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科 （孙中山长子）

简介

孙科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因父亲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孙科随母亲前往美国檀香山投奔伯父孙眉。在檀香山读书期间孙科加入同盟会，进行革命宣传。辛亥革命成功后，孙科回到中国，三任广州市长，积极主持广州的市政改革，使广州成为同时期城市管理的典范。1928年起，孙科先后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铁道部长和交通大学校长等，主持修筑粤汉、陇海铁路。1931年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孙科当选行政院院长进行组阁，但因为难以在职位上展开工作，仅25天便提出辞职。1933年，孙科改任立法院院长，期间主持修订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重要文献《五五宪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孙科促成《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后多次出访苏联达成贷款协议，得以向苏联购进武器支援抗战。抗日战争胜利后，孙科成为国民政府第一任副主席，后在第一届国民大会上竞选副总统失败。国民党败退台湾之际，孙科未跟随蒋介石前往台湾，而是先后避居香港、美国等地。直至1965年10月抵达台湾，先后任“总统府”资政、“考试院”院长。1973年9月13日，孙科因突发心脏病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去世，享年83岁，葬于阳明山双重溪墓园。著有个人回忆录《八十述略》。

孙科三任广州市长期间，主持的广州施政改革影响了民国时期的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任职铁道部期间，主持修订了两条粤汉、陇海铁路促进了西部和西南地区的开发，并在抗战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他还主持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小型航空公司。孙科主持起草的《五五宪草》是一部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重要文献，成为他在立法院院长任内较为突出的功绩。此外，孙科还为抗战进行了大量的活动，是国民党中的抗战派。孙科去世后，蒋介石于次日下令治丧时称孙科“为革命元勋，器量恢弘，才识远大，力行三民主义，学术造诣渊深”。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孙科，字哲生，1891年10月20日（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十八日）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父亲孙中山，母亲是孙中山的原配卢慕贞。孙科出生的次年，因孙中山在澳门镜湖医院就职，孙科移居澳门，不久又改在香港定居。

孙科5岁时，因父亲孙中山在广州起义失败，孙科被迫随母亲移居海外，投奔在美国檀香山经商的大伯孙眉，居住在茂宜岛的姑剌山牧庄。初到檀香山时，因孙科年龄尚小，住处附近也没有学校，孙科在家中跟随母亲学习《三字经》《千字文》《唐诗三百首》等，后来大伯孙眉在木桩附近办了一个私塾，由孙眉的广东同乡黄瑞祥负责授课，孙科开始和附近十几个华侨儿童们一起学习四书五经等国学。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孙科离开大伯孙眉的木桩，进入美国天主教会办的圣安东尼学校，开始学习西学，期间寄居在一位程姓友人所开的杂货店中。在圣安东尼学校中，孙科的同学都只有六七岁，比较年长的孙科常以优异的成绩跳级，用四年的学习时间完成了八年的学制。1906年自圣安东尼学校毕业后，孙科考入檀香山四年制美式中学圣路易士学院。起初，孙科居住着兴中会会员郑金、郑照兄弟家中，后来因为离学校太远，孙科选择住校读书。

加入同盟会

1910年，孙中山在檀香山举行同盟会加盟大会时，在圣安东尼学校读书的孙科也加入了同盟会，在读书之余孙科开始在同盟会创办的《自由新报》《大声周刊》担任编辑工作，先后发表了《扬州十日》《文字狱》等揭露清王朝罪行的内容。

次年，孙科从圣路易士学院毕业后，进入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学习，同时参加了当地华侨创办的《少年中国晨报》编辑工作。不久，辛亥革命在中国爆发，身为同盟会会员的孙科中止了学业，四处演讲宣传革命。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科回到中国在南京与父亲团聚。在南京期间，孙科协助父亲工作。随着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孙科随父亲到武昌、福州、广州等地。同年7月，孙科被袁世凯当局准予按勋人子弟享受官费留学。孙科偕两个妹妹赴美国留学，中途经过檀香山时，孙科与表妹陈淑英结婚。

