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站在情和法的哪一边？|舆情纵览

案件回顾

3月24日《南方周末》披露，这桩血案发生于2016年4月14日，山东冠县女企业家苏银霞因资金困难，向地产公司老板借款135万元，月息高达10%，在支付本息184万和一套价值70万的房产后，仍无法还清欠款，于是，债主方的催债人员用极端手段侮辱于欢母亲苏银霞，公司工作人员报警，警察到达后说了一句“要债可以，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

看到警察离开，讨债人员一再侮辱母亲，于欢情绪失控，混乱中用一把水果刀，其身旁四名催债人员被刺，其中杜志浩因失血过多在求医途中身亡。聊城中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

案情关键节点：

2017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日报客户端政务发布厅发布消息称，已派员调查于欢故意伤害案。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发布消息，对“于欢故意伤害案”依法启动审查调查。

媒体说

人民日报评论：《辱母杀人案：法律如何回应伦理困局》

舆论的强烈反应提示我们，应该正视此事发生之时的伦理情境，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更多考虑。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这样的伦理情境，让很多人在讨论这一案件时，不仅基于法律来做出自己的判断。

法律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可以说，法律不仅关乎规则，还关乎规则背后的价值诉求，关乎回应人心所向、塑造伦理人情。此案在半年过后掀起舆论波澜，正是因为其中蕴含着许多人的伦理诉求和情感诉求。

换句话说，在很多人看来，于欢的行为不仅仅是一个法律上的行为，更是一个伦理行为。

而对于判决是否合理的检视，也正显示出在法律调节之下的行为和在伦理要求之下的行为或许会存在的冲突，显示出法的道理与人心常情之间可能会出现的罅隙。也正是在这个角度上看，回应好人心的诉求，审视案件中的伦理情境、正视法治中的伦理命题，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也正是因此，转型期中国的法治建设，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需要更多地正视这些人心经验，正视转型时代保护伦理价值的重要性，从而把握好逻辑与经验的关系、条文与人情的关系、法律与伦理的关系。

侠客岛：《辱母杀人案：对司法失去信任才是最可怕的》

群情激昂的背后，透露的不止是对于欢个人生死的挂怀，也是大众情绪的一种焦虑和不安。因为没有公权力的保护，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遭遇于欢一样的屈辱。

是故意伤害，还是正当防卫，是本案最大的法律争议。

无论如何，警察的出现，并没有解除于欢母子被有黑社会性质的催债团伙非法拘禁的事实。实际言行，甚至有偏袒和放纵的嫌疑，这也成为舆论和专家认定警方不作为的重要依据。

我们不赞同舆论干预司法。但是当刑事个案生成为社会公共事件时，它所带来的讨论，无疑具有启发民智的意义，甚至关乎我们对法治未来走向的信心。

本案中自然正义与法律正义可能存在落差，我们只想说，司法，不仅关乎纸面规则的落地，还关乎规则背后的价值诉求，更关乎人心所向，伦理人情。（作者蔡斐，系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

澎湃社论：《正义不会拒绝“倾听”》

公众看到了司法机关对于民意关切的回应，但不可将此概括为“民意的胜利”，这种表述本身已将民意与法治对立。

此案“辱母”的细节引发了公众的强烈的共鸣。“母辱不护，且待何人？”这类诘难中固然不乏情绪的成分，但是背后是人们对于正义的朴素理解，这恰恰是一个民族法治精神的魂魄所在，应在法治管道中有所呈现。

现代化语境下的“法治”注定是高度技术化、科层化。当很多基层执法者勤勤恳恳、萧规曹随地办案时，有时，是不是可以打开窗户听听民间的“新鲜声音”？法律执行与立法初衷以及依附其上的民心，是否会发生疏离？“初心”还在不在？

新京报评论：《“刀刺辱母者案”：突破社会底线的恶行，司法岂能忍》

在该案中，于欢究竟是不是正当防卫，仍需更多案情细节披露。但可以肯定，杜志浩等没有使用工具，并不代表就没有暴力行凶，正当防卫就失去了前提条件。不能混淆了一般正当防卫和特殊防卫的概念，缩小正当防卫的范围，认为只有刀架在脖子上、生命受到紧迫威胁才能防卫。

仅从网络上的反响来看，有关判决与多数民意并不同调。尽管司法并非总要跟在民意的背后，看民意“脸色”行事，甚至司法有时还需要矫正盲从的“民意”，但如果一份判决在“良善”、“公正”等基本维度上与多数民意相悖离，那相关办案单位和人员有必要进行反省。（作者：邓学平）

红辣椒评论：《辱母杀人案：没有人情味的判决令人齿冷》

马雅可夫斯基曾经说过：“当社会把你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不要忘了，在你身后还有一条路，那就是犯罪，永远记住，这并不可耻！”当然，此“犯罪”并非真正的犯罪，也不是提倡公众犯罪，而是在面对恶霸流氓之时，在法律的执行力未能照耀到的荫蔽之处，对待他们，“以暴制暴”有时候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对于此，法律也需有更加全面的考量，而不是固守教条，坚守程序的公正不也是为了确保结果的公正吗？

