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

简介

顾颉刚是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古史辨派创始人，也是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顾颉刚创建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和古史辨学派，提出了古史层类学说，被人称为现代学术史上开宗立派的大师。

顾颉刚是中国传统经学终结和中国新史学开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顾颉刚早年就读于苏州公里第一中学堂，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门，1920年毕业后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担任助教职务，期间取得了《重编中文书目的办法》《古今伪书考》《吴歌甲集》成果等。顾颉刚先后在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十八所大学任教授，历任原北平研究院历史学组主任、原交通书局编辑所所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全国文联委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

顾颉刚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并把他和别人研讨争论的文章编为《古史辨》八册，《古史辨》被胡适称之为“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顾颉刚对古史研究的贡献主要是揭示出战国、秦、汉以来特别是“经书”上所载的古史，大多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层积累起来造成的，从而把古史中许多伪史料清除了出去，为科学地研究中国古代史扫清了道路。

人物生平

家学启蒙

顾颉刚原名诵坤，1893年出生于中国江苏省苏州悬桥巷顾家花园顾氏家族。顾颉刚先祖曾在苏州开办刻印书文业务，他们刻印的书籍中有几部被后人收入到了《四库全书》中。2岁开始，祖父、叔父、母亲等就开始教他识字、写毛笔字，并逐渐开始读《三字经》《千字文》《诗经》《天文歌曲》《地球韵言》《读史论略》等，至1905年前的时间内，顾颉刚已经系统的读了《四书》《五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等经籍，12岁时跟随父亲读《古文翼》并学写唐、宋八大家作文，同年做出了人生第一篇文章《恨不能读尽天下图书》，表示“恨不能读尽天下书”。

顾颉刚的祖父很会讲故事，几乎把苏州城的掌故旧闻全都给他讲到了，而且常常会把所见过的匾额、牌楼、桥梁的历史讲给顾颉刚听，回家后，顾颉刚会把所见所闻按照次序写成一个单子，这种听故事的经历逐渐使顾颉刚的意识中产生了历史意味，逐渐使他意识到：凡是眼前所见过的东西都是慢慢儿地积累起来的，不是在古代已尽有，也不是到了现在刚有，这应该是顾颉刚古史学说的启蒙开始。

8岁时，顾颉刚便依据《论语》和《孟子》的内容以及祖父给他讲的古代神话传说，将很多古人名字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行了分析研究，并自己写出了一篇5页的《小史》，对从开天辟地到《滕文公篇》中关于孔子故事之间出现的一些古人的先后顺序进行了连接。在对《左传》里的谥法解释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顾颉刚得出“灵、幽、厉”等谥不一定就是不好的谥号，而孟子所说的“孝子顺孙百世不能改”的话也并不可靠。

11岁时，顾颉刚从《纲鉴易知录》中发现了一些对历史人物记录不公平的地方，于是便在书边上写上自己的意见，书边写不下就附纸夹在认为需要改动的地方，这种敢于提出疑问和见解的做法既锻炼了思想方法，又为日后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吴中求学

1897年顾颉刚入私塾求学，最初读的是《四书》，1906年以第一名的好成绩入读苏州市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校，两年后升入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开始从新式学校中接受新式教育。

中学期间，顾颉刚负责编写四年级报《学艺》。在这个时期，顾颉刚从《汉魏丛书》和《二十二子》的研究中，对古书的整体面貌有了大概了解，而从《国粹学报》章太炎重新评价古今学术的文章中，开始了解到中国学问界的分歧和派别之分，虽然对这些分歧和派别的是是非非不是很清楚，但是章太炎“整理国故”的思想，却深深吸引了顾颉刚。

为了能够博览群书，顾颉刚常常会拿着大人给的“压岁钱”或者参加婚礼得到的“见面钱”或者祖父给的“点心钱”去购书，顾颉刚认为，买书“宁可不精，不可不博”，要精通各种学问，就需要把各种书籍都买来，随心翻阅。当时的苏州保留有一个几近残败的文化中心，顾颉刚经常回到这个文化中心翻阅各类书籍，从而对目录学、版本学方面的知识也越发熟练，尤其是对《四库总目》《汇刻书目》《书目答问》等书都翻得非常熟悉，随便拿起一册书，顾颉刚就能对此书的刻印情况说个大概，正是这种博览群书的经历，让顾颉刚的眼光变得非常远大，对古今学术概况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读书也变得灵活很多。