完成学业

再度回到学业后，孙科主修文科，兼修理科，并担任了留美学生会会长。在学习之余，孙科常参加演讲或座谈，宣传中国的革命问题。此外，他还在旧金山、纽约一带联络华侨、展开募捐活动，并给同盟会驻美洲总支部支部长林森和后来到美国访问的同盟会会员黄兴等人做过英文翻译。

1916年5月，孙科从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同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深造，主修政治、经济、理财，选修新闻学。次年6月，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

 初任广州

1917年，孙科学成回国。时值孙中山在广州组建护法军政府，孙科任大元帅府秘书兼外交部秘书。次年，孙中山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孙科改任参议院议长林森的秘书，期间与友人黄宪昭创办英文《广州时报》，孙科出任副主编，负责编写国内政治新闻。此外，他还在这一时期撰写了《都市规划论》，翻译了罗威尔所作《公意与民治》一书。1918年，孙科受孙中山委派，与大帅府参议陈民钟、秘书黄展云前往菲律宾去募捐，为革命筹集钱款。

1920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军政府后，孙科任广州市政厅长兼治河督办。不久广州改制为市，孙科出任广州特别市首任市长。在任期间，孙科制订《广州市组织条例》五十七条规定市政府设公安、工务、财政、教育、卫生、公用六局，并一一明确职责。在对市政的建设上，孙科主张拆墙筑路、开辟交通，在任职的第一年中，孙科为广州修建约26公里的水泥道路，街道也从2.5米至5米。除了改善市容之外，孙科还推行教育，在广州相继建立起商业学校、妇女裁缝学校、师范学校和工人学校，以及公共图书馆和“市民大学”。孙科曾亲到“市民大学”授课，吸引了上千名市民报名。

再任广州

1922年6月，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谋害孙中山，孙科奉命前往香港为讨伐陈炯明筹集军饷。8月出任“国民党该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参加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和拟定新的党纲、总章。

次年1月，陈炯明被驱逐出广州，孙中山再次回到广州就任大元帅职，孙科也随之回到广州二次就任广州市长。随后，北京政府派绿林出身的桂军将领沈鸿英督粤，因沈鸿英拥重兵威胁广州，孙科主张采取扶绥政策，并不顾个人安危到沈鸿英部中进行抚慰，得到沈鸿英的盛情招待，免去了广州的威胁。

北上联络

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孙中山随即下令北伐。为了确保北伐成功，孙中山采取联合奉系军阀共同对付直系军阀的策略，并得到了奉系张作霖父子的积极响应。次年8月，孙科辞去广州市长的职务，奉命从上海经日本绕道朝鲜南部，抵达沈阳面见张作霖。孙科成功与张作霖达成协议，奉军不久出山海关，进抵天津，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

次年10月，长期受孙中山影响的直系将领冯玉祥在北京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贿选的总统曹锟。事后，冯玉祥组织国民军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孙科从张作霖处出发到天津迎接孙中山。孙中山因操劳过度滞留天津养病，孙科在天津陪伴父亲。不久，孙中山因病情加重，转至北京治疗，后被确诊为肝癌晚期，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

三任广州

孙中山去世后三个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决定以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决策机关，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国民政府随即在广州正式成立，孙科任国民政府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当时，广州各界为援助在上海爆发的“五卅运动”，在沙基口一带游行示威时，遭到了英、法两国军队的武装镇压，酿成了“沙基惨案”。孙科当时兼任广州市长，面对惨案他力主按照国际公法提出严正交涉，要求严惩凶手，赔偿死者家属，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为协商此事，孙科受国民政府的委派前往北京，计划与段祺瑞执政府外交部共同对西方国家提出交涉，但因段祺瑞害怕开罪西方国家，以致孙科等人无功而返。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孙科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年底又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同时兼任广州市长、广东省建设厅厅长、广州市党部组织部长等职。期间，孙科科学规划广州市建设，大力整顿市容，修筑道路；整理税收，规定公安、工务、公用、财政各局的税收项目，去除了诸多繁多的税捐，将教育、卫生经费由政府统筹解决。