法律的目的是守卫社会公平，是为人民服务，是为了让普罗大众活得更有底气，更有尊严。一个进步的社会是不会拒绝合理的媒介审判的，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下，法律审判不能脱离现实情境，更不能逆民意而上，法律也需要更多的“人情味”，每个孩子都有母亲，每个母亲也都心系孩子，每个孩子都不希望自己的母亲受到伤害，每个母亲更不愿自己的孩子看不到未来。（作者：魏显勇）

微信号“晚上八点”评论：《辱母杀人案:法律要讲理也要讲情》

法律条文是冰冷的，但法律背后的价值遵循是讲求人性人情的。当法律不能保护一个正当保护母亲的人，反而重刑惩罚他的合情合理行为，法律就起不到应有的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当聊城中级人民法院裁以“故意伤害罪”，而不是“正当防卫”，是由法官决定的，问题是法官罔顾人之常情，不能有正常人的情感，法律就会变得冰冷、让民众失望，甚至对法律产生不信任，这会让法治社会失去民意基础。

名人说

易中天：

血性男儿哪有罪？刺死辱母者既是正当防卫，更是见义勇为！我支持刺死辱母者的当时人于欢--无罪！

我支持刺死辱母者的当事人于欢——无罪！理由如下：

刺死辱母者于欢是制止犯罪：杜志浩脱掉裤子掏出下体并做出侮辱性动作，不但已经构成对于欢母亲的实质性精神摧残，而且有进一步实施强奸的主观故意。

刺死辱母者于欢是正当防卫：在上述精神摧残中，杜志浩掏出下体就是在使用工具。由于该行为是当众并且当着受害人亲生儿子的面，其精神打击足以致死。

刺死辱母者于欢是见义勇为：在此情况下，即便陌生人也会路见不平一声吼，何况亲子乎？更何况当时于欢寡不敌众，杜志浩等人则无视警方的制止和法律尊严，已是猖狂之极。

刺死辱母者于欢是血性男儿：中华传统文化历来主张孝治天下，以亲亲之爱维护社会稳定。何况以人之常情，岂有亲娘受辱而不管不顾之理？劈山救母传为美谈，于欢救母反受惩罚，于情于理均难以服众。如果这样的孝子身陷囹圄，将来我中华民族岂非“更无一个是男儿”？

“ 因此，恳请上级法院将于欢无罪释放，恳请当地政府帮助于欢重振家业，以便他们还清债务。”

专家说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北师大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赵秉志

本案性质上是故意伤害，但以单纯的故意伤害定罪，还是以防卫过当的故意伤害定罪，是不一样的。一审判决的无期徒刑是量刑畸重的，于欢构成防卫过当。

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应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减轻处罚就是要低于10年有期徒刑，而且我主张较为显著地减轻处罚。

本案涉及正当防卫制度，涉及法理、情理和伦理，其一审判决不当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也受到了最高司法机关和山东省司法机关的重视，相信二审会有公正的裁判。

——来自《财新网》

海南师范大学李伟言

杀辱母者见男儿本性，为母挺身而出是做儿子的爱母之心。而杀人后服刑是对法的敬畏，杀了之后再准备服刑，这叫两全。像苏格拉底一样知道判的不对，但服从判决，这种精神一般人不能理解。但我并非主张服从判决，而赞同走法律程序上诉解决。而非一干公知文青说的无罪释放。如此倡导，表明是正义了，但会长远地破坏法治进程。

青椒说

这个事件之所以引起了这么大的社会影响，与大多数媒体和公众观点所表现出来的“情”与“法“的矛盾之处有很大关系。毕竟“孝悌”之情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更何况是母亲受辱。

当前，案件的焦点主要还是于欢究竟是不是正当防卫，这里涉及很专业的判断。法院的一审并没有将其定为正当防卫，但社会大众不少人则认为此举算是正当防卫。这就需要有更为明确的标准和更为有效的衡量手段加以说明。

其实，从法律的角度讲，事实和基于此的证据是第一位的。在这方面，在笔者与两位法律从业者朋友聊天过程中，感觉他们的态度要比一般公众理性得多。他们更多关注的是程序公正，对于人情的考虑则在次位。毕竟，考虑人情对于个案的解决符合公众预期，但长期来看，会损害更多人的利益，因为讲人情，弱势者的人情关系作用式微。到最后，人情会沦为强势者避免法律惩罚的武器。

最高人民检察院派员调查这一事件，反应出媒体报道对于法治事件的巨大推动作用，虽然媒体和公众意见不能代替法院做判决，这是公共参与社会治理事件的重要体现。当然，也说明，伦理困境仍是摆在法律部门面前的重要问题。

相信这一案件会成为我国民主与法治建设过程中的又一标志性事件。公众对其后续关注，理性的态度应该是：一方面，应该尊重在现有法律规则下的法院判决，尤其是最高法院的调查与最终判决；另一方面，对于不合理的法律条款，则有必要通过政府部门、媒体、专家和公众的努力而加以完善。

(辱母杀人案：公众站在情和法的哪一边？|舆情纵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