在此期间，顾颉刚发现从魏、晋到汉代的很多古文对《尚书》注释都有问题，同时，发现《汉魏丛书》中很多内容都并不出自于汉、魏、六朝时人的手笔，有很多是宋、明朝人的赝作，这两个事件基本注定了顾颉刚毕生治学的命运。

接受和传播新思潮

顾颉刚受新时代思潮影响最早可以追溯到光绪戊戌年间（1898年），中法之战、中日之战失败后，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在苏州设立了“苏学分会”，购置了很多新书，顾颉刚的父亲顾柏年是苏学会的会员，掌管部分事务，在父亲的影响下，年少的顾颉刚开始注意关心国家和社会上发生的一些大事。变法失败后，苏学分会自动解散，学会书籍由各会员拿回家，顾颉刚的父亲分得《万国史记》《泰西新史揽要》《万国演义》等书籍，这些书籍成为顾颉刚接受新思潮的启蒙书籍。从这些书籍中，顾颉刚开始逐渐了解了世界历史。12岁时，顾颉刚开始翻看父亲的案头的梁启超编印的《新民丛报》，其中《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慷慨激昂的内容，直接启发了顾颉刚的批判精神。

北大预科求学

1912年8月，顾颉刚入读上海神州大学学习文学，顾颉刚于1913年4月考入北大预科班求学。期间，顾颉刚将如何利用书本知识归纳为四个问题，即：何者为学？何以当有学？何以有今日之学？今日之学当如何？而康有为揭出战国诸子和新代经师的作伪原因，直接启发了顾颉刚疑古的动机，从此奠定了为求真而辨伪，抛弃周围势力观念影响潜心做学问的觉悟。改入北大预科一部后，顾颉刚在求学之余，写出了《戏剧表》，并记下了三册《戏剧记》，依次圈点了《史记》《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等古籍中有宗旨有系统的著作，对《中国历史教科书》《国故论衡》《大乘起信论》《新旧约圣经》等当时很有影响的新著作，顾颉刚也拿来诵读，并从同年冬天开始记录《寒假读书记》，一生积累了近200册约600万字的笔记。1915年顾颉刚开始以时代分目录，做出了20余册《清代著述考》，编列了500余人，同时，还做了《师承表》《籍望表》等五表，通过这些内容对所列人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做了记录。

在北大预科班学习期间，沉迷于戏剧的顾颉刚发现了历史故事会因时、因地、因人而发生变化的特性，也正是从这一阶段开始，顾颉刚逐渐将历史学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更多的关注中华民族的衰老问题，他将中华民族的衰老归结于君主的专制统治和儒教的文化垄断。

参加中国社会党

1912年，顾颉刚参加了中国社会党，主要负责苏州支部的文书工作，热心于宣传社会主义，1912年底，顾颉刚到达北京，参加了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工作，并与陈翼龙一起到天津组织开展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工作，1913年1月顾颉刚独自由天津返回北京，后因不满社会党流于口号、缺少实干精神而退出社会党。

接受自由的新思想

1916年，顾颉刚用“颉刚”为名参加北大本科入学考试，同年秋天入读北大文科中国哲学门（后来的哲学系）。在蔡元培自由思想和接受理性指导的观念的引领下，顾颉刚开始逐渐有了打破旧思想的思想意识，在学术研究上更加自由和大胆，同时，在胡适的推动下，顾颉刚开始学做白话文。

从1918年2月开始，顾颉刚开始搜集整理歌谣，为后来以歌谣《诗经》研究，开创中国民俗学事业奠定了扎实基础。

1918年秋天，顾颉刚参与了《新潮》杂志社的创办，主要担任干事一职并为新潮社的杂志《新潮》撰写文章和白话诗，开始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介绍西方近代思潮，批评中国当时学术和社会的各种问题，向封建势力发起猛烈的攻击。顾颉刚使用笔名顾诚吾为《新潮》做了《悼亡妻》《山中》等白话诗，以及两篇长文，一个是《对于旧家庭的感想》，另一个是《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其中，《对于旧家庭的感想》一文一怔见血地揭露了中国千百年来就家庭中毒害、禁锢人们头脑的名分主义和习俗主义，《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则是科学讲解社会历史发展的学说，认为新旧必相互融化，取长补短，方能除旧开新，世界方能进化。