进入高层

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广州国民政府于1926年11月迁至武汉，孙科因需要与其他国民党政要到武汉进行考察，故辞去了广东方面的职务。在1927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孙科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并兼青年部长等职。在随后蒋介石与汪精卫二人之间的派系斗争中，孙科为国民党的分裂局面不安，积极奔走各地进行游说，并倡议成立中央党部特别委员会以求党的统一。

1927年9月15日，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孙科的游说下成立，孙科出任委员会委员，旋又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次年1月，建设部成立，由孙科出任部长，宋子文继任其财政部长之职。但因当时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激烈，孙科与胡汉民出国考察各国政治、经济，未正式就职建设部部长一职，仅在新增设的“中华民国建设委员会”中担任常务委员。

在巴黎时，孙科等人听闻国民政府收复北京，同行的伍朝枢认为国家已经完成统一，军政政治则应当告一段落，国家可以尝试试行五院制度。众人都非常认可伍朝枢的想法，最后推孙科起草《当过训政大纲及应付外交办法》草案，1928年9月孙科返回中国，参与起草《国民政府组织法》及《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10月国民政府改组，政府体制由军政时期转变为训政时期。孙科出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铁道部长和交通大学校长。

执掌铁道部期间，孙科前期着力于整理和养护全国的铁路线路，并收回了日军占领的胶济铁路，将粤汉铁路收归国有。为筹建新路线，孙科于1929年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时，提出利用庚子赔款重点建设陇海铁路，并组织了勘探、设计等工作。除了粤汉、陇海铁路外，孙科还设想了六年内完成全国铁路的建设，但因经费问题未能完全实现。

1927年10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创办民航公司，孙科以铁道部部长的身份于两年后与美国飞机制造商柯蒂斯·莱特（Curtiss·Wright）洽谈，向对方赊购三四架飞机，成立了中国航空公司，孙科兼任董事长。作为中国最早的小型航空公司，孙科以铁道部部长的身份，亲自乘机勘测由上海至南京的第一条航线。

短暂组阁

蒋介石主持国民党军政大权后，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持续计划。孙科随不满蒋介石专断独裁，但竭力希望维持合作局面。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将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囚禁于南京汤山，国民党内部形成了反蒋高潮。孙科因与胡汉民交情深厚，得知后离开南京前往广州，以两广为基础，联络各派反蒋介势力，于5月24日发出全国联名通电，要求蒋介石在四十八小时内下野。还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国民政府”两个组织，孙科出任两组织的常务委员，以此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形成了宁粤对峙。

随着“九·一八”事变爆发，在当时全国呼吁“团结御辱”的呼声下，蒋介石被迫释放了胡汉民，宁粤双方在上海召开和平统一会议，进行谈判，孙科也出席了此次会议。在会议上，胡汉民领衔发出通电，要求蒋介石必须下野，解除兵权，宁粤双方才能进行合作。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通电下野，回到故乡浙江奉化。

蒋介石下野后，宁粤双方于12月22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对国民政府组织法进行了修改，会议最后选出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并通过了孙科内阁名单。但由于当时国库严重亏空，孙科的内阁得不到执掌国民政府财政的孔祥熙、宋子文的支持，加之蒋介石与汪精卫达成了秘密合作。孙科无法展开政府政令和外交工作，在其执掌行政院25天后，提出了辞职。

力主宪政

1932年初，由于张继拒绝就任立法院院长，国民党中央通过了孙科从行政院院长改任立法院院长的决定，但孙科未立即到任。原因是孙科希望提出实施宪政，但未得到代表蒋介石等人的响应。后来，随着汪精卫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加之孙科在为实行宪政不断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进行抨击时，蒋介石看到孙科以宪政消除“各派不正当之手段攻击”以及各方军队“听令中央公正处置”的言论是自己所希望听到的。于是，蒋介石于1932年9月底，与孙科在江西庐山会晤，蒋介石接受了孙科对立宪的要求，孙科也于1933年1月到达南京出任立法院院长。

