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子就能当官吗？请问汉朝“以孝廉入官”的产生原因及主要内容是什么？

西汉时期，汉文帝以孝治天下。到汉武帝时期，孝廉成为一种察举制度。孝廉是指孝敬父母，廉能正直的人，可以被推举为入仕。

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董仲舒立儒学为国学。儒家思想讲究，百事孝为先，人以孝为立身之本，“男人有德便是才”，德指品德，是说孝敬父母的人是品德高尚的人。可以推为孝廉，逐步成为重要的官员提拔的渠道。

一般被举为孝廉的人，多是先进朝廷里任郎官，熟悉朝廷的礼制，然后根据才能或需要，被任命为县丞，县令等不同的官职。

孝廉推荐制度的形成，对净化社会风气和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文化，得到了进一步传承与延伸，成为中华文化中的根基。

当然，举孝廉制度的出现，也逐渐被一些大的士族门阀所控制，形成了腐败与势力，影响了政权的稳定。

东汉末年，曹操二十岁被举孝廉为郎。他被推举应该是因为家庭背景，而不是他的孝敬父母。

先秦以前的政治是贵族政治和精英政治，国家的权力部门由贵族和精英控制。所谓贵族就是指王室子弟、将相子弟；所谓精英则是各学派的精英人物。贵族子弟占据了大部分权力部门，精英则是自荐或者他荐，得到国君赏识后，委以职务。汉朝建立后，贵族政治渐渐瓦解，治国理政的人才通过“举孝廉”的方式进入权力部门。当然被举孝或者举廉的人，大部分还是贵族子弟，寒门子弟很难被“举孝廉”！

孝是指孝顺父母，对长辈恭顺；廉是指办事廉正。儒家认为对父母孝顺的人自然对国君忠诚，办事廉正的人必然秉公理政，孝与廉都是美好的品德，具备美好品德的人为官，上可为皇帝分忧，下可为百姓办事。当然除了品德外，还需要有才能，举孝廉的人只是获得了考试的资格，通过考试后，根据才能任官任职。如果通不过考试，那么也当不成官，成不了吏。

举孝察廉原为察举二科，汉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即举孝举廉各一人。在两汉通常的情况下，孝廉则往往连称而混同为一科。 孝廉一科，在汉代属于清流之目，为官吏晋升的正途。被举孝廉的人大多为州郡属吏或通晓经书的儒生，察举之后，是否选得其人，还要经过考试，而后才能量才录用。郡国岁举的孝廉，到京师之后，要依其科目与被举人的学艺不同，由公府分别加以考试。

并不是所有孝子跟廉人都有资格被举荐，每个郡举荐的名额是有限的。人口满二十万的郡每年举孝廉一人，满四十万每年举孝廉两人，以此推之；人口不满二十万，每两年举孝廉一人；人口不满十万，每三年举孝廉一人。举孝廉是一种政治待遇和权力，各郡都会把握这个机会，推荐的人才那怕是贵族子弟，但是能力还是有的。

被举孝廉后且通过考试的孝子廉人任用升迁情况：在中央以郎署为主，再迁为尚书、侍御史、侍中、中郎将等官；在地方的则为令、长、丞，再迁为太守、刺史。举孝廉前期还有作用，后期就成为世家门阀的特权。东汉末年，实际上察举多为世族大家垄断，互相吹捧，弄虚作假，当时有童谣讽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曹操执政后，就一改举孝廉制度，采用自荐或他荐的精英人物为官吏。

第一个问题：孝子能当官。

第二个问题分两方面作答：

一、“以孝廉入官”制度产生的原因。任何一种制度都是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都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举孝廉”制也一样，是经过几代的发展完善而最终成型的。

（1）【高祖时期】西汉初年，高祖刘邦执政时，“举孝选官”并未存在，此时选拔人才、委任官吏，皆以军功为主， 据《汉书·高祖纪》记载，刘邦平定天下后，大封功臣，论功行赏，对和他一起打下江山的将领们给予加官晋爵，最初封赏的功臣有三十多人，这些人基本都是武将，因为高祖不喜儒生，所以当时读书人得不到重用。

重用武将以及官职的世袭制不仅排斥了被统治阶级，也排斥了地主阶级的下层，引起了小地主阶层和下层民众的强烈不满，因此刘邦于十一年（前196）发布了一道诏书：“贤良的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你们。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这可以说是举贤荐士的初步成型。