整理国故

1920年，顾颉刚于北大文科中国哲学门毕业后留校，在图书馆做图书编目工作。同年参加了由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主要是整理中国一切旧有学术思想和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在这个运动中，顾颉刚从整理前人辨伪成果入手，逐渐地从辨伪书转变到辨伪事、辨伪史，并逐渐向旧的古史系统发动进攻，1920年开始标点清代学者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对推翻古史有了明了的意识和清楚的计划，并逐步开展了编辑《辩伪丛刊》的工作，至1935年，跨度近10年，是朴社出版物中惟一的一部学术丛书，共出版2辑12种。其中，《古史辨》就是以顾颉刚的疑古思想为核心编著的一种考辨中国古代史料真伪的论文总集。顾颉刚的“伪史考”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是“伪史源”，逐件地去考伪史中的事实的起源与变迁，第二是“伪史对鞫”，逐件地去考伪史中的事实，第三是“伪史例”，寻出人们造伪的义例。《古史辨》是朴社的扛鼎之作，共出版7册。其中因为“九一八”事变后，顾颉刚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投身到抗日民众读物工作中，无暇抽身，因此第四册由罗根泽代编。

期间，顾颉刚在与钱玄同的信中，第一次提出了“古史层累说”，指出，

“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顾颉刚认为，一部戏剧、一首歌谣或者一部小说的剧情往往需要经过好几代人的加工，才能变得生动逼真，也就是说旧的古史系统是古人不断地附会和伪造出来的，在后来的考辨中，顾颉刚发现古史的结构层次是层累地造成的，史事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其先后刚好相反，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顾颉刚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学说。顾颉刚的古史层累假说在1923年《读书杂志》第10期刊出。

创办朴社

朴社是于1923年1月在上海发起成立的，到1937年12月结束，前后一共经历15年。朴社分为上海朴社和北京朴社，通常人们将1924年9月以前的朴社称为“上海朴社”。1923年 1月，作为发起人，顾颉刚在上海创办了朴社，但因各种原因，上海朴社于1924年9月结束。随后，顾颉刚在北京重组朴社，任总干事，朴社前后经营15年，至1937年结束，共出书66种，其中顾颉刚编著的有12种，包括《古史辨》4种和《辨伪丛刊》8种。

参与抗日救国运动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顾颉刚用民众语体做了《上海的乱子是怎么闹起来的》《伤心歌》两种传单进行宣传，九一八事变后，顾颉刚积极发挥自己的学术之长，开展了边疆地理和历史地理的研究，同时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之中，用自己组织编写的抗日救国通俗读物向民众开展宣传，共编辑了16期“救国特刊”。在燕京大学工作期间，顾颉刚参加了“抗日十人团”和“燕大中国教职员抗日会”，并担任宣传干事职务，积极参与抗日活动，提出了用通俗的大鼓词和剧本等适合民众的宣传形式开展宣传的方法。

1937年七七事变后，顾颉刚因上了日本人黑名单，于是告别家人离开北京，9月受“受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派遣，至西北诸省进行考察，1938年9月回到重庆，并于同年12月受聘为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历史组主任。1939年2月9日，顾颉刚在《边疆》周刊上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强调中华民族要团结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1939年9月出任山东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集中精力整理二十四史。1940年4月，顾颉刚任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委员，与蒙文通、萧一山、吕思勉等74名史学界同仁发起创办了《史学季刊》，并倡议成立中国史学会，受聘担任了教育部史地委员会设立的《十三经注疏》整理处主任。1943年3月，顾颉刚当选为中国史学会理事。

潜心《尚书》研究工作

1946年抗战胜利后，顾颉刚任文通书局编辑室主任，同年7月出任大中国图书局总经理。1949年12月新中国成立后，顾颉刚参与了中国新史学会上海分会的筹备工作，1950年3月被推选为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上海分会的干事，1954年，顾颉刚接受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邀请，于8月抵达北京，任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并应中华书局邀请，为其编辑《辨伪丛刊》，参加了标点《资治通鉴》和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后期还经历了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运动和批判胡适思想运动，期间因想要为考据学说说句公道话，说“考据是反封建的”而遭受到了批判，随后参加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肃反、批判胡风和“反右”等一连串的政治运动，1959年开始对《尚书》进行整理，把精力投放到了《今文尚书》的整理上，希望能够对于建设商周历史做出应有的贡献，但各种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的影响对顾颉刚的学术研究工作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尤其是1966年“文革”开始的文革对顾颉刚的学术研究造成了不小的影响，顾颉刚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斗，被要求写作交待材料，家中书库被封，时年70岁的顾颉刚狠心俱疲，直到1971年4月，顾颉刚被任命主持标点二十四史工作，才脱去“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才重新有了工作权利，直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年已八十有四的顾颉刚才再次有了进行学术研究的真正自由，直到1980年12月25日，顾颉刚因脑溢血逝世前，《尚书》研究虽积累了大量资料，却最终没能形成系统的研究成果，在其他学生和家人的帮助下，整理和修订了顾颉刚的一批论著，在报刊上陆续发表，才实现了他终生研究中国古史的夙愿。