上任伊始，孙科亲自主持宪法起草工作，成立了四十人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自己担任委员长，张知本、吴经熊为副委员长，还有除张、吴二人外的马寅初、焦易堂、陈肇英、傅秉常、吴尚鹰七人组成的主稿委员。起初由张知本遵循孙中山先生遗教起草宪法，内容包括基本原则、民族、民权、民生、附则，共171条，于1933年8月16日脱稿。

其后，张知本因故辞职，由吴经熊接替对草拟的宪法条款进行斟酌，并以自己的名义发表征求各方意见。结果遭到了国民党内部保守派的激烈反对。在关于限制总统权利的条文上，国民党保守派认为“总统不得连任原则”限制太严，缺乏弹性且无意义，要求改为“连任一次或两次”。在国民党保守派的压力下，宪法起草委员会对吴经熊的初稿进行修改，历时3个月的修正后，成为11章166条。

1934年2月，孙科请傅秉常等36人在各方所提意见上，编成《宪法草案初稿意见书汇编》，并附有孙中山有关宪法之遗教。再经过审查委员会9次会议讨论后，形成了12章188条《宪法草案初稿》，,印行并送达各方，征求意见。

1934年9月起，孙科先后开会8次，耗时1个月完成三读程序，形成了12章178条的《立法院第一次宪法草案》，报送国民政府转送国民党中央进行审核。经过四届五中全会、六中全会、五全大会、五届一中全会的反复修改，孙科在国民党保守派的压力下，又对草案进行了两次大幅度的修改，形成了8章148条的《立法院第一次宪法草案》，于1936年5月1日回到立法院作形式上的通过。

5月5日，《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又名《五五宪草》正式公布。此后抗战爆发，蒋介石以战时体制为说辞，将实施“宪政”束之高阁。

亲苏和共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国民政府与苏联恢复了外交。孙科在1935年对国内、国际形势分析后，提出了加强中苏外交关系的重要性，后开始在南京筹建中苏文化协会，出任会长，副会长由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担任。此后，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中苏文化协会各地分会，发展中苏友谊、促进中苏文化交流，联苏制日。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孙科与王宠惠受国民政府的指派与苏联进行谈判，接洽军事援助。孙科等国府要员积极推进下，蒋介石于1937年8月21日与苏联方面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次年起，孙科于1938年起三次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晤，在推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时，先后达成两笔5000万美元和一笔1.5亿美元的贷款的贷款合同，使得中国能够从苏联购买大批武器弹药用于抗战。

在抗战后期，面对国民党内部的“反共”、“防共”心理，孙科提出中共问题不能反潮流，要扫除反共的心理，并且认为解决中国共产党问题，不能用武力而是需要“以政治方法求解决”，要允许中共合法存在。在1944年，中共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时，曾在重庆秘密征求部分人士的意见。孙科等人借此提议扩大国防最高委员会，并通过联合的国防委员会来改造政府筹备选举，制定宪法。孙科的提议遭到了蒋介石的指责。

1945年，国共双方在重庆谈判期间，孙科所在的中苏文化协会曾举行鸡尾酒会，以欢迎毛泽东莅临重庆并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孙科作为主持人对会议进行了主持，并发表了讲话。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在重庆签订《双十协定》后，国共双方一致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国民大会各项工作”。孙科作为国民党内的开明人士，被蒋介石挑选为国民党的首席代表。政协会议期间，孙科的主要工作是在“政府组织”和“宪法草案”的讨论和修改方面。

次年1月14日，孙科代表国民党在政协会议举行的第四次大会上提出了扩大国民政府方案。他主张在国民大会未举行前，先行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以充实国民政府委员会。此外，作为《五五宪草》制订者的身份，孙科还参与了相关问题的讨论。

黯然下台

1947年4月17日，国民党中常会及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蒋介石被推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副主席兼立法院院长。因自1925年以来，国民政府未设立国副主席一职，因而孙科是第一任副主席。

在次年3月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大会上，孙科在被蒋介石和宋美龄劝说下，决定竞选副总统。但最终败给了竞选对手李宗仁，仍继续担任立法院院长。同年11月，孙科被提名任行政院院长。随着蒋介石的下野，孙科于1949年2月将行政院迁往广州，以与任代总统的李宗仁对抗。