（2）【惠帝时期】据《汉书·惠帝纪》记载，惠帝四年（前191），皇帝下诏选举百姓中的孝悌者，免除他们的租税及徭役，但并未授官晋爵，也没有其他更进一步的明确规定。

（3）【吕后时期】吕后掌权时，规定由地方选出“孝悌”，任地方政府属吏，使之教化一乡。《汉书·高后纪》载，吕后元年（前187），初次设置“孝悌力田”这一官职，俸禄二千石。二千石是郡守级别的俸禄，待遇甚高。从此以后，终两汉之世，举“孝悌力田”成为一种固定的制度。

（4）【文帝时期】汉文帝是个大孝子，他认为“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因此文帝规定，县乃至于乡，要根据人口规模设立孝悌力田常员，同时文帝开始选孝者为郎，进入政府机构，《汉书·冯唐传》记载：“冯唐以至孝著闻，得为郎中，任郎中署长，臣事文帝。”这时“孝”作为选拔人才的一项重要标准，已确定下来。

（5）【汉武帝时期】此时，汉初的一些以武功提拔的官员已经所剩无几，急需新人接班；经过惠帝、吕后、文帝几代的修养生息，国内政局稳定，经济得到较大发展，这时候已不需要太多的军事型人才，而是需要文儒干部。

大儒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武帝正想摆脱军功选官和黄老的思想控制，因此接受了这一建议，此后儒家思想占居了社会主流地位，而“举孝廉”正是儒家思想的反映。

元光元年（前134）武帝首次颁布了“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的诏令，“举孝廉”也被作为一种选官岁常制固定下来，也就是说孝子廉吏所反映的儒家伦理道德成为武帝及后世推行的主导思想。

二、“举孝廉选官”的内容

“举孝廉”的“孝”是善事父母之意，“廉”是清廉无污之意，“举孝廉”就是举孝察廉，原本分察和举二科，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到西汉晚期，孝与廉已合并，成为察举的主要科目。

“举孝廉”制的主要内容有：（1）举孝廉对象为普通吏民；（2）由郡国守相举荐；（3）每年举一回；（4）每个郡国举孝廉有人数限制（初为一人或二人，后期稍有变动）。

孝廉是汉代吏民入仕的途径，一旦察举为“孝廉”，待遇优厚，有的在中央为郎署，然后可迁为尚书、侍御史、侍中、中郎将等官；有的在地方做县令、丞、尉等，以后有机会迁为太守、刺史。

结语：“举孝廉”产生于汉朝，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种选官制度为社会选拔了不少优秀人才，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汉惠帝与吕后是“以孝授官”的开创者：对于孝子，从优待到授予“孝悌力田”的虚职

《汉书·惠帝纪》中记载，惠帝四年（前191）：“春正月，举民【孝弟（悌）力田】者复其身。”

【复其身】的意思就是租税及徭役。就是说汉惠帝时下诏选举百姓中的孝悌者，免除他们的租税及徭役。但此时只是给予选举出来的孝悌者一定的优待，并未授予官职。汉惠帝为什么要鼓励、优待孝子？

一方面，早在先秦时期，孝道文化就被世人所推崇，尤其是在儒家文化中尤其注重孝道。孔子在阐述“仁”时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孝悌是仁的根本，想要达到“仁”，首先就要做践行孝道。所以，先秦时儒家重“孝”的思想为后来的以孝授官奠定了非常牢靠的基础。这样的思想也影响了统治者，他们普遍认为，以孝敬父母的态度对待君主，必然可以尽忠，因此他们也更加的重视孝道，其最终目的就是要“移孝作忠”。

另一方面，汉惠帝本人就是一个以孝闻名的人。汉惠帝刘盈是吕后与刘邦的儿子，是名正言顺的太子。但是刘邦后期宠爱戚夫人，所以刘邦很想废了刘盈，改立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刘如意为太子。自然是受到了许多大臣的反对。刘盈并无过错，所以，刘邦一时之间也不好下令废了刘盈，但是心里还是想立刘如意。直到有一天，刘邦在宫中设宴，他注意到太子刘盈身边立着几位奇人，一问之下，这几位奇人竟然是自己请不来“商山四皓”，即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直。刘邦很奇怪，问四人：“当初我寻求诸公，你们不愿归附我，现在为何愿意侍奉太子刘盈？”

四人回答说：“陛下轻侮士人，但是太子仁孝，恭敬爱士，所以我们愿意侍奉太子。”刘邦因此打消了废了刘盈太子之位的念头。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刘盈的仁孝使他保住了太子之位。所以，刘盈即位后继续鼓励孝道也是情有可原的。