辉煌的古史研究

独特的研究方法

受胡适“历史演进的方法”的影响，顾颉刚提出了“层累说”，以研究故事的眼光和方法去研究历史，推翻了历代相传的三皇五帝系统，使人们不再盲目相信前人关于古史的各种记载，开拓了我国神话学的研究。基于这个方法，顾颉刚又提出了“伪史移置利用法”，也就是不以伪史的记载做为古史的记载，而是把它作为该伪史或伪籍创作的遗物的方法，使伪史的时代移后，使它脱离所托时代而与出现的时代相应，这种方法不仅在于破坏，也在于建设，是破立相当的。

突破性学术进展

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以及判别古史可信度与否的四项标准：一是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是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是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是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1929年顾颉刚在燕京大学任职期间，立下了制作“古史四考”的计划，也就是对中国古史古书进行一个总的批判：《帝系考》是属于民族史和宗教史的，《王制考》是属于政治制度史及社会制度史的，《道统考》是属于思想史和宗教史的，《经学考》是属于学术史和思想史的。基于以上这些学术研究成果，顾颉刚在1933年为《古史辨》第四册所做的序中提出了“偶像”说，认为在汉代的古史里有很多偶像，比如帝系所代表的是种族的偶像，王制为政治的偶像，道统是伦理的偶像，经学是学术的偶像，这些学术进展体现了顾颉刚为了学术的“求真”和为了民族的“求生存”的学术研究思想。

古籍考辨成果

顾颉刚认为，《尚书》最为中国最早的史书，同时也是2000多年来最受儒家尊从的一部经书，已经成为自天子至庶人所必读的整治和到的教科书，是研究古史必不可少的资料，因此，清算古史必须先攻破《尚书》，把《尚书》从圣经的地位恢复到原来的史料地位。1925年，顾颉刚写出了《盘庚》、《金縢》两篇论文，随后，顾颉刚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开设了《尚书》研究课，1951年，顾颉刚利用半年的时间从校、释、译、论四个方面翻译出了《尚书》中最难的《周诰》八篇，这种方法是《尚书》研究整理中的首创。自1959年开始，顾颉刚从校勘、解释、章句、今译、考证几部分集中力量整理《尚书·大诰》，直至1966年“文革”兴起之时，成稿70万字。

开创新的学术研究

开创民俗学研究

顾颉刚酷爱看戏，从戏剧和歌谣中顾颉刚得到了研究古史的方法，并用民俗学的材料去印证古史，把民间的歌谣、戏剧、故事、风俗、宗教和高文典册里的经学、史学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做研究的题材，顾颉刚深知做学问和与民众沟通的重要性，因此他积极深入到普通民众中去采风、考察民风民俗、搜集歌谣，把流传于民间的故事和传说一一加以整理，至1919年，顾颉刚搜集的歌谣已近200首，范围包括了方言、谜语、唱本、风俗、宗教等，随手所记的札记竟达到了十余册，1924年，顾颉刚任北京大学国学门助教期间，一遍整理古籍，一遍积极参与了歌谣研究会、方言调查会、风俗调查会和考古学会等工作，并为学校编辑了《国史讲话》，期间，顾颉刚成为《歌谣》主要撰稿人，将自己搜集整理的《吴歌甲集》在《歌谣》周刊上进行了连载，1926年又由北大歌谣研究会印为专书进行了出版，《吴歌甲集》是中国第一部科学记录的民歌集。同年，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将搜集到的2000多年来的文献记载和遍布全国各地的民间传说、文学艺术中的有关孟姜女的故事资料，按照历史的系统和地域的系统列了一个3万字的总账，由此而形成的《孟姜女故事资料集》在“文革”初期被毁。同时顾颉刚还对神道研究颇感兴趣，撰写了《东岳庙七十二司》《东岳庙游记》等一系列文章，对苏州东岳庙与北京东岳庙的不同之处进行了分析，对于研究中国神道的起源和发展起到了启蒙作用。顾颉刚还将自己家里所办婚丧大事的账单和礼单整理成《两个出殡的导子帐》《一个“全金六礼”的总礼单》两文，以研究民间风俗的演进与变化。1925年，顾颉刚先后在《语丝》《北京平民中学半月刊》等杂志上发表了《<盘庚>中篇的今译》《<盘庚>上篇的今译》《<金滕篇>今译》等古书今译文章，由此，从研究古史出发，到研究故事和传说，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与民俗学联系了起来。除了通过出版物宣传民俗学以外，顾颉刚还通过演讲和开设民俗学传习班等方法宣传民俗学，历史学和民俗学得以配合的天衣无缝。

