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人物生平

少年时期

鲁迅，1881年9月25日（光绪七年八月初三），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一个传统士大夫家庭，祖父周介孚在京中做官，父亲周伯宜是秀才。鲁迅七岁进本宅私塾就读，十二岁转入绍兴全城最严格的书塾“三味书屋”。少年鲁迅在接受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还喜欢涉猎野史、笔记、神话小说之类的书籍。1893年（光绪十九年），鲁迅十三岁时，祖父因科场作弊案下狱。官府趁机敲诈勒索，父亲身患重病，鲁迅的家境由小康坠入困顿。在家庭破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来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使少年鲁迅开始体会到上层社会的虛伪和腐败。在此期间，鲁迅一度寄居在城郊的外婆家。在那里，他结识了很多农民朋友。这一段经历为他日后创作以农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奠定了生活基础。

求学之路

1898年5月（光绪二十四年），鲁迅到南京去投考无需学费的学校，进入江南水师学堂，被编入管轮班。11月，鲁迅离开水师学堂，回乡省亲。年底参加会稽县试。但鲁迅对“博取功名”不感兴趣，没有参加府试。次年1月重返南京，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1902年1月（光绪二十八年），以一等第三名优异成绩毕业。在南京求学时期，鲁迅接触了西方近代思潮。他钟爱《时务报》《译学汇编》，卢梭、孟德斯鸠、斯宾塞的著作，林琴南翻译的外国小说。《天演论》中“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等关于发展变化的观点，初步形成了他早期进化论的社会发展观。

在矿务铁路学堂毕业后，鲁迅被两江总督派赴日本留学。1902年4月（光绪二十八年）抵日本东京，入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在这里，他结识了许寿裳，此后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作为当时反清阵营的坚定支持者，鲁迅带头剪了辫子，经常参加反清革命民主派的各种集会。这期间他编译了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编写了论述中国地质和矿产分布情况的专著《中国矿产志》，发表了科学论文《中国地质略论》《说鈿》，翻译出版了科学幻想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1904年4月（光绪三十年），鲁迅从弘文学院速成普通科毕业，同年9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后因在课堂上观看日俄战争影片，感受到了身为弱国国民的悲愤，从此改变了医学救国的思想，转而志向于文学，以拯救中华民族的灵魂为急务。于1906年3月（光绪三十二年），重返东京，学籍列在东京德语学校，从事文学事业。

1906年6月（光绪三十二年），鲁迅结束了在仙台医专的学业，自日本回绍兴，奉母命与朱安女士结婚。在绍兴住了几天之后回到东京，一面继续学习外文，一面从事文学活动。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与许寿裳计划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没有成功。随后，他在刘师培等人主编的《河南》杂志上发表了《人间之历史》《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论文，标志他独立思想的逐步形成。1909年（光绪三十四年），鲁迅和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俄国和东欧国家的一些短篇小说，是他译介外国进步文学作品的开端。这期间，鲁迅同革命党人陶成章等人时有过从，参加光复会为会员，后师从章太炎学文字学。

四处任教

1909年8月（宣统元年），鲁迅因家境困难，回国谋职。先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生理学和化学教员，1910年7月又到绍兴府中学堂任生物学教员并兼任监学，课余辑录类书中唐以前的小说，后定名为《古小说钩沉》。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曾积极组织声援活动和宣传活动。1911年10月，任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校长。这年冬天，他以辛亥革命为背景创作了他的第一篇小说《怀旧》。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之后，1912年2月（民国元年），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到南京教育部工作，不久随部迁至北京，担任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第一科科长等职，主管文化及社会文化设施等工作。公余时间，鲁迅还辑录唐宋短篇小说，后辑成《唐宋传奇集》。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社会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倒行逆施充分暴露了中国旧文化的顽固性，鲁迅一时找不到攻击旧文化的机会和战友，常常感到极度的苦闷和绝望，一度倾心于辑录、校勘古籍，搜集金石碑帖，研究佛经。在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兼教育部佥事期间，鲁迅在提倡美育、制定注音字母方案、开展通俗教育、筹创京师图书馆和历史博物馆等方面，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18年（民国六年）初，鲁迅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和胡适等人，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

文坛先声

1918年（民国六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揭开了中国小说史上新的一页。五四期间，鲁迅又陆续发表了《孔乙己》《药》《明天》等多篇小说。1922年（民国十一年）初，持文化保守立场的“学衡派”，从学理上反对新文化运动，发表对“新文化”走向的不同见地，引发了围绕中国新文化问题的论争。鲁迅撰写《估<学衡>》等杂文，回应“学衡派”众人，驳斥《学衡》的理论主张。这些杂文大都收在杂文集《热风》和《坟》里。

从1920年（民国九年）秋季开始，鲁迅在北京大学、兼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世界语学校教师，讲授中国小说史等课程。后来他把讲义整理《中国小说史略》于公开出版，这是第一部比较系统地论述我国小说发展历史的专著。1923年（民国十二年），鲁迅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呐喊》出版。1924年（民国十三年），鲁迅还应邀到陕西西安大学讲授“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从1920年至1926年（民国九年至民国十五年），鲁迅先后在北京八所大中学校兼课。