到了吕后元年（前187），则出现了“孝悌力田”这一官职，俸禄为二千石。在此之后，举“孝悌力田”成为一种固定的制度。这些被推举出来的“孝悌力田”，一般也就是免除其摇役，或是厚加赏赐。除极个别的，他们大多不能去朝廷做官。所以，“孝悌力田”这个官职更像是一个虚职，起到一定表率的作用，有点像“名誉XX”之类的。这与察举制度中的“举孝廉”一类的制度完全是两个体系的。

汉代察举的科目很多，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与文学（通常指经学）、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及其他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这些都是功名，有了功名，便可实授官职。

汉武帝时，确立“举孝廉”制度：在家作孝子，在朝为忠臣

文帝时，继续提倡孝道，他下令县乃至于乡，要根据人口规模设立“孝悌力田”常员。同时，开始选孝者为郎，进入中央，作为后备官员。到了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首次颁布了“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的诏令。“举孝廉各一人”，也就是说举孝和廉各有一人。这时的“举孝廉”便是真正的举孝入朝堂了。但此时的孝与廉是二科，是分着的。西汉晚期，孝与廉已合并为察举的主要科目。孝廉察举制的主要内容有：①面向全体“吏民”。②举主为郡国守相。③岁举，也就是以年为单位推举。④人数限制：各个郡国一般为一人或二人。在此之后，举孝廉的政策在各朝虽有变动，但大致如此。

汉武帝迫切地想摆脱汉初以来有军功的老臣和黄老学说的束缚，所以，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举孝廉”正是其具体地体现，也是为了达成尊儒目的的手段之一。同时，“举孝廉”也是汉武帝费力想要宣传的一种观念：在家为孝子，在朝为忠臣。很多人都听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但大多数人并不熟悉他的后半句。这句的后半句是：“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这句话出自儒家的经典《孝经》）这正是前文所说的“移孝作忠”，将事亲与事君紧密的联系到一起。

《孝经》传为孔子作，也有说是后人附会，在秦汉之际广为流传。对后世影响很深。

汉武帝之后：“举孝廉”的各种附加条件

在汉武帝之后，两汉的统治者们对于“举孝廉”制度作了进一步的改革，总得来说是越来越严格了，尤其是顺帝时，在左雄的推动下，改动的比较多。

①年龄：东汉明帝时对于“举孝廉”的年龄限定是要达到30岁以上。顺帝时，本身就是孝廉出生的左雄提议将“举孝廉”的年龄门槛提高到40岁以上。这也是受到儒家思想影响。子曰：“四十儿 不惑”，并且《礼》：“人到四十才称强，因而可以为官。”

②加试：汉顺帝时，尚书令左雄提出改革察举制度的方案。方案规定应举孝廉者“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即对于儒生出身的孝廉，要求考试经术，而文吏出身的则考试笺奏。

③试职：东汉光武帝时，要求被举孝廉的官员要有一定的地方任职经历。顺帝时，正式规定了年限为1年以上。汉桓帝时则将年限提高到了10年以上。

④人数：汉武帝时是每郡举孝廉各1人，在这之后的汉代帝王，考虑到各个郡人数有多有少，所以对于举孝廉的人数作了一定的调整。比如汉和帝时规定：二十万人口的郡国每年举孝廉1人，四十万人口的举孝廉2人，六十万人口的举孝廉3人等等。

结语

所以，①孝子未必就能做官，也分“虚职”的和有实权的两种。并且汉代的“举孝廉”，对于年龄、人数也有限定，发展到后来还要求通过考试，一定的任职经历等等。②汉朝的“以孝授官”也是经过了一定时期酝酿发展的，其内容在不同时期稍有不同，但其基本框架没有跳出汉武帝时制定的内容。

参考：《以孝选官：孝与古代选官制度》（中国孝文化丛书），张晓、侯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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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子并不能当官，孝廉选官不过是贵族阶级直接当官的粉饰罢了。

以孝廉入官产生的原因

在汉朝及汉朝以前，统治国家的都是门阀贵族，贵族之间又经常来往联姻，于是朝堂之上一家之言盛行，而皇帝为了加强君权，打破门阀世家对于政事的垄断，于是想方设法的选拔寒门子弟入仕，而孝廉选官这一制度也就孕育而生了。