3月起，孙科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战败，又受到了来自国民党内部的各方面压力，以“无奈战局日蹙，个人的健康尤感不支”为由，向李宗仁提出辞职，前往香港寓居。抵达香港后，孙科将自己的母亲卢慕贞接到身边，远离了政治斗争的中心，也没有随蒋介石退往台湾。

避居他乡

1950年4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以孙科逾期不归为由，公开撤销了他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一职。孙科尝试与原国民政客联名向蒋介石申请前往台湾，在遭到台湾当局的拒绝后，孙科前往法国养病。后曾游历欧洲各国，先后去过西班牙、意大利等国。

1952年，孙科与夫人陈淑英商议后决定移居美国。因钱财不足，孙科与夫人在美国的晚年生活较为简朴，但孙科精神富足，大多数时间都在读书。1964年，孙科担任了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每年定期在华盛顿召开会议，与旅美文化教育界的朋友们相聚。

任职台湾

1965年10月29日孙科从美国到达台湾，参加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被蒋介石留下聘为“总统府”资政，次年又被聘为“考试院”院长。任职“考试院”院长后，孙科制定、颁行了一系列有关公务员考试、任用、俸禄、考绩等法令及施行细则，分别于1967年和1969年出台了《分类职位公务人员考试法》《分类职位公务人员任用法》《分类职位公务人员俸给法》等，对当时台湾地区人事制度的革新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70年2月，孙科的母校加州大学在120周年校庆时，授予孙科“哈斯国际奖”，孙科也成为了加州大学第五位该奖项的获得者。此外，孙科还主持和推动了台湾地区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展开，于1967年8月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委员长，在恢复和保有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

猝然离世

1973年2月，孙科将孙中山所留史料，包括手令遗墨25件，孙中山致信外国友人的英文信6件，孙中山手绘民生主义图说一件，孙中山致孙科家书4封，孙科与各方函电一束，交予中国国民党“国史馆”馆长黄季陆，请他代为整理后全部移交给“国史馆”收藏。

同年3月，孙科在参加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及台湾“植树节”时，在台北中山公园亲手种植一株连翘树后，开始闭门修养。

1973年9月13日，孙科因突发心脏病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去世，享年83岁。一年后，孙科的灵柩从台北殡仪馆移至阳明山双重溪墓园安葬，墓表由严家淦书写，状为钟天心撰。

人物关系

人物成就

在粤业绩

1920年，孙科出任广州首任市长后，拟就《广州市组织条例》，在市政府设公安、工务、财政、教育、卫生、公用六局，并一一明确职责，其中“公安”“公用”两局名称均为孙科首创，以后被各市沿用。公安包括警察、自卫、消防；公用包括公车、交通、电灯、自来水等。市长与六局局长以及所属有关主管人员，组成市行政会议。除此之外，孙科还设立了审议室和市参事会两个独立的监察机构。

孙科初任广州市长后，集中精力进行市政建设，希望广州市的市容市貌能有较大的改变。首先，孙科突破了绅商阶层的反对和西方势力的干涉，对广州进行拆墙筑路、开辟交通。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修建了近26公里的现代道路，新街道从2.5米拓宽至5米，均采用水泥铺设。

在市政卫生方面，孙科也颇为重视。卫生局当时将广州市分为6个卫生区，每个区有5个人负责管理，每天按时汇报各自辖区的卫生状况。各区下属的各科专司其职，分别向市民宣传卫生知识、清除街道、疏浚壕沟等。为了收集垃圾和清理水沟，卫生局任用了一千个街道扫除员工，在4个月内共清除了一百二十六条水沟，并建立了一个近代化的排水沟系统。在公共健康方面，孙科曾发动市区展开灭蝇灭鼠活动，希望借此消灭传染病。同时制订了一套新的卫生规则管理餐馆、旅馆等公共场所。