为了培育文艺新苗，广泛制造“批评社会，批评文明”的进步舆论。1924年（民国十二年）底，鲁迅参与了《语丝》周刊的创办，并参加了语丝社。1925年（民国十四年）又先后组织和领导了莽原社和未名社，帮助支持了《晨报副刊》《民众文艺周刊》的运作。这些社团在新文化的建设和当时的政治斗争中，都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以“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为标志，革命运动在1925年（民国十四年）至1926年（民国十五年）迅猛发展。鲁迅三次为“五卅”惨案捐款，参加了北京女师大学生运动和“三一八”爱国运动。

民主战士

三一八惨案之后，鲁迅受到北洋政府的通缉。为了避开迫害，也出于对南方革命斗争的向往以及个人生活方面的原因，鲁迅于1926年（民国十五年）8月南下任厦门大学文科国文系教授、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开设“小说选及小说史”、“文学史纲要”等课程。文学史讲稿后来整理成《汉文学史纲要》公开出版。在厦门大学期间，他继续写了五篇《旧事重提》，两篇《故事新编》，一本《两地书》以及《华盖集续编的续编》等，共十七万余字。此外，还鼓励和指导厦门大学学生组织文学团体和出版刊物。同年底，鲁迅辞去厦门大学的职务。

1927年（民国十六年）1月18日，鲁迅抵达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就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开设文艺论、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等课程，后又被特聘为中山大学组织委员会委员。同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开始了反革命的大杀戮。鲁迅召集中山大学各主任开紧急会议，跟学校当局展开斗争，力主营救被捕学生，但遭到拒绝。不久，鲁迅愤然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继续在广州从事创作和翻译工作。10月，鲁迅离开广州赴上海，与许广平一起定居，结为终身伴侣。

鲁迅到上海定居不久就参加了中国革命互济会，跟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联系。1928年（民国十七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认为“五四”以来那些重在描写与揭示生活现实的作品都已经落伍过，要彻底抛弃，新文学队伍也要按阶级属性重新划线站队。由此，他们便向“五四”时期已成名的作家开刀，全盘否定“五四”新文学的传统，认为鲁迅写作的那个“阿Q时代早已死去”，鲁迅的创作大都没有现代意味，只能代表清末及庚子义和团时代的思想，甚至判定鲁迅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人物”。由此鲁迅跟太阳社、创造社展开了一场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鲁迅并非反对“革命文学”，他对革命文学其实没有明确的设想，他只是怀疑和反感革命文学家的“突变”及唯我独革。鲁迅从现实的角度肯定了“革命文学”作为一种反抗性思潮的存在理由，认为这是“势所必至，平平常常，空嚷力禁，两皆无用”，同时也批评了创造社、太阳社不敢正视残酷的现实，光凭纸上写下的“打打”“杀杀”，只不过是“空嚷”而已。鲁迅对创造社诸人片面宣扬文学工具论表示反感，特别不赞同所谓“组织生活论”“工具论”，认为文艺“不过是一种社会现象，是时代人生的记录”，“现在的文艺，就在写我们自己的社会”，如果将文艺等同于政治，那就“踏着‘文学是宣传'的梯子而爬进唯心的城堡里去了”。在论争的过程中，鲁迅翻译并钻研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1929年（民国十八年），鲁迅主编《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先后翻译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等论著。

1929（民国十八年）年9月，儿子周海婴在上海出生。

左联领袖

革命文学的论证经历了近两年时间，引起了国共两党的注意。1929年9月，国民党召开“全国宣传会议”，提出以“三民主义的文艺政策”来清理统一文坛，扼杀“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共产党则指示创造社、太阳社停止攻击鲁迅，他们与鲁迅以及其他革命的“同路人”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革命文学组织，对抗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这样，历时近两年的论争便停止了。参与论争的各方冷静下来，寻求共识，组成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0年（民国十九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会上选举了包括鲁迅在内的7人为常务委员。鉴于鲁迅当时在文学界的影响作用，曾被攻击为落后的“人道主义者”的鲁迅，此时被左联尊为左翼文学的“领袖”。鲁迅虽然被内定为左联的“盟主”，但在加入左联以后，鲁迅并没有按例参与左联的常规性的政治活动(如开会、上街游行、飞行集会等)，他首先做的是清理与创造社、太阳社论战的“旧战场”，这项工作的中心任务是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文艺政策的相关著述。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做了题为《对于左冀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清醒地总结了革命文学倡导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他针对某些革命作家盲目乐观的心态，批评那种“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不明白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的'浪漫'"，要正视现实，摒弃浪漫蒂克的幻想。