什么是孝廉入官

孝廉，即孝子廉吏。举孝察廉原为察举二科，汉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即举孝举廉各一人。在两汉通常的情况下，孝廉则往往连称而混同为一科。 孝廉一科，在汉代属于清流之目，为官吏晋升的正途，汉武帝以后，迄于东汉，不少名公巨卿都是孝廉出身，对汉代政治影响很大。

首先孝廉是两个不同的当官路径，以孝入官和以廉入官都是每郡各推荐一部分人，最后经过考试选拔。孝廉选官在汉朝的政坛中属于清流，就是升官比较容易的人群。

被举人的资历，大多为州郡属吏或通晓经书的儒生。

被举孝廉后的任用升迁情况，在中央以郎署为主，再迁为尚书、侍御史、侍中、中郎将等官;在地方的则为令、长、丞，再迁为太守、刺史。

监察失职

实际上察举多为世族大家垄断，互相吹捧，弄虚作假，当时有童谣讽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察举孝廉在西汉时考核比较严格，吏治也较清明。东汉中期之后，考核松弛，察举不实，有不少滥竽充数者，竟闹出 察孝廉父别居 的大笑话，这和吏治腐败互为因果，造成恶性循环。

当时的士子为了通过孝廉这一途径进入仕途，矫伪饰行，沽名钓誉，请托权贵，廉以获取孝廉的美名。有一个叫许武的人，被推举为孝廉。他考虑到两个弟弟还未显名，为了使他们出名，同他们商议后，便召来全宗族的人，把家产分为三份，他自己的那一份皆是肥田广宅，两个弟弟所得家产既少又差。但两个弟弟一点都不与兄长争执，宗族和乡里的人都称赞两个弟弟的谦让而责备兄长的贪鄙，结果两个弟弟被推举为孝廉。事后，许武又召集宗族的人，向他们说明真相，并说:"我现在的产业比分家时增加了三倍，现将所有的财产全部分与两个弟弟"。于是许武的名声大振，后被调至中央任长乐少府。

陈蕃任安乐太守时，郡内有一个名叫赵宣的人，父亲去世，他把父亲埋葬以后，自己住在墓道中，服丧二十多年，名声震动州郡。地方官把他推荐给陈蕃。陈蕃与他相见，问及妻子儿女，结果他的五个儿子都是在服丧期间出生的。陈蕃大怒，遂致其罪。东汉的学者王符揭露当时选举的弊端时指出:"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黠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名实不相符，求贡不相称，富者乘其财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潜夫论·考绩》。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首民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葛洪:《抱朴子·外篇·审举》。可见当时选举制度的腐朽和虚伪。

所以说再好的制度也需要严格的监察来监督，如今天所提倡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就体现了监察的重要性了。

简单来说，孝子也不一定能当官。

汉朝选拔人才的制度是察举制，这一制度由汉高祖草创到汉武帝时期形成制度，经过了六十余年的改进和完善，可以说是最符合当时形势的选拔制度，但随着时代变化，这一制度最终被时代所抛弃。

在汉十一年（前196年），汉高祖下求贤诏，令郡国推举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了汉朝皇帝下诏选拔人才的先例，但此举并非定制，不定期举行。汉文帝增加了下诏的频率，数次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

到了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下诏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同时对选拔标准进行了明确规定，一是凡儒家以外的各家均不得举，二是取士包括德行、学问、法令、谋略四个方面的内容，三是分岁举和诏举两类。岁举为常科，每年推举；诏举随皇帝诏书而定。

孝廉始为孝与廉两科，汉武帝的诏书就是孝和廉各一人，颜师古注解：“孝谓曰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不过后来孝廉往往连称，进而混同为一科。

察举制明显不同于先秦时期的世卿世禄制和秦朝的军功入仕、客卿入仕，把选拔人才的着重点由功利角度转向了道德角度，这也标志着统治策略由秦朝的重视军功、重视法令变为汉朝的重视道德伦理，统治者利用道德力量来为自己服务，维护自己的权威。

从理论上来说，孝子能被举为孝廉，具备入仕当官的资格，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皇帝跟被选拔者是隔离的，孝子究竟是不是孝子，需要人推荐，那这个推荐的人也没有说谎呢？所谓“举孝廉，父别居”可不是玩笑话，只要关系硬，不孝子也能通过举孝廉入仕，相对应的，孝子就被挤占了名额。

朝廷也注意到了这些情况，为了淘汰掉那些没有才干的人，朝廷在察举制上加了一条，这些孝廉们都要进行考试，察举制由推荐发展为推荐与考试结合了。也就是说，即便是真正的孝子，也需要通过考试才能当官。