此外，为了提高市民素质，使广州向近代化都会迈进，孙科大力推行教育，组织了国民教育强制委员会。由此，广州相继建立起了商业学校、妇女裁缝学校、师范学校和工人学校，以及利用公共图书馆和“市民大学”来进行扫盲。教育局还曾计划为妇女提供育婴、家教、妇女卫生等方面的教育，但因为经费问题被迫放弃。

在维持广州市秩序方面，孙科大力强化治安、整顿风纪。广州市公安局将全市分为12个治安单位，建立了4千余人的警察队伍，对赌博、吸食鸦片等社会丑恶现象予以严厉打击，且对丁警察不得鞭打人力车夫、卖唱的残疾艺人等，有效地整顿了社会风气、加强了城市管理力度。

在孙科第三次主政广州市，除了建筑现代化道路外，孙科计划了扩展自动电话、发展黄埔港等计划，但由于当时国民政府积极准备北伐需要经费，这些计划均被搁置。

孙科在三任广州市长期间，使得广州的面貌改变了许多，其拟定的《广州市暂行条例》及在广州主持的市政改革，成为国民政府城市组织管理的典范和基本模式，影响了民国时期的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

修路贡献

孙科任铁道部部长后，继承了父亲孙中山关于铁路是中国富强之首要的思想，把铁路建设视为中国富强的先决条件，强调它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孙科上任不久，便全线恢复了津浦铁路的通车，从日本人手中收回了胶济铁路，将粤汉铁路收回国有。还对既有铁路的养护、扩展、待建路线的勘测进行了督导规划。

1928年底，南京政府提出《经济建设大纲》，其中第21条规定“10年内每年平均建筑铁道3200公里”。孙科作为铁道部长，在次年的国民党“三大”中提出利用庚子赔款作为修建铁路的资金来源，并把全国的铁路修筑分成了不同组别，以区分轻重缓急，陇海铁路是当时孙科最为重视的路线之一，他强调要提前完成陇海铁路的建筑。

孙科认为，当时西北大旱，陇海铁路能够用来运输救灾物资；同时苏联与新疆边境平行的土西铁路已经开始通车，陇海铁路如果能够先完成，再延申至新疆，有利于巩固边防。在孙科的倡导下，陇海铁路和粤汉铁路均开工修建建。这两条铁路促进了西部和西南地区的开发，并在抗战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孙科还对中国铁路建设提出了50年建造16万公里的计划，但因经费问题基本无法实现，于是孙科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了铁路运输管理上。由于当时军阀纷纷在自己的地盘上将铁路视作私产，充作军费，中饱私囊。孙科对铁路运输秩序进行了整顿，提出了“管理统一”“会计独立”两条施政纲领。

此外，为了改变分线设局，甚至一线多局的分散管理现状，孙科所在铁道部于1929年出台了《直辖国有铁路管理局编制通则》，按照铁路线路的长短、事务繁简将线路管理局分为了一等、二等、三等局，其下再分总务、工务、车务、机务、会计和材料六处。并且针对各铁路局与线路管理局规章制度不一致的混乱状况，孙科带领铁道部研究与颁行了一系列多大数十种的铁路法规，将铁路建设与管理纳入有序轨道。

针对当时铁路员工的工作服务和风纪问题，孙科先后颁行了《严禁铁路员工对于客商运送货物额外索取办法》《铁路员工服务条例》。孙科还注重提高铁路员工的文化素质，举办职工师资学校，同时大力改进铁路医疗卫生工作，专门成立卫生处，扩充各路医疗诊所，对车辆实施消毒措施。

1927年10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创办民航公司，孙科以铁道部长的身份成立了中国航空公司，是当时中国第一个小型航空公司。在孙科的直接指导下，中国航空公司陆续开通了沪汉、沪平、沪穗等航线，还添购了一些规格较大、型号较新的飞机，其中还有几架水上飞机，以黄浦江边为起降地。

力主修宪

孙科在1932年至1948年担任立法院院长期间，领导了训政立法、战时立法、行宪立法的全部过程，其中孙科主持起草的《五五宪草》是一部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重要文献，成为他在立法院院长任内较为突出的功绩。