除了“左联”之外，鲁迅还投入各种社会活动，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发起的革命互济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反帝反战同盟；对国民党的压迫，帝国主义的暴行，多次和进步文化界一起发表宣言，提出抗议。1931年（民国二十年）2月，柔石、殷夫等五位青年作家被秘密杀害，传闻将搜捕鲁迅。鲁迅被迫离开寓所去别处暂避。不久，他冲破国民党当局的严密封锁，在“左联”的秘密刊物上发表文章纪念战死者，并撰文在国外报刊上揭露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这年9月，发生“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处于危亡时刻。鲁迅撰写了一系列犀利的杂文，这两年间的三十七篇杂文和一篇译文，收集在《二心集》中。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初，上海爆发了“一二八”抗战。鲁迅和茅盾等四十余人联名发表《上海文艺界告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1931年至1933年（民国二十年至民国二十三年）期间，鲁迅与瞿秋白从通信、见面到结为知己。瞿曾三次在鲁迅家暂住，以避敌人的追踪。得到鲁迅在工作上和生活上的许多关照。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1月，鲁迅担任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的执行委员。与宋庆龄等人赴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递交反对希特勒法西斯暴行的抗议书。9月，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在上海秘密召开远东反战会议，鲁迅被推为名誉主席团成员。同年，鲁迅会见了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和美国进步记者斯诺。在同形形色色的敌人和思潮作斗争的过程中，鲁迅用各种笔名写作了大量战斗的杂文。这期间，鲁迅着重批判了主张“文艺自由”论的“自由人”胡秋原和自称“第三种人”的苏汶（杜衡）。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鲁迅坚持中国语文的改革和文艺大众化的方向，作《门外文谈》。同时，鲁迅作《答国际文学社问》，先后发表于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国际文学》和苏联《真理报》，他把这一年写下的杂文，编为《花边文学》和《且介亭杂文》。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鲁迅密切关注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动向，积极培养左翼青年作家，为叶紫、萧军、萧红的作品写序，这一年的杂文结成《且介亭杂文二集》。在这一年里，鲁迅还写了《理水》《采薇》《出关》《生死》，与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写的《非攻》和1927年（民国十六年）以前写的《补天》《奔月》《铸剑》一起结集为《故事新编》，于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出版。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鲁迅原有的肺病日渐严重，但他不愿离开战斗岗位移地疗养。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他虽在病中，依然勤奋工作，写了不少文章。当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国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急需建立时，鲁迅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章，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与周扬等人捍卫的“国防文学"口号，展开了“两个口号”之争。

人物逝世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10月19日，鲁迅与世长辞。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毛泽东、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钧儒、矛盾、萧三组成治丧委员会。上海各界人民纷纷赴万国殡仪馆瞻仰鲁迅遗容。22日，二万余人送殡。鲁迅遗体安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墓迁移重建于上海虹口公园。

人物关系

参考资料：

作品与成就

文学作品

杂文

鲁迅杂文合集

参考资料：

自1881年（光绪七年）起直到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逝世，鲁迅一生写下了大量的杂文，并且以杂文作为战斗的主要武器。杂文在鲁迅整个创作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鲁迅的杂文始终为一切关心与思考社会、历史、思想、文化、人生、人性等问题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所钟爱，任何时候都是中国现实中活生生的存在，对正在进行、发展的中国思想、文化、文学发生作用，对现实的中国人心产生影响。鲁迅通过杂文的形式，自由地伸入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迅速地接纳、反映瞬息万变的时代信息，做出政治的、社会历史的、伦理道德的、审美的评价与判断，并及时地得到生活的回响与社会的反馈。随着现代传播对人的现代生活日益深刻的影响，鲁迅的杂文真正深入到现代生活中，并成为其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正因为杂文与正在进行时的生活有着如此密切的互动关系，它也就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忠实记录。在一定的意义上，鲁迅的杂文不仅是现代中国社会、政治、历史、法律、宗教、哲学、道德、文学、艺术，乃至经济、军事等等的百科全书，而且以其对中国现代国民的文化心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以及民性、民情、民俗、民魂的真实、生动而深刻的描绘，成为一部活的现代中国人的“人史”。鲁迅说，杂文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顺次翻开鲁迅14本杂文集，就可以看到一部不停息地批判，论战，反击等等的思想文化斗争的编年史。鲁迅杂文批判性、否定性特色，在反常规的多疑思维下犀利，“个”与“类”类型形象的统一刻画，自由创造的杂文语言，显示出“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不屈不挠的批判精神，从根本上有违于中国文化与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恕道、中庸传统，集中地体现了鲁迅其人其文的反叛性、异质性。

散文

参考资料：

鲁迅的散文创作主要集中在《野草》《朝花夕拾》两部作品中。《野草》《朝花夕拾》一方面是鲁迅的著作中最个人化的，另一方面又为现代散文的创作提供了两种体式，开创了现代散文的两个创作潮流与传统，即“闲话风”的散文与“独语体”的散文。《朝花夕拾》最初在《莽原》上发表时，总题是“旧事重提”，是对童年的追忆与模拟。这样的回忆童年生活的散文，充满了个体生命的童年时代与人类文化发展的童年(原始)时代所特有的天真之气。展现了一个“人间至爱者”对于人类生存的基本命题“爱”与“死”的童年体验的追记与成年的思考《朝花夕拾》是作者与读者的精神对话：作者掏出心来真诚地祖露自己生活与内心的秘密、真实的欢乐与痛苦，希望引起读者的共鸣、联想议论与诘难，达到精神的互补，别具平等、开放的品格，又充溢一股真率之气。在语言上，《朝花夕拾》最大程度上保留了生活语言的丰富性、生动性与复杂性，是“听闲谈而去散漫”的语言主张的成功实践。与《朝花夕拾》的自然、平易相反，《野草》充满了奇峻的变异，明显地表现出散文的诗化、小说化、戏剧化的倾向。它所表露的是灵魂的“真”与“深”，是对于“人”自身存在困境的自觉体验与突围。鲁迅在这里借鉴吸收并成功地运用了象征主义手法，取得了艺术表现手法探索上的极大成功。鲁迅曾对人说，《野草》里有他的哲学。鲁迅还谈到他的所想与所写有“为别人”和“为自己”的区分，鲁迅的小说与杂文是偏于“为别人”写的，他的散文则是偏于“为自己”写的，是更多地展现自己的内心世界的。也就是说，鲁迅要借散文这样一种更具个人性的文体，来相对真实与深入地展现其个人存在——个体生命的存在与文学个人话语的存在。《野草》以表现主题的不确定性，几乎包含了鲁迅情绪、性格甚至整个内心世界的各个侧面，它更是启蒙时期的文化批判者鲁迅向启蒙时期后的战斗者转折过渡阶段的心灵史。