这一制度跟科举制的最大不同在于，参考者要有人推举，这就涉及到一个人情规矩了，天下孝子那么多，首选谁呢？当然是自己家族的，近在眼前嘛！就算是外人，推举其为孝廉，这就是一种恩情，在官场上这就是带入门的师傅。

一个大官既带同族，又带外人门生，同族努力当上大官，继续此过程，经过数代人努力，一个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庞大政治家族就能形成，如东汉末年的汝南袁氏等，都是四世三公出来的，这也是察举制被时代抛弃的原因。

和后世的科举不同，在汉朝的时候，孝子是能当官的。到了东汉时期，甚至成了做官的一种主要途径。这种制度是在汉武帝及以后，才逐渐成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孝廉入关的背景

在封建世袭时代，天子之子为天子，诸侯之子为诸侯，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所以，在那时做官，需要的是血统。同时，因为书籍的不易获取，也只有贵族才能有机会接触到优质的教育，教育权和血脉决定了，做官几乎也是世袭的。后来，随着兼并战争的增多，军人能获得的资源增多，这便形成了，谁掌握军权，谁就掌握政权，支配仕途。再者就是富人政治，因为他们掌握了大量的财富，书籍、教育乃至于仕途，便变得容易起来。

在汉武帝时，太学已经存在。太学里的学生，考试后分为两科。甲科出去做郎（皇宫里做皇帝的侍卫，国家需要选拔官员的时候，从这里面挑选）。乙科为吏。吏是地方长官的属吏，一般这样的学生会回到自己家乡，等待长官的试用，这被称为“补吏”。因为在汉代的时候，地方官员是由政府任命，但下面的吏员，是由地方官自己征辟，被称为“辟署”。而且那时这些吏员，必须是由当地人充任的。

汉武帝之前的旧例，两千石以上的官员，比如三公九卿以及太守，是可以把他们的子侄送进皇宫当侍卫的。这些人没有通过太学的学习，也可以为郎，等待被挑选为官员。太学生的数量相比这些人，数量还是较少。此时做官的权力，仍为贵族团体所垄断，寒士想要获得入仕的机会，仍旧有困难。这种状况，到了汉武帝时期有了明显改变。

汉武帝时期选拔制度的改变

在窦太后死后，汉武帝真正掌权，他接受了大儒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儒家，是非常重视教育的。遵循“以教化为治平”为原则，朝廷在五经博士下设弟子五十人。对这些弟子一年一考试，合格后便可以到地方为吏或者到中央为郎。补郎与补吏，是毕业及格的太学生应有之待遇。这其中，也固然有汉武帝想要摆脱功臣勋将掣肘的因素。

除此之外，汉朝还有“乡选里举”的制度，是对补郎和补吏的补充。这其中，又包括三种情况。茂才异等、文学高第、可使绝域、明阴阳灾异、习先圣之术、孝悌力田等，都可以参与选拔。

第一，不定期的选拔。比如老皇帝去世，新皇帝登基，就会在全国选拔人才。再者，遇上灾荒年月，古时候代表政府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需要选拔人才，提供治国建议。

第二，是特殊的选拔。如汉武帝需要使者出使西域，这些人不仅要通晓外语，能吃苦，还要应变能力非常强。这种人才可以被人举荐，自己有把握也可以自荐。

第三，便是举孝廉，这是一项定期的选拔。汉初一向有这个制度，但并没有引起州郡长官的重视，推荐也不踊跃。汉武帝为了求得人才，专门下了一道诏书，如果所在州郡连一个孝子、一个廉吏都没有，那说明这个州郡长官治理有问题，是需要相应处罚的。在这种背景下，即使没有相应的人才，州郡长官每年也要举荐一两个人来搪塞。这些被举荐的孝廉，还是要到皇宫做侍卫，然后通过补郎补吏的途径入仕。

什么是举孝廉

孝廉，初始的意思便是孝子、廉吏。自汉武帝后，形成了一年一举孝廉的制度。汉代有一百多个郡，每郡一年推举一两个，那么一年便可以收获两百个左右的孝廉。而皇宫中原本的郎官侍卫，大约有两千多人。这些被举荐的孝廉，往往又是太学生补吏出身。时间一长，皇帝的侍卫集团也基本变成了青年知识分子。汉武帝之后，做官的往往也是读书人出身了。

