃）、，至于告秋的对象除西邑以外，尚包括（弃）、河、王亥、上甲。由此可知，西邑与祖先神、自然神的性质非常接近，应该不是地名人格化，而是指夏王朝的王室历代亡灵。

武丁时夏朝已灭，商人称其为「西邑」，但在伊尹去见时，夏朝犹在，故称其都为西邑夏，这也正与「ㄓ于黄尹」对贞有关。不过，都邑人格化于史无征，更不用说唐邑不是西邑，唐邑在武丁时仍有族氏居住，向商王朝纳贡，而西邑仅有作为祭祀对象出现而已。即便唐邑不是故夏之都，那么在卜辞中也看不到西邑有与唐邑类似的记录，两者仍然有性质上的不同。最有可能的解释是西邑不是实指某地或某地之神，而可能是虚指西方的神灵，《竹书纪年》曰：「自禹至桀十七王」，也就是说，指夏王朝之历代亡灵。

那么为何又要称「西邑」呢？殷人卜问是否为祟为害，可能与亡国之灵有关。同卜之伊尹，其事迹也与夏有关，上引材料中，均已提及伊尹及其先祖服事夏王朝，因此列于同卜之列，并不足怪。亡国的祖先失其血食，需要安抚，古人对于亡灵也有因其作祟而祭祀安抚的记录，如《新蔡葛陵简》：

夏之月己丑【之日】以君不 (怿)之古(故)，(就)祷陈宗一。壬(辰)之日祷之。(乙一4、10、乙二12)

晏昌贵对于上举的楚简有这样的解释：

《左传》哀公十四年：「陈氏方睦，使疾而遗之沐，备酒肉焉，飨守囚者，醉而杀之而逃，子我盟诸陈于陈宗。」又， 「子行抽剑曰: 「需，事之贼也。谁非陈宗。所不杀子者，有如陈宗。」乃止。」孔疏引服虔曰：「陈宗，先祖鬼神也。」陈宗当指陈之宗庙鬼神。……坪(平)夜君成之所以祭祷陈宗，盖因坪(平)夜君封地原为陈国疆域，陈亡国后，因立陈宗而祭祷其祖先鬼神也。」

《左传‧昭公七年》对于死掉的厉鬼为祟害人也有如下的纪载：

郑人相惊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则皆走，不知所往。铸刑书之岁二月，或梦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将杀带也。明年壬寅，余又将杀段也。」及壬子，驷带卒，国人益惧。齐、燕平之月，壬寅，公孙段卒，国人愈惧。其明月，子产立公孙泄及良止以抚之，乃止。子大叔问其故。子产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为之归也。」

《礼记‧表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武丁卜辞出现祭祀夏的亡灵，应是不足为奇的。

「西邑」应该是一个商人对「夏」的称呼，夏亡三百年后的武丁时代，已不存在「西邑」这座城邑，因为在卜辞中不见商人对西邑的经营与往来。此外，「西邑」能被燎，应非真的遣人到夏墟祭祀，而是作为夏王朝亡灵的一个代称，在殷王朝的城邑内举行祭祀。

夏王朝故地可能还是主要由琮（崇）侯控制，其地应在伊、洛地区。琮（崇）侯可能是夏裔，犹如周灭商后，封殷之后于宋一样，是一种安抚笼络、便于统治的方式。其后琮（崇）侯为周所灭，夏之后裔只剩「杞、缯犹在」（《国语．周语》）。

过去拙稿曾指出卜辞与伊尹、黄尹合祭的「蔑」即「妹喜」，夏亡后妹喜成为伊尹的配偶，始得与伊尹一起受到商王朝的历代追祀。如果「西邑」与「妹喜」都能成为定论，便能证明伊尹、妹喜与商汤灭夏的相关史事并非后人妄言虚造。