小说

参考资料：

鲁迅第一篇文言小说《怀旧》发表于1913年（民国二年）。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民国七年）5月，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开篇之作。此后到1926年（民国十五年）陆续发表了20多篇小说，先后集结为《呐喊》、《彷徨》两个小说集出版，其中1921年（民国十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代表了鲁迅小说的最高成就。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鲁迅同时是杰出的小说史家和小说翻译家，1910年（宣统二年）上半年开始进行《古小说钩沉》的辑录工作，1926年（民国十五年）12月出版了其所搜集的小说史料的结集《小说旧闻钞》，1927年（民国十六年）8月编就《唐宋传奇集》，1920年（民国九年）他开始在大学主讲中国小说史课程，1923年（民国十二年）12月由新湖出版社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小说史专著《中国小说史略》(上)，1924年（民国十三年）6月出版《中国小说史略》(下)，1925年（民国十四年）3月西北大学出版部出版讲演稿《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在鲁迅小说的创作中，《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呐喊》和《彷徨》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成熟之作。“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

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个开拓者，中国现代小说之父，也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最有影响、最有成就的作家。鲁迅是清醒而深刻的现实主义者，他大胆地正视现实的各种矛盾，他的小说反映了极其深广的真实历史内容，中国社会的内在矛盾，知识分子的性格、特质、生活道路、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被压迫农民的精神枷锁、阶级利益、抗争及抗争的软弱性等等，在他的小说中都有着深刻的表现。他的小说多取材于病态的社会现实，旨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成为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鲁迅善于“杂取种种人”来塑造典型形象，并运用“画眼睛”和白描的手法来刻划，他的描写不借助曲折离奇的情节，而是以普通日常的生活场面来展现人物的性格和矛盾纠葛，显示出真实、朴素、冷隽而深切的艺术风格。鲁迅在借鉴外国优秀短篇小说作家的长处的同时也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优良传统，经过自己的创造，为中国现代小说开辟了一条宽广的现实主义道路，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典范。

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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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学术著作主要有《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残本《汉文学史纲要》、长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鲁迅不仅是小说家、散文家、诗人，而且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学者，他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不但在学术界产生了久远的影响，也是其现代学术文化思想的集中显现。鲁迅现代学术研究的范式可以归纳为，继承中国传统学术中的校勘考证的学术方法，并用这种方法去“整理国故”，摸清家底，此所谓“弗失固有之血脉”；在此基础上借用西方科学的学术观念对古代小说进行了“透视”。他厘定了小说的概念，确定了小说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对小说进行了科学地分类，注重小说的内部规律；较为科学地划分了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不同阶段，从而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建立了比较科学的学科体系。可以这样说，人们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能够有明确的概念、科学的体系、系统的知识、整体的观念是从鲁迅的研究开始的。郑振铎评价：“鲁迅是最精密的考据家、校订家。他的校订工夫是不下于顾千里、黄尧圃他们的；而较他们更进步的是，他不只是限于考据、校订。他是在根本上做工夫的。他打定了基础，搜齐了材料，然后经过尖锐的考察，精密的分析，而以公平的态度下判断，不麻胡，不苟且，从根本上做工夫，这便是他治学的精神。”

此外，鲁迅在汉文学史研究、汉画石像研究、连环画研究、金石考证、民俗研究等都有涉猎，注重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鲁迅的学术研究，继承汉学家校勘考证的学术方法，运用西方学科的理念，形成了科学的体系，使其研究成为中国学术传统和西方科学理念完美结合的典范，他的这种研究范式，为后世提供了“文化现代化的模型”，当下的文化建设既应“弗失固有之血脉”，又要“不后于世界之思潮”，才能“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为今天的现代文化建设提供了借鉴。

翻译

鲁迅翻译作品单行本

参考资料：

鲁迅翻译理论逻辑思路，早期跟随晚清风尚以意译为主，到后期坚定了直译为主。对于深切感受到中国的黑暗、敢于直面现实的鲁迅来说，介绍外国进步文艺为我所用，来改造国民性、改造社会，是其翻译、创作、编辑、出版的初衷和基本思想。他希望可以求新声于异邦，介绍国外的新思想，以此来挽救民族危亡。为此，他追求直译，反对归化，“宁愿信而不顺”，反对照顾国人的陈旧思维方式，主张国人要张开眼睛看世界。鲁迅主张的“宁信而不顺”，“重译”“复译”，“翻译与创作并重”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力挽晚清的意译风潮，以直译的方式输入原质的外国文化，开启了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翻译方法上的革命。同时，鲁迅引入战斗文学翻译，开辟了一个新的翻译领域。