但这样一来，十几二十几年之后，州郡每年都要推举一两百人，需要选拔任用的人才就太多了。原本不定期的选拔和特殊的选拔，都被搁置。到了东汉，仕途只有举孝廉一条路。而且，为了兼顾公平，后期又演化到按照州郡户口数进行分配（郡国满二十万户才能举荐一个孝廉）。因此到了这里，孝廉已经失去孝子、廉吏的原本含义，只是一种入仕的资格了。

以孝廉入官产生的影响

一件事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举孝廉也是如此。

举孝廉有利的一面。太学生（受教育）——皇宫侍卫，补郎或者补吏（行政实习）——举孝廉（被选拔）——考试（合格后入仕）。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把那些有能力的人员选了出来。使得原来被补吏的太学生，依旧有升为做官的机会，而不仅仅是一个吏。这些人中，虽然还有一部分是贵族子弟，但更多的是贫寒子弟。这就使得原本把持在贵族、功臣、富豪手中做官的权力，转移到了更大的范围之内。普通人通过在太学的刻苦学习，有了为吏为官的机会，寒门子弟有了上升的通道，国家也可以选到真正的人才。这是举孝廉的有利的、积极的一面。

举孝廉不利的一面。但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到了最后，却完全变形，已经失去了选拔人才的作用。“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苟难，遂成风俗。”原先西汉时期，只需要官吏六百石以上者，为父母服丧三年。而到了东汉，即使是普通人也要服丧三年。那么，为了突显自己的孝道怎么办呢？只有服丧六年甚至二十几年者，为的就是获得名声，从而入仕做官。后来甚至发展到，为自己恩主（推荐他去做官的人）服丧，甚至也达三年之久。

为了报父仇而杀死仇人，为了朋友而报仇杀人，为了恩主而报仇杀人等等。此外，各种费尽心机的作秀，故意装出高姿态，都是为了博取好的名声，而不惜采取各种极端手段。使得整个社会的风气，充满了虚伪。当时的民谣对此进行了讽刺，被举为孝廉的人，却对自己父亲不孝顺。那些被举为良将的人，却胆怯如鸡。这对于维护统治的稳定性，显然是极为不利的。

这些人为了入仕做官，十分注重人际关系，注重和恩主的关系，形成人身依附，对个人尽忠而不对国家尽忠。社会知识份子都沉迷在这种虚伪的环境中，更遑论其他人了。这也说明，举孝廉这个选举制度后期已经变质，自然会被其他选举制度替代。

问题引入

汉朝的举孝廉制度是一种官方推出的选拔人才的制度。其考核方式和科目内容众多（主要是岁科和特科），并不仅仅只要是孝子就可以做官的，其他因素还有很多。

古代选拔人才制度演变进程

尧舜禹时期——禅让制；

夏商西周时期——世卿世禄制；

春秋战国时期——军工军爵制；

东西两汉朝时期——察举制；

两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

隋唐以后——科举制。

选拔制度演进一览表

人才选拔制度演进的原因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才选拔和任用，一直都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随着社会的发展，相应的制度也在不断地变化，以上例举的几种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这些方式都是社会历史完善和发展的结果。

从部落时代依据个人威望和功绩，到隋唐以后的唯才是举，反应的是历史的进步。

察举制

汉朝选择察举制的原因

汉朝之所以选择察举制，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需要。

主要有以下几点因素:

汉朝完成了统一，春秋战国和秦朝的依照军功的部分选拔制度不适合当下汉朝的需求；

汉初社会民生凋落，需要休养生息。以德行作为考察标准，有助于国家治理和经济恢复；

国家统治者主张以德治国，国家体系看重德行的重要性；

汉武帝时期，采用董仲舒的建议，形成\"内儒外法兼之以道\"的国家文化治理体系。这套体系的推行，对德行的要求非常高。

察举制的优势与不足之处

汉承秦制，是在秦朝现有体制上的修补和添加。察举制的优势在于进一步瓦解了贵族阶层的固化作用，让普通阶层也可以参与到国家治理中去。

察举制度的严格执行，为汉朝网络了大量的人才，为汉朝开辟盛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当然，作为历史一个阶段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必然会产生不足之处。

察举制能够很好产生作用的前提是国家机构有条不紊的运转，以此来保证察举过程的有效性。但是在汉朝后期，国家治理混乱，各个部门在察举推荐人才的时候任人唯亲，徇私舞弊，极大的破坏了原来察举制选拔人才的初衷和使命。

另外，虽然它理论上能够从各个阶层推荐人才，但是实际上能够从平常读书人中得到推荐的仅仅占据总数的四分之一而已。

虽然察举制有利有弊，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利大于弊的。因为它打破了原来选拔制度的世家贵族对权力的封锁，是一种突破。也对后来的选拔制度提供了一定基础和借鉴。