孙科原本是“以党治国”论的积极支持者，但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他看到实施宪政对国民党是一个机会。于是，孙科在1931年12月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致闭幕词中，正式提出结束训政，加快实施宪政的主张，并在《抗日救国纲领草案》和《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中系统提出了他的宪政主张。关于内政方面，孙科认为应当使政权日渐公开，国民应当有参与国事，行使政权之权力。第二当使各方军事力量都能相安，听令中央公正的处置。

从宪法草拟，到宪法出台，孙科倾注了大量心血，多次主持会议，讨论起草宪法问题，对宪法体制、章节等问题细心推敲，还广泛征求国内外人士的意见。孙科希望通过制宪确立某些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原则，企图以分权制取代集权制，以内阁制代替总统制，防止个人权力过度集中，具有一定的民主主义色彩。

但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派在《五五宪草》中纳入了大量体现专制主义色彩的条纹，使得若干民主性的内容成为一纸空文。而孙科在制订宪法过程中，迫于蒋介石的压力，最终向其妥协。

中苏友好

抗战期间，孙科意识到了对苏联外交的重要性，在他和其他国民党要员的推动下，促成了1937年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条约签订后，孙科曾数度访苏，先后达成三笔共计2.5亿美元的贷款。由于中苏关系的发展以及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使得中国政府能够向苏联购买大批武器弹药用于抗战。自1937年10月至1941年，中国向苏联购进飞机1235架，各种口径的大炮1.6万门，各种型号的机枪1.8万多挺，子弹1.8亿发，飞机炮弹3.16万枚，以及普通炮弹、汽车和拖拉机等装备和器材。这些武器的购进对中国抗击日军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除了作为蒋介石的特使直接对苏联外交外，孙科于1935年10月25日在南京成立“中苏文化协会”，旨在“把中国固有文化，以及新兴的抗战艺术作品，理搜集起来，介绍到苏联去，使苏联友人了解中国固有文化之价值，及如何在艰苦奋斗中尚能支持文化工作”。以及“把苏联方面的文化动态及文集成绩，介绍到中国来，使中国同胞更可以认清苏联。”

中苏文化协会得到两国政府的支持和认可，举办了一些列具有官方色彩的活动，如1939年在苏联举办的大型中国文艺博览会，以及在1940年于苏联举办的两次中国艺术展览。其次，中苏文化协会也会通过联谊会、展览会、放映苏联影片、组织社会力量翻译苏俄文学作品等方式，介绍苏联的情况。

中苏文化协会的报刊《中苏文化》杂志也成为国民政府对苏外交，将它们作为传达中苏关系动态的一个重要阵地。

坚持抗日

孙科是国民党中抗日派的重要代表，孙科在抗战中，发表了大量言论，为鼓励国人坚持抗日，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40年9月1日，孙科在香港《大公报》发表《论国际反侵略战争的新形势》一文，呼吁反侵略的一切国家，应有感于利害一致，捐除成见，密切合作，迅速建立一个国际反侵略者的世界战路，用以扑灭人类的共同敌人，贯彻民族自决的原则。

从1941年9月至1943年10月，孙科在海内外进行了多次公开演讲，发表《彻底毁灭日本寇国》《消灭日本天皇》等文章，提出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主张，驳斥了同盟国内的一些人对中国的错误主张，如“中国威胁论”“台湾国际共管论”等，表明了中国方面的基本立场。

人物评价

孙科去世后，蒋介石于次日下令治丧时称孙科“为革命元勋，器量恢弘，才识远大，力行三民主义，学术造诣渊深”。

《中国新闻》于第一届国民大会上开幕前一天曾发表长篇评论文章，为配合蒋介石支持孙科竞选副总统而制造舆论，对孙科评价为：他虽不是一个最适当的人选，但确是一个相当理想的副总统，站在文人主政的立场，我们很希望文人能当选！

人物故事

结怨胡汉民

孙科和代行大元帅职权的胡汉民曾因意见不合产生矛盾，胡汉民曾因此向孙中山提出辞呈，孙中山当时在前线督战，得知自己儿子年少气盛，多次写信劝诫孙科要团结一心，以大局为重。