序跋

参考资料：

美术

他的美术思想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其基本纲领是：第一，以思想启蒙为宗旨。他提倡个性自由，批判封建文化，反复强调进步的思想应是现代美术的灵魂。“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令我们看了，不但欢喜赏玩，尤能发生感动，造成精神上的影响。”第二，以现实主义为根本，他希望青年美术工作者，要大胆突破传统绘画的题材和创作方法，不要局限于山水、花鸟，要在作品中揭示社会和人生的真相，反映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第三，以战斗的“力之美”为主调。鲁迅坚决反对文学和美术上的“小摆设”，反复强调“战斗”之重要，大力介绍和提倡木刻，以“力之美”的艺术对抗当时流行的病态艺术。第四，提倡艺术多样化，他开放包容，对各种题材、创作方法和风格流派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第五，在继承借鉴中求创新，“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第六，提出既不同于传统、也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现代美术的开放性批评标准。评价作品，既不能用中国的传统标准，也不能用西方的标准，“必须用存在于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来量。”鲁迅的美术思想来自现实，指导现实，又超越了现实，指向一个更高的艺术境界，对当今的美术乃至整个文学艺术创作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鲁迅对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亲自编辑出版美术文献，翻译美术著作，举办和参与美术展览，设计书刊封面；以当面教育和书信相结合的方式，对青年美术创作者给予培养和扶持；发表美术评论即肯定成绩又真切批评；对中外美术作品理解深刻，主张剔除糟粕，汲取精华，促进中国美术的继承和传播；在美术活动上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公益性。尤其在木刻版画艺术中，鲁迅创建了版画的基石，开拓了版画艺术的发展路径。“中国现代新兴木刻运动，是鲁迅先生所手植，又在他的指导下成长和发展，因而能与中国劳苦大众的血脉相沟通，十数年间，狂涛般弥漫于全国各个角落。’’

平面设计（选录）

木刻版画

鲁迅是中国新兴木刻的创始人和导师，他编印翻刻了《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等传统木刻，收集研究汉代石刻画像等古代美术遗存，同时引进外国作品，供青年美术工作者参考，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六年，鲁迅亲手编辑印行的中外美术家的作品集，如《近代木刻选集》《比亚兹莱画选》《新俄画选》《引玉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及《死魂灵百图》等。除了编印翻刻木刻作品，鲁迅还积极致力于倡导培育青年版画家，组织学生参加木刻版画培训，利用自己丰富的国外优秀版画画册、版画原拓收藏，提供展品参展，并单独举办展览，先后在上海单独举办过三次外国版画展览，一次提供版画参展。

其它作品

参考资料：

思想主张

国民性思想

鲁迅一生都在关注着民族的命运和国人的良知，痛心于国人的愚昧、麻木和冷漠，他期盼着中国人能够最终觉醒，直面人生，根除奴性，使自己的人格得以健康、健全的发展，并将此作为了自己毕生的追求。作为文学家，鲁迅对于国民性弱点的剖析没有系统地总结过，他的国民性批判思想散见于他的文学创作，主要集中于小说和杂文中。

前期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是鲁迅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早期。鲁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是以留学日本时期的“立人”思想为其逻辑起点的，“立人”是鲁迅早期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核心，反映鲁迅这个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的作品主要有《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据许寿裳回忆，早在日本弘文学院时期，鲁迅最关注三个问题：“1、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2、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3、他的病根何在？”鲁迅对改造“国民性”的大命题的构想正是从这三个方面展开的。在这一时期，鲁迅受进化论思想影响，主张“立人”，宣扬个性主义，重视“摩罗诗人式”的“精神界之战士”的作用，提倡尚武、复仇的精神，大力宣扬“培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个性主义主张。

中期

1918年（民国七年）新文化运动时期是鲁迅国民性改造思想发展的中期。以批判现实主义为指导，鲁迅这一时期的国民性改造思想重点在揭露和批判国民劣性形成的病根，重视清除传统思想的影响，注重对国民劣根性及其产生原因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反映这一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的，主要有《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等。

这一时期，在挖掘国民性病根这一问题上，鲁迅集中攻打了“国民性的怯懦、懒惰、而又巧猾”的弱点。他常用文学形象的描写，漫画式概括画下的许多脸谱，如“媚态的猫”、“叭儿狗”、“商定文豪”等，将批判深入到文化心理和社会行为模式，概括了一种“社会相”。与此同时，鲁迅的改造国民性还把“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紧密结合起来，并向纵深发展，不仅对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奴隶规则”与意识形态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而且对形成这种精神文明的封建专制制度、封建思想给予了深刻的揭露。鲁迅用“遗传的定理”来分析传统思想对国民性的影响，“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开了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沉闷的苦重”想对中国人民性格的扭曲和残害，以致形成“非人”的病态民族性的形象；对于传统文化的消极面，鲁迅进行了多方面持久的批判。他把老子称之为“无为无不为的一事不做的空谈家”，批评孔子的“中庸之道”，批评庄子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无是非观的虚伪。此外，他还批评了道教、佛教的消极影响。他认为，所有这一切文化传统的消极面，把中国变成一个“黑色的染缸”，“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