恢弘大气的汉朝

写在最后

如果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察举制，那么它必然是极其不合理的，但是放到那个历史条件之下，它必然是先进而有用的选拔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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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问题来回答一下这个事情！

个人感觉在汉朝那个时代没有科举制度，而且呢大家读的书基本也都一样，因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嘛，那既然没有什么差别那自然就要从品德方面着手进行考察了啊……做人嘛很多事情是可以装Ｘ的，而父母就在你身边，你可以装一年，两年，三年！对于不孝的人装一天都很痛苦，而对于真正孝顺的人，天天如此他也觉得很快乐！

就好比现在我个人交朋友的原则底线就是，必须孝顺....你可以负债累累，你可以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但是你必须孝顺！因为大家可以回想自己身边的人，一个孝顺的人...他再怎么样犯大错的机率是很低的！最主要是自己也要很孝顺，毕竟人与人之间的磁场是存在感召的，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身边大部分人都和你的性格，喜好等等差不多的！这就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以做好自己，自己要孝顺，身边感召来的人也孝顺，一群孝顺的人在一起共事，想必也不会有多坏的运气降临，对吧……哈哈！

哎.....跑题了.好尴尬！

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选拔人才做官是每个朝代的统治者最为重视的一件事。在先秦时代官员是士大夫们的特权，只要祖上官员子孙都是官员，平民百姓是没有什么机会的。到了秦朝采用的军功来提升官职，隋唐以后采取的是科举制，而汉代采取的则是察举孝廉来选拔官员。那汉代是不是说是个孝子就能当官呢？

第一个什么是察举孝廉

察举制度的全称叫征辟察举制，是自上而下的一种选举人才的方式。有征、辟和察举三种途径。所谓的“征”就是因你的贤名声很响亮，被皇帝征招至京城担任官职；“辟”就宰相、郡守或者州牧等官员听说你很贤明被推荐官员。“察举”就是皇帝出招贤告示，按照察举的要求去审查应征者。

察举制既然是根据皇帝的告示来选拔官员，人才自然是不拘一格，但是选拔的程序相对较为严格，常见的选拔的方式为四科取士即：第一科为德行高妙，志杰清白；二科为学通修行，经中博士；三科为明达法令，足以决疑，案能覆问，文中御史；四科为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四科的第一科即要求道德高尚，贤良方正，清正廉洁，就是我们所说的”孝廉“，二科为通晓经典是个有文化的人，三科为通晓法令，能为百姓申冤断案，自己能写文书奏折之类的，四我为勇敢果断，有谋略。由此可以看出以孝道治天下的汉朝，孝廉是选拔官员的首要考量，但不是察举的唯一条件。

第二个察举制度的发展

在刘邦逐步平息了天下的各种叛乱，百姓也迎来自陈胜、吴广起义以来难得的太平，刘邦十二年发布诏书说：《汉书•高祖纪》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这是汉朝察觉制度的开端。

到了汉文帝时期又颁布诏令，推行举贤良的法令，《汉书•文帝纪》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后来还确立了察举的科目和与之相对应的对策应试，但这也是在皇帝需要的时候才下诏，并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察举形式。到了汉武帝时期，他听从了董仲舒的建议，采取儒家的取士察举《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这才真正确立了汉朝的举孝廉制度，直至汉朝灭亡。考察官员主要以”孝道”、“清廉”为首要考察目标。

第三个举孝廉的弊端

既然国家以举孝廉为考察官员的首选，自然也是一种政治身份的象征，有了举孝廉的身份，就像后来的参加科举的士子有了功名在身，随时可以当官赴任。俗话说：上有政策，才有对策。那些品行不端，但是家里又有钱人，就拼命的装孝道、装清廉，况且“孝”“廉”也没有统一标准，然后等官员下来察看的时候，就给考察官员送银子蒙混过关，这样就会在察举中徇私舞弊的现象。

有钱就有声望，有声望就会被举荐为孝廉，就可以当官，平民更是没有机会被举荐为孝廉，这就成了官宦之家和商人们的专利，比如三国中四世三公的袁绍，随着时间的推迟，这种弊端愈演愈烈。因此察举制不得不退出舞台，成为历史当中的一道尘埃。

孝，指孝悌者；廉，清廉之士。孝廉是汉武帝时设立的察举考试，以任用官员的一种科目，孝廉是“孝顺亲长、廉能正直”的意思。“孝廉”这个称呼，在明清两朝也成为对举人的雅称。