创建历史地理学科

为了考订古文集并建立正式的古史体系，顾颉刚于1928年在中山大学开设了“古代地理研究”课程，同时，为了从历史地理方面考定《尧典》《禹贡》的著作时代，顾颉刚于1931年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两校开“《尚书》研究”课课程，并于1934年2月开始编辑出版《禹贡》半月刊，由此正式开始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确定和运用，后来更名为中国历史地理。创办《禹贡》既是为学问而学问，也是脚踏实地地肩负起救国责任，禹贡学会具体工作有五个方面：一是从散乱的故纸堆里整理出一部可以给一般学者阅读的中国地理沿革史，二是改进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绘制若干种详细精确而又何用的地理沿革图，三是广泛搜罗历史地名并加以考证，四是完成清代学者未竟事业，五是整理出经济、移民以及生产等方面的专题资料。1936年5月，禹贡学会正式成立，顾颉刚任理事长，会员400多人，顾颉刚在《禹贡》发表论文近20篇，至七七事变发生后，《禹贡》停刊，前后一共出版七卷82期，700余篇文章，聚合了各方面人才。同时，顾颉刚还在燕京大学与冯家升共同研究成立了边疆问题研究会，与在绥远主持开发工作的段承泽等人联合发起成立西北移垦促进会。1938年秋填，顾颉刚在云南大学创办《边疆》周刊，开始倡导民族与边疆问题研究，1939年2月9日在《边疆》周刊上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历史事实证明民族既不组织在相同的血统上，也不建立在相同的文化上；中华民族是在长期的各族血统及文化的融合中形成的，早已不可分离。顾颉刚指出中国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要逐渐消除国内各种各族的界限、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中国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等主张，开启了输血论的先河，以共同抵抗帝国主义侵略，这是中国民族考古学的最早专著。新中国成立后，顾颉刚于1953年继任大中国图书局的总经理，主要负责出版科学挂图及史地小丛书，大中国图书局字典等部门和出版机构合并成新通俗出版社后，顾颉刚任该出版社编纂委员会主任。时至今日，中国历史地理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研究范围包括从沿革地理到经济地理。

人物评价

他把史学上的独到见解运用到民间文学、民俗学领域中，通过自己的努力，为这些学术领域注入新鲜的血液，创建新的研究方法，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在孟姜女故事、歌谣学、民俗学诸方面的研究，赢得了荣誉。

顾颉刚的私淑弟子黄现璠曾说：

新中国成立前前，日本学者，特别是名牌大学如东京、京都、帝大教授，都看不起中国学者，惟对于顾颉刚先生和陈垣先生，则推崇备至。

刘半农说 ：

“中国民俗学的第一把交椅，给你抢去坐稳了。”

著名学者余英时赞誉顾颉刚：

为“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

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

顾颉刚在古史学上的贡献，恰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 ；有此贡献，“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

主要著作

顾颉刚的著作十分丰富，除了影响巨大的《古史辨》外，最主要的著作还有《汉代学术史略》《中国疆域沿革史》《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尚书大诰译证》《中国史学入门》《史林杂识初编》等。

后世研究

对于顾颉刚的史学学说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三小部分，两大部分是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三小部分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一部分和新中国成立后以80年代为分界线的两部分。新中国成立前的研究主要是对顾颉刚的一些学术观点的评价和讨论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至80年代前这一时期对顾颉刚的研究比较少，主要是对顾颉刚学术观点、方法和思想进行批判的一些文章，80年代后，对顾颉刚的研究逐渐多起来，研究主体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顾颉刚的亲属、好友、学生的纪念性和回忆性文章，例如顾潮、顾洪撰写的《顾颉刚评传》、刘俐娜撰写的《顾颉刚学术思想评传》等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另一个就是对顾颉刚的学术进行专门性研究的论著。其中201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顾颉刚自传》是迄今唯一一部最全面的顾颉刚传记。2011年，中华书局将顾颉刚二百册读书笔记全部收入顾颉刚的全集中，印行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