后记：

经刘影博士提示，合9631（图四）所残「西」可能是殷卜辞所见的神祇「西母」残文，不一定是「西邑」。其说值得参考，故记于此，希望有人缀合复原此片，以飨学界。

图一图二图三

图四图五

谢谢邀请

题主的这个问题很专业，我可不敢胡说八道，不过，我始终认为中国是存在夏朝的，不光有夏一朝的存在，夏之前应该还有唐虞朝，还应该有华朝（姑且称之吧，因为人类在远古时代均以部落的形式群居），因为中华民族的存在与延续，就跟甲骨文不可能一夜之间成型一样，是经过长久的存续、演化、聚合，再存续、再演化、再聚合，不断完善而形成的一个古老的民族，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常理，用不着什么考古物证。

另外，我始终认为，从上古时代的炎黄联合，打败蚩尤的涿鹿大战来看，炎帝统帅的部落应该跟后世的秦朝一样，来自宝鸡以西，后来的皇帝部落也应该是自西而东的，中国的历史自有记载而始，大体上都是自西而东的改朝换代的，商、周、秦，自秦以后，中华民族才在中华大地上稳定的延续下来，虽然也是不断的受到来自西北“游牧民族”的不断侵扰。

以上是我对题主问题的认知，欢迎诸君斧正！谢谢！

提问者对于这个事情来龙去脉还是比较清楚的，我给你补充一些。

二里头遗址不能定论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你说到的没有文字自证是其一。第二个也很麻烦，就是殷墟甲骨文目前破译的所有文字没有夏冬两个字，只有春秋。整个甲骨文中没有任何提到有关夏朝的事。第三个也稍有麻烦，二里头遗址分三期，这三期经碳十四测定绝对年代，与文献记载相对应，有夏晚期也有商早期，并不全在夏时期，所以有质疑者认为会不会史记等文献年代不准确，二里头只是个商早期的遗址？

说完疑难再说优势，二里头现在已经被认定为东南亚最早的广域王权都城，城市，冶金都不缺，唯独缺文字。并且年代也吻合，更重要的是和诸多文献记载的位置，年代，事件都高度吻合。并且许宏教授也说了，二里头的发掘不过百分之一，后续还很多……

不过真的问到最终没有文字出土怎么办，我也不清楚能不能认定了

没有实物证明，并不是怀疑夏朝是否存在最根本原因。随时间的流失，大量的物证消失是正常的。关键是有关夏朝的很多记载文献并不是十分可信的历史文献。而且很多文献记载相互冲突，又加深了对夏朝存在的疑虑。

由于很多关于夏朝的传说，又不能证伪，那么不妨在文化上承认夏朝存在，而在真正的历史学范畴下，还是应该持有很谨慎的态度。

说存在就存在，这里没有追求实证的传统

第一，文字不是证明一个王朝是否存在过的唯一指标。在世界历史上，很多王朝与国家是没有文字的，但他们的存在是举世公认的。

第二，我们已经发现的有些远古文物（比如仰韶文明）上的雕刻和不知名图文，你又怎么能够证明它不是夏朝的文字呢？你又不是夏朝人，你凭什么说那些图画不是夏朝文字呢？我们汉字的源头是象形，难道就不许夏朝的象形文字更加“象形”吗？

第三，史记记载的其他朝代都被证明是存在的，为什么唯独夏朝有误呢？从概率学的角度讲，夏朝存在的可能性也是极高的。

第四，孔夫子当年也重整史料了，他根据当时的史料，明确夏的存在，应该说，他接触的史料比我们、比司马迁更直接、更原始、更丰富。

第五，如果没有夏朝，我们的“夏历”从何而来？

文明发展，可以从武王伐纣中看出破绽。一个文明的建立必定毁灭另一个文明，无论之前他有多么昌盛。皇帝与蚩尤！唐朝与隋朝！新中国教育与民国时期的教育质量。等等因素影响都会是考古的影响。以前竹简书能够保存一段历史到现在，现代有什么能留到今后。

说存在就存在，这里没有追求实证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