在隋唐以前没有科举制度，选拔官吏一是世族子弟，一是朝野举荐。西汉王朝以“孝悌”治天下（西汉诸帝谥号皆有“孝”，如孝惠，孝文，孝景，孝武等），因为在统治者看来，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在古代为官很简单，不需要太多的能力，忠于君主，廉洁刚正即可。所以选官强调孝悌廉洁，毕竟能力是可以慢慢培养的了。

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吏选拔制度，汉代主要是乡举里选，魏晋南北朝为九品中正制，唐代以后盛行科举制。

孝廉是汉武帝时设立的察举考试，以任用官员的一种科目，孝廉是“孝顺亲长、廉能正直”的意思。后代，“孝廉”这个称呼，也变成明朝、清朝对举人的雅称。

孝廉是汉代察举制的科目之一。孝廉是孝顺父母、办事廉正的意思。实际上察举多为世族大家垄断，互相吹捧，弄虚作假，当时有童谣讽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孝廉科就是察举孝子廉吏。汉惠帝吕后都曾有诏举 孝悌力田 之举。汉武帝确立了独尊儒术的基本政策，选拔统治人才特别重视人的品德。

根据儒家的思想，强调为人立身以孝为本，任官从政以廉为方，因此，察举孝廉被确定为选拔人才的最重要的科目，成为汉代察举制度最有代表性的典型科目。察举孝廉原为两个科目，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就是举孝一人，察廉一人。然而终两汉之世，孝廉往往连称而混同于一科。被举者多为州郡属吏或通晓儒经的儒生，被举后，没有官职者授以官职，原为小官者升为大官。

察举孝廉的标准

汉代的乡举里选，主要是由地方官保举本地的士人到中央，经考察后授予一定的官职，选举的科目有贤良方正、孝廉、辟除等。其中孝廉是最重要的选举制度。被推选为孝廉的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曰德行高妙，志洁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通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后汉书·百官志一》注。）符合这些标准的人就称为秀才或茂才。

察举孝廉制度的优势

一是有利于选拔统治者需要的人才。在仁孝和道立之间有种原始的人性逻辑关系，即从孝顺与否看一个是否有“抗争意识”，从“抗争意识”说到是否会造反。那么结合一个实际的想法，如果你的公司要招几个人，你是愿意选择孝顺父母的还是不孝子呢？

二是有利于巩固统治者的地位。于是看来“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即是说“窥一斑而知全豹”，这完全可以用在看人上。诸如能出卖别人的朋友，也肯定能出卖你；不孝顺长辈，不服从命令的下属基本也没有培养前途等等。当然这里的“服从”并非“盲从”之意。

察举孝廉的弊端

汉代举孝廉定为岁举，即各郡每年按规定人数举荐人才，送至朝廷，成为汉代选拔官吏和任用升迁的清流正途。自汉武帝之后，至于东汉，从地方官吏到朝廷的名公巨卿，有不少是孝廉出身，对汉代政治影响很大。通过举孝廉，在社会上造成 在家为孝子，出仕做廉吏 的舆论和风尚，起了一定的社会教育作用。察举孝廉在西汉时考核比较严格，吏治也较清明。东汉中期之后，考核松弛，察举不实，有不少滥竽充数者，竟闹出 察孝廉父别居 的大笑话，这和吏治腐败互为因果，造成恶性循环。

陈蕃任安乐太守时，郡内有一个名叫赵宣的人，父亲去世，他把父亲埋葬以后，自己住在墓道中，服丧二十多年，名声震动州郡。地方官把他推荐给陈蕃。陈蕃与他相见，问及妻子儿女，结果他的五个儿子都是在服丧期间出生的。陈蕃大怒，遂致其罪。东汉的学者王符揭露当时选举的弊端时指出：“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黠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名实不相符，求贡不相称，富者乘其财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潜夫论·考绩》。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首民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葛洪：《抱朴子·外篇·审举》。可见当时选举制度的腐朽和虚伪。

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完全是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工具。选举权操纵在地方豪强之手，“爱恶随心，荣辱在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公无考校之实，私无告诉之意”《晋书·刘毅传》。由于这种选举制度严重地阻碍了广大民众进入政权的道路，所以在隋以后，随着门阀士族制度的崩溃，九品中正制也随之被废除，而代之以科举制。

孝，是考验品德的重要标准。以前法制没有这么健全，地方官员主观性很强，对个人道德品质要求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