1923年，孙中山命令胡汉民以大元帅的名义发出手令，到广州市政厅提款20万元，作为滇军、桂军出征惠州讨伐陈炯明的军饷。胡汉民随即命令孙中山的侍卫副官张猛持手令到市政厅取款，张猛在市政厅向孙科提交提款手令时，因金额巨大遭到了孙科的拒绝，孙科将手令撕碎后离开。

当天下午，没有收到粮饷的部队不肯出发，孙中山经过一番核查后发现20万元拨款未能及时到位，便到胡汉民的办公室询问，正好遇到无功而返的张猛。在张猛将实情告知后，孙中山气愤不已，将孙科叫到自己身边痛斥一番。

孙科收到父亲的斥责后，找到胡汉民指责胡汉民假借命令索钱，挑拨他们父子二人的关系。胡汉民盛怒之下解释手令是孙中山让自己的写得，并非假命令。孙科不肯罢休，举起手杖向胡汉民打去，胡汉民闪躲及时，手杖打中了玻璃，惊动了楼上的孙中山。孙中山得知后怒不可遏，夺过卫士的驳壳枪要打孙科。孙科吓得慌忙逃走，孙中山也被身边人劝阻。

逃过一劫

1938年9月，孙科出使苏联结束后由欧洲返回香港，在香港半岛酒店逗留后，孙科决定搭乘飞机去汉口。当时日本方面正在密切注意他的行踪，谋划暗害，并派人在香港刺探情报。孙科的行程日期决定后，与到香港接他的梁寒操交代要保密。

返程当天，梁寒操先上飞机，并嘱咐飞行员一定要等孙科上飞机后再起飞。当时正在机场候车厅的孙科因为要求回到半岛酒店吃早餐，在七点半能赶回机场，但实际孙科未按时返回机场，而是迟到了。当天还有一架预计8点飞往重庆的飞机。日本的密探看孙科7点半时还在酒店，但行李已经提前运走，便判断孙科是飞往重庆。日本海军得到消息后，将这架飞往重庆的飞机在广东中山县将其击落，车上仅有一人得以生还。孙科则因为迟到得以安全抵达汉口。后来还得知，日方是准备让那架飞往重庆的飞机迫降，生擒孙科。

感情故事

孙科在出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期间，其夫人在外地养病，孙科于1932年经由手下结识了严蔼娟。后来严蔼娟到南京充任孙科的“私人秘书”。直至1935年，孙科偶然结识了上海的交际花蓝妮，并娶蓝妮为二夫人，但当时严蔼娟已有身孕，于是严蔼娟状告孙科。后来在杜月笙和上海大律师吴经熊的出面调节下，孙科同意支付严蔼娟生活和教养费。在严蔼娟为孙科剩下女儿孙穗芳后，曾多次寻找孙科希望他在战乱时期看着女儿的份上予以资助，孙科于1946年5月作了回应和赠款。

孙科的二夫人蓝妮，曾名蓝巽宜，是云南哈尼族苗王后人，容貌秀丽，在嫁给上海名门李调次子李定国后因为丈夫胸无大志而与其离婚，单身独居。孙科结识蓝妮后，对其一见钟情，旋即邀请她作自己的私人秘书。后来，二人成婚，蓝妮成为孙科公开承认的二夫人，二人育有一女，名为孙穗芬。

后世留存

孙科住宅

孙科住宅位于今上海市延安西路1262号，原为著名建筑设计师邬达克建造自用，后因资金问题低价转手给孙科。住宅高2层，砖木混合结构，住宅前是典型的中国式庭院。1949年，孙科去台湾之前，将此房产进行转卖。1953年改为“卫生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一直沿用下来。

圆庐

圆庐位于今重庆市市中区嘉陵新村，为一圆形建筑，一楼一底，建造于抗战初期。圆庐是孙科在重庆的主要公馆，也是他进行国事活动的重要场所。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曾在此处开会，中共代表也曾在此会见孙科和国民党人士。

注释

孙中山于1894年11月24日在夏威夷檀香山创建的中国近代史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

专门颁授给该校毕业的外籍学生中表现卓越者的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