后期

1927年（民国十六年）春以后的上海十年，是鲁迅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后期。这个时期，也是鲁迅批判国民性中诸如奴性、堕落、中庸、善变等弱点最为集中的一个时期，他把针砭国民性弱点与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相结合，把抨击愚弱的国民性与颂扬民族的光明面相结合，把国民性的改造和民族魂的铸造相结合，形成了鲁迅国民性改造思想的高峰。反应鲁迅这一阶段思想的代表作品主要有《答有恒先生》《略论中国人的脸》《革命文学》《无声的中国》《习惯与改革》《拿来主义》《说“面子”》等。

这一时期鲁迅国民性改造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注意把民族心理与阶级心理结合起来研究。除了继续针砭国民的劣根性外，鲁迅这一时期的杂文和小说更多的体现了肯定国民性优质的内容，把对民族精神中优秀传统的弘扬和歌颂现实斗争中的战士结合起来。《学界三魂》中，鲁迅肯定“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指出：“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他坚信这种真正的“民魂”和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才能将爱国主义精神永远流传下去，“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结合鲁迅国民性思想不同阶段的发展，鲁迅在其作品中所着重提到并加以批判的国民劣根性有：退守、惰性、卑怯、奴性、自欺欺人、麻木、健忘、巧滑、无特操等。展开来讲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其一是“瞒和骗”。鲁迅痛感中国人的不敢正视人生，“万事闭眼睛”。其二是做戏。装模做样，总想将自己的体面弄得十足。其三是“看客”式的无聊。鲁迅最先感到中国国民精神的厚重麻木，他深感中国人不仅把万事当作一出戏，而自己又“永远是戏剧的看客”。他们不能感到别人精神上的痛苦，甚至也忘记了自己的痛苦，而对人生抱着“袖手旁观”的态度，精神上表现出极度的空虚和无聊。其四是奴才心态的卑怯与势利。中国人由于“受强者的蹂躏”，蕴蓄着许多“怨愤”，“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这便是“卑怯”。他曾经用非常形象的比喻，揭露国民性的这种卑怯的特点，“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卑怯事实上常常是同势利紧密相联的，“遇见强者，不敢反抗”，并且趋炎附势，现出奴颜脾膝的丑态而对于弱者，则“多是凶残横态，宛然一个暴君”。其五是自利而不惜破毁公物。鲁迅把中国人的这一毛病，沉痛地称为“奴才式的破坏”。“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其六是“精神胜利法”般的自我安慰，安于命运的奴才心理。在这种病状之下的许多中国人，虽然事实上落后、失败了，却能从过去、从精神上求得慰安与解嘲，因而对于现状，对于奴隶生活，总是表现出一种奴才式的满足并安于命运。

语言文字主张

汉字落后论

鲁迅在《门外文谈》中论述了汉字发展史，批评“汉字落后”。他肯定了“古人传文字给我们，原是一份重大遗产，应该感谢的。但在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谐声的谐声字的现在，这感谢却只好踌躇一下了”。还指出：“文字难，文章难，还都是原来的；这些上面，又加以士大夫故意特制的难，却还想它和大众有缘，怎么办得到。”“五四时候的叫‘文学革命’，就为此。但还只知道了文章难，没有悟出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汉字难认、难读、难写，劳苦大众无法掌握，所以造成中国落后，这基本是五四运动领袖的共识。

废除汉字

在五四运动时期，鲁迅关于废除汉字的主张没有钱玄同、瞿秋白等激进，但由于其在文化战线的重要地位，所以他的“废除汉字论”的理论也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鲁迅把废除汉字看作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在《中国语文的新生》文中对“废除汉字论”的理论阐述非常明确而系统。文中指出：“那么，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须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作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他在《关于新文字答问》中重复这一观点：“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大力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五四以前的书面语以文言为主，它和口语是分离的，这就使以文字为主的书籍文章难以为普罗大众所接受。鲁迅在《门外文谈》第六章“于是文章成为奇货了”中，无情批评了这种言文脱离的现象：“文字在人民间萌芽，后来却一定为特权者收揽。”“因为文字是特权者的东西，所以它就有了尊严性，并且有了神秘性。”“文字既然含着尊严性，那么，知道文字，这人也就连带的尊严起来了。”在《二十四孝图》开篇语中，鲁迅讲到：“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悔改，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认为中国封建主义卫道士们死抱文言不放，因为他们看中了文言非一般民众可懂，易用于欺骗和愚弄百姓的“好处”，把文言当作他们阶级固化的工具。此外，鲁迅还认为“古文已经死掉了，白话文还是改革道上的桥梁，因为人类还在进化。”鲁迅不仅宣告了古文的死亡，还指出白话文并非中国语言发展的极致，它也同样会被其它更新、更好、更有生命力的语言取代。

拼音拉丁取代汉字

鲁迅对“真正通俗化、劳动大众化的文字”——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是以极大的热情来关注它，提倡它的。在分析大众语文缺点的原因时，鲁迅指出：“是一向受着难文字，难文章的封锁，和现代思潮隔绝。所以，倘要中国的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须提倡大众语，大众文，而且书法更必须拉丁化。”“和提倡文言文的开倒车相反，是目前的大众语文的提倡，但也还没有碰到根本的问题：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待到拉丁化的提议出现，这才抓住了解决问题的紧要关键。”“只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败，乃是关于中国大众的存亡的。”“这回的新文字却简易得远了，又是根据于实生活的，容易学，有用，可以用这对大家说话，听大家的话，明白道理，学得技艺，这才是劳苦大众自己的东西，首先的惟一的活路。”

