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飞力，在传统中国发现普世价值

导读 孔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来的各种温情，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普世主义者的别样情怀，他只是相信，真正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应该是普世于包括中国历史在内的任何特殊历史进程中，并且是由其“内部叙事”自然表现出来，而不是由外部强加所致。

“我这本书也是在写今天的中国，中国人看得懂么？”2016年2月15日，当孔飞力先生逝世的消息引爆中文互联网之时，我们终于可以确认，他与那本伟大著作《叫魂》一起进入了太多中国人的记忆中。

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孔飞力先生从未讳言他对当下中国的关注，事实上，他最近一本在中国出版的作品就叫《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而在《叫魂》的“中译本序言”中，孔飞力先生更是坦承，“我所关心的问题涉及到的是更为广阔的近现代，尤其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的历史”，比如，他在《叫魂》中就几次让人从乾隆盛世恰到好处地想到了“文革”。

汉学家孔飞力教授及其代表作

对于中国这样历史尚未终结的国家而言，一位历史学家想要获得被传诵被纪念的殊荣，仅仅依靠学术地位与重磅著作这些更为纯粹的标准显然不够（这些孔飞力都有），更重要的是要像孔飞力一样充满现实关怀与问题意识，或者俗气地说，就是得让历史照进现实，让中国读者能够享受借古喻今讽今的快感，或者“走不出的历史三峡”一般的沉痛感。

孔先生不仅是一个普世主义者，还是一个相当尊重中国本土价值的“传统派”（他一开始的中国名字叫“孔复礼”），即使在批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时，也持理解之同情，这样中正的政治（文化）姿态自然就能赢得中国最大公约数的好感度，也包括我。

从第一本书《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始，孔先生就像一个真正的英国保守主义者那样，在中国的传统政治中寻找与“现代性”相同的地方，坚信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本身就蕴涵着一系列可以步入现代转型的普世因素，听起来有那么一点“儒家宪政派”的感觉对不？

[美] 孔飞力 / 谢亮生 等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0

“是否应该将触发这些内部变革的全部功劳归之于与西方的接触”，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中，孔飞力最有名的一个观点是，反对将中国近代史的起始定于鸦片战争这样的外部事件，而应从中国内部的社会结构着手，将1864年扑灭太平天国起义作为近代史的开端。

对中国传统的迷恋让他在书中表现得如此感性：“一个热诚的相信中国自身具有向现代性——也就是纳入世界历史的普遍潮流，而不是它自己独有的小溪——演变的所有必要条件的知识分子，难以把推翻‘封建主义’主要作用归之于外界影响”。

正是因为这本书，孔飞力在美国史学界逐渐成为“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对立面恰恰是其导师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论，即强调西方冲击的外部原因才是中国近代历史变化的根本动力。用美国学者柯文在1984年出版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的定性就是，孔飞力的研究是“一种植根在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

看见“中国中心观”这样的措辞，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千万不要望文生义地将孔先生引为知己。孔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来的各种温情，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普世主义者的别样情怀，他只是相信，真正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应该是普世于包括中国历史在内的任何特殊历史进程中，并且是由其“内部叙事”自然表现出来，而不是由外部强加所致。在《叫魂》的“译后记”中，译者的总结挺到位，中国史研究是孔飞力普世意识的“实验室”。

在《叫魂》中，孔飞力甚至从中国官僚体制中都挖掘出了可供普世的本土资源。孔飞力认为，在叫魂案中，乾隆除了镇压暴民谋反的考量之外，也想通过这样一场“反妖术”的政治运动来整饬难以充分控制的官僚体制。背后的逻辑是，即使是乾隆这样的盛世强力君主，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也无法控盘自动产生对抗抵消皇权力量的官僚体制，因为，就与皇权的关系而言，庸常腐败的官僚体制简直是一个自带“四两拨千斤”功能的完美设计。因此，乾隆只能通过“反妖术”这样的政治运动来回避日常政治生活，在特殊情境中放大皇权的威慑力。

就此，孔飞力给予中国传统官僚制度以“谨慎的喝彩”，以一种比较扭捏的姿态将官僚制度视作了制衡所谓专制皇权的同盟军，或者说，将其视作“走出帝制”的普世本土资源。当然，孔飞力并不愿给中国官僚体制戴上“制衡”这顶光鲜的宪政帽子，“仅仅”是表达了，看似无所不能的皇权既可以被一个基层官僚的日常贪渎和欺饰搞得大伤脑筋，在客观上营造出政令不出紫禁城的特效；同时，也可以被一群高级官员用任何政府都必须遵守的最高准则弄得束手束脚，比如，儒家伦理就算是吧。

孔飞力用一种足以让中国官僚脸红的华丽辞藻赞颂道：“但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官僚体制）的特性却可以阻挡任何一种狂热。没有这样一个应急的锚碇，中国就会在风暴中急剧偏航。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况下，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在书中的第一句话，孔飞力就提前暴露了他的“普世主义与本土立场”：“在何种意义上，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是一种‘中国的过程’？”

在这本刺刀见红的历史政论中，孔飞力为普世意义的现代国家作了一个粗疏的定义：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与政治控制。从魏源和冯桂芬等中国本土思想家的思考（扩大文人问政范围，通过广开言路形成思想竞争的市场）出发，讨论了一个相当令国人唏嘘的问题，在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进程中，“政治控制”是如何逐步压倒“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而三者背后都是具有传统文化资源的。

在我的观察中，孔飞力并非如正统自由派那样过分忽视“政治控制”，也就是国家权力的价值。在他眼中，“政治控制”、“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这三者很可能是平等的，并没有意识形态上的高低之分，国家权力并非必要之恶，甚至可以说，强化国家权力也是现代普世国家的特征之一。只不过，此种强化不能以削弱“政治参与”与“政治竞争”为代价，那样显然是远离而不是更接近“现代国家”了。

有趣的是，我在福山身上也看到了孔飞力作为“传统资源”被汲取的可能性。福山在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同样为现代普世国家总结了三大维度：国家建构、法治与民主（责任制政府），认为冷战结束以来，人们把太多的注意力聚集在“民主”和“法治”上，而忽略了“国家建构”这个维度的意义。

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的最后，普世主义者孔飞力为中国送出了他这一生能给的最后祝福：“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超越……而获得实现？这是一个只能由时间来回答的问题。现在，许多中国人相信，这是办得到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我们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

孔飞力先生，走好。家祭无忘告乃翁。

北京时间2016年2月15日17:40左右，汉学家魏希德（Hilde De Weerdt）在推特上发布信息称，著名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Kuhn）逝世，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