儿童教育

鲁迅关于儿童教育的一贯思想是“以孩子为本位”，致力于儿童的个性发展。鲁迅认为中国封建教育重视伦理压制个性，在极大程度上漠视了作为个体人的存在。中国教育尤其是儿童教育的一个很大的偏失，就在于个人永不被发现。鲁迅明确地提出教育要张扬人的“个性”，具体表现在儿童教育上，应该“教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就是把儿童培养成“独立的人”。鲁迅也指出发展儿童个性的具体方法，开宗第一便是理解”，“第二便是指导”，“第三便是解放”，“便是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决不能用同一模型，无理嵌定”。对于培养怎样的“新人”，鲁迅也有个总的要求：“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具体而言，鲁迅培养的目标是要有健硕的体魄；要具有独立自主、敢于创新的精神；要有善于反思、主动学习的精神。

鲁迅还主张对儿童进行爱和美的教育，引导儿童向真、向善、向美。爱的教育表现在儿童教育中是父母及师长应该关爱儿童，作为幼者、弱势群体的儿童，理应得到父母等长辈的关爱。儿童在充满爱的环境中长大，潜移默化地，他们也学会了爱，成为有爱心的人，被爱的同时也会把爱心给予他人、给予社会。美的教育表现在，“美育是种感性教育和趣味教育，美感的培养能滋润人的性情，增添灵秀之气和生活雅趣，使人不至于太沉闷。对由几千年封建载道教育出来的务实的中国人而言，超功利的‘美’的熏陶在儿童的成长阶段也将起着改造性格的作用。”因此，鲁迅主张为儿童举办美术展览等活动，提倡美术工作者做出好的图画，给予儿童以愉悦的审美体验，引导儿童养成良好的道德和情操，帮助儿童养成正向的审美倾向和审美追求。

此外，鲁迅特别重视儿童读物，强调用优秀的儿童读物促进儿童的发展。在《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中，鲁迅重点批评了旧时儿童读物的陈旧性。正是由于儿童读物的贫乏落后，鲁迅号召教育家、文学家和科学家为儿童写作和翻译喜闻乐见的新作品。他认为儿童读物要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指出：我们要理解儿童，决不能将孩子“看作一个蠢材，什么都不放在眼里”，而必须细心体察儿童的心理特征，进行合理的教育，给予儿童所喜欢的读物，促进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

人物影响

精神

鲁迅逝世后，上海民众代表在他的灵枢上覆盖了书有“民族魂”三个大字的旗帜。这三个字是沈钧儒先生所书，是中国人民对自己杰出而伟大的代表中恳、贴切的评价，也是对鲁迅精神的高度概括。鲁迅以现代人的清醒，以思想家的理智，以革命家的敏锐，以文学家的激情，系统地、缜密地、持续地“研究”中国人，进行空前地彻底地民族反省，终生为民族及其子民们的自我更新而奋斗，并获得了卓越的成就，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影响。他始终不屈不挠、以笔为投枪匕首揭示“吃人”真相的战斗精神；维护自由思想、探索光明道路的独立自主精神；无畏威胁利诱、毫不妥协的牺牲精神等形成了伟大的鲁迅精神，被广大人民群众视为“中华民族魂”，给予后世无数志士文人精神力量。

政治

鲁迅逝世以后，毛泽东曾对其做出高度评价：“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毛泽东以政治领袖的地位，从政治上为鲁迅定性定位。自此以后，鲁迅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逐渐被“神化”，被抬高到了一个政治偶像的地位。在文革时期，鲁迅被视为“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被异化为打人的棍子，夸大其思想和作品的革命性和与共产党的亲密关系，并由此而夸大鲁迅对中国历史、社会和人物评论的准确性与正确性，被赋予了和政治领袖一样高的位置，使人对之只能顶礼膜拜，不敢有丝毫的质疑和反抗。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随着对“两个凡是”口号的批评修正和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进行，鲁迅的“神化”形象遭到了“反神化”一派的反拨，对鲁迅的定位渐渐“去神化”而回到“人”本身。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还原鲁迅”的口号下，“鲁迅是人不是神”的命题很快得到了绝大多数鲁迅研究者的认同，学界通过实证和逻辑方法尽量去“还原鲁迅”“走近鲁迅”，立足于鲁迅的作品，研究重点转向关注鲁迅的文学地位、思想价值等，尽力还原出作为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鲁迅，对鲁迅形象的研究及政治定位更加多元而真实。

人物评价

毛泽东：“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法捷耶夫：“鲁迅是真正的中国作家，正因为如此，他才给全世界文学贡献了很多民族形式的，不可模仿的作品。他的语言是民间形式的。他的讽刺和幽默虽然具有人类共同的性格，但也带有不可模仿的民族特点。”

竹内好：“鲁迅是现代中国国民文化之母。”

郭沫若：“鲁迅是革命的思想家，是划时代的文艺作家，是实事求是的历史学家，是以身作则的教育家，是渴望人类解放的国际主义者。”傅安辉.试论郭沫若对鲁迅评价的改变[J].郭沫若学刊,1999(02):94-98.

胡适：“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

冯雪峰：“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及社会批评家的地位，在中国，在鲁迅自己，都比艺术家的地位伟大得多。”

王蒙：“我们的作家都像鲁迅一样就太好了么？完全不见得。文坛上有一个鲁迅那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五十个鲁迅呢？我的天！”

夏志清：“鲁迅特别注意显而易见的传统恶习,但却纵容、甚而后来主动地鼓励粗暴和非理性势力的猖獗。大体上来说，鲁迅为其时代所摆布，而不能算是他那个时代的导师和讽刺家。”

蒋梦麟：“我所知道他的早年作品，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只为了好玩，舞文弄墨，对旧礼教和社会现状挖苦讽刺一番，以逞一己之快。”

王朔：“我从来没有觉得鲁迅的小说写的好，他的小说写的过于沉闷。鲁迅那种二三十年代正处于发轫期尚未完全脱离文言文影响的白话文字也有些疙疙瘩瘩，读起来总有些含混。”

影视形象

（不完全收录，仅罗列主要围绕鲁迅展开的影视作品）

后世纪念

纪念场所

截至到2013年，我国目前有7个城市建有鲁迅纪念馆(博物馆):他们分别是北京的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鲁迅故居;上海的上海鲁迅纪念馆、上海鲁迅故居;厦门的厦门鲁迅纪念馆;广州的广州鲁迅纪念馆;南京的南京鲁迅纪念馆;绍兴的绍兴鲁迅纪念馆、绍兴鲁迅故居以及浙江临海县的临海鲁迅展览馆。其中除了浙江临海鲁迅展览馆属于个人主办的民间鲁迅纪念馆外，其他均属于官方主办。

北京鲁迅博物馆

北京鲁迅博物馆，又名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宫门口二条19号，内有鲁迅旧居及鲁迅陈列展览。鲁迅旧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鲁迅于1924年春天购入后自己设计改建成，也是迄今在北京保存最完整的一处鲁迅的居所。鲁迅在此生活了两年多，在这里写下了《华盖集》《华盖集续编》《野草》三本文集和《彷徨》《朝花夕拾》《坟》中的部分篇章。1949年10月19日，时值鲁迅逝世13周年之际，旧居正式对外开放。1954年初，在旧居旁建立了陈列厅，于195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20周年正式建馆并对外开放。

上海鲁迅纪念馆

鲁迅纪念馆位于虹口区甜爱路200号鲁迅公园内，同时负责管理鲁迅墓、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上海鲁迅故居。1950年由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筹建，1951年1月正式向公众开放，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座人物类纪念馆。1994年上海市政府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1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08年国家文物局评鲁迅纪念馆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1998年，馆舍在原址改扩建,1999年9月25日竣工重新开放。

绍兴鲁迅故里

鲁迅故里是鲁迅先生诞生和青少年时期生活过的故土，现为全国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AAAAA级景区、首批20家“全国研学旅游示范基地”之一。是绍兴市区保存最完好的历史街区之一，拥有鲁迅故居、百草园、三味书屋、鲁迅祖居、土谷祠、长庆寺、鲁迅笔下风情园、鲁迅生平事迹陈列厅等一大批与鲁迅有关的人文古迹。2008年6月，根据中宣部等文件精神，鲁迅故里景区实行整体免费开放。

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

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是目前国内唯一设在高校的鲁迅纪念馆，初设于厦门大学集美楼二楼，原鲁迅先生任教时居住的房间。1926年9月4日至1927年1月16日，鲁迅在厦门大学任国文系与国学研究院教授，撰写了17万多字的著作，其中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等。纪念馆现有5个展室，第一室简要回顾鲁迅的人生轨迹及思想历程；第二室陈列鲁迅在厦门时的历史文物资料；第三室是“鲁迅与许广平”专题展览；第四室为各界人士参观纪念室；第五室为鲁迅故居，室内摆设按鲁迅当年居住时的原貌布置。

广州鲁迅纪念馆

广州鲁迅纪念馆位于广州市文明路215号，该馆馆址钟楼，建在广东省博物馆内，是鲁迅在广州时住过的地方，1957年建，1959年10月开馆，占地面积4375平方米。1927年1月，鲁迅从厦门大学到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先在钟楼居住，后迁至白云路白云楼。纪念馆复原了鲁迅当年的居住环境、卧室兼工作室和中山大学校务会议室。设有鲁迅生平事迹陈列室，展示鲁迅在广州生活用品原件及鲁迅手稿、文物、照片、资料近万件。现在是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南京鲁迅纪念馆

南京鲁迅纪念馆坐落于南京察哈尔路南京师范大学附中校园内，于2006年4月27日正式开馆，原是鲁迅在宁就读的南京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的旧址。纪念馆面积约600平方米，包括展厅和研究室。展厅主要突出鲁迅在南京的特点，展示鲁迅在宁的学习和工作情况；介绍鲁迅作品尤以收入中学教材的为主，研究室则作为中学师生学习和研究鲁迅的平台、中学课本中的鲁迅作品的研究中心。

鲁迅文学奖

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该奖项每四年评选一次。旨在奖励优秀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的创作，奖励中外文学作品的翻译，推动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该奖1997年启动首届评奖，1998年首次颁奖。至此，“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曹禺戏剧奖”鼎足而立的文学奖励的形式格局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