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李世民在潼关以东进行商业税全免政策，为什么会导致繁荣？

公元626年，刚刚即位的李世民发布诏令，撤除潼关以东所有管卡，让货物自由流通。并实行商业税全免政策，唐朝社会逐渐繁荣。

第一，唐朝李世民创造了历史上最经典的“小政府，大社会”的蓝本。李世民唐朝的中央政府实行六部制，比汉朝的十三曹整整少了七个部门，是一次很大的部门精简。李世民用官非常之少，贞观年间，中央机构中的文武官员最少时只有643人，全国仅7000余人，这应该是历朝人数最少的政府了。

第二，李世民撤除所有管卡，实行商业税全免，是因为唐朝战乱刚刚结束，急需休养生息。中国很多朝代在开国之初，实行的都是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而李世民的政策最为出色，从而使唐朝商品流通空前繁荣，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国民的贸易精神。

第三，唐朝李世民时期，把农业税降低到五十税一，这比汉朝“文景之治”时的三十税一还要低很多。李世民的宽松政策持续了120多年。

第四，唐朝前后290余年，治国者在军政及经济政策上的创新颇有让人耳目一新之处。 李世民解决吏政、兵政之患 ，让富人出钱养官，让地方出钱养兵，减轻财政负担，让利于民。

第五，李世民算得上是史上最精明的治国者之一，他减轻百姓负担，鼓励商品贸易，创造出一个被后世称頌的贞观之治。

唐朝前期是比较强大的，而且开放包容，和其他封建王朝有些不同，条条框框相对更少一点，而且与汉朝不同的是，唐朝并不压制商业发展，反而对其持放开的态度，否则的话，唐朝的海上丝绸之路也不会发展起来。李世民在潼关以东免商业税，这个我还没有找到相关历史资料，如果有，我认为导致繁荣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商业税免了，商业就会蓬勃发展起来。商业的发展就会带来多方面的有利影响。从政府层面上看，商业税免了，城市开始繁荣，别的方面的税多了，比如涉及消费方面的税。从民间的层面看，商业税免了，人员聚集度大了，老百姓可以通过务工，做点小生意，生活比单纯的种田好太多。政府税多了就更有财力，通过田地向农民摊派就少，农民负担就更轻了。农民生活条件好了，人口就增加了。

所以免商业税是蝴蝶效应的第一环。

中国古代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是唐宋两朝，主要特征是对商品交易的征税非常少。唐朝全免，宋朝征收过税和住税两种，税率分别为2%和3%。这种税收模式造成商品流通的空前发达，促进了经济繁荣，培养了国民的贸易精神。而这种税收模式的最初发明人正是唐太宗李世民。

早在李渊登基后，就把一切山泽税、盐税统统废罢，之前由国家专营的盐、铁、酒等产业全数放纵民众自主经营。在农业税方面，唐代的税收是取五十分之一，远低于西汉的三十分之一，徭役则是每年二十天，也比前朝要少。

李世民即位后，当月就颁布诏令，把潼关以东的关卡全部停废，以让货物自由流通，实行商业税全免政策。这一措施，减少了经商成本，培养了国民的经商意识，小商小贩大量涌现，造成商品流通的空前发达，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据《新唐书 卷二·本纪第二·太宗》记载：九年六月，太宗以兵入玄武门，杀太子建成及齐王元吉。高祖大惊，乃以太宗为皇太子。八月甲子，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遣裴寂告于南效。大赦，武德流人还之。赐文武官勋、爵。免关内及蒲、芮、虞、泰、陕、鼎六州二岁租，给复天下一年。民八十以上赐粟帛，百岁加版授。废潼关以东濒河诸关。

由上述记载可知：玄武门之变后，李渊传位于李世民。李世民即位后大赦天下，全国免交一年田赋，蒲、芮、虞、泰、陕、鼎六州免交两年。废除了潼关以东沿河两岸的关税。（我在想这里到底是废除里潼关以东沿河两岸的关卡了还是关税呢，姑且认为是关税吧，因为唐前期确实废除了关税，不是说局限于潼关以东）这应该就是小编提的问题的出处。

潼关位于关中平原东部，是陕西、山西、河南接壤之地，北有渭、洛二川会黄河抱关而下，西近华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在唐朝这三省经济都非常的发达，潼关独特的地理位置注定此处贸易往来非常的繁忙，尤其免除商业税后，经济更为繁荣。

为什么免除后，会导致繁荣呢？

我对经济不是很懂，但我认为商业税免除后，至少货物本身的价格会降低，人们的购买力就会增强，货物流通就会更加的频繁，此处的人口就会更加的聚集，古代人才是经济的主要推力，这就会是一个良性循环，经济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具体可以参照当今世界的好多自由贸易试验区，应该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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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统一王朝，大多是以农业税为主要税种，设立关卡收取商品流通税，好多时候是分裂时期各小国干的事儿。譬如三国时期的孙权，在湖北监利设立关卡，收渔盐之利之类的。统一王朝到了中后期，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往往实行特殊商品的专卖，从中获得巨大利益，但和我们通常认为的商业税是不同的。在隋唐之前，南北朝的南朝是要在商品流通环节收税的，这和南方城市发展、商品经济比北方发达有很大关系，当时的税负也不算重，因此南方许多人被称为不愿耕种，而去从事末业。

一、李世民继位初废除关卡，应该废除的是军事意义上的关卡

看了朋友们引用的史料，免除六州二岁租，这是免农业税两年，废除潼关以东濒河诸关，恐怕是废除关卡，而不一定是免商税。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李渊在位末年，国家刚刚统一，李渊对国家治理的一系列措施还在筹划中，没有推行，包括废除战争时期所需要的关卡（李渊对其之后的政策是有筹划的，不但在军事防务、经济发展方面，包括宗教政策，李渊此时相比于隋朝都有新的想法）。李世民继位后，正好可以废除一些属于割据时期的遗存，以体现大唐已经天下一统、四海归心。

这不光是一种猜测，也可以推论，如果李世民在此废除的商业税，他不该只废除沿河关卡，而该废除沿江关卡，因为沿江一带的商业似乎已经超过了沿河。沿河一带，正是李世民与王世充、窦建德等人作战的区域。沿河已经稳定，负责防务的关卡自然可以废除。为什么不废除李渊起兵的河东关卡，以及丝路经过的关中到河西关卡呢？因为这些地方还有强大的突厥势力，唐朝不能废除。

二、唐朝税收的主要来源是什么，以及唐德宗怎么征收的商业税

当然，唐朝前期本来就不以商业税为主要税收来源，即便废除了，也对唐政府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唐朝统一天下后，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把全国人口统计明白，即便是这样，以人口为基础的农业税也依然能够保障唐政府的良好运行。租庸调制，庸虽然收的是手工业的绢、布匹等，但显然也不是商业税。

安史之乱后，唐德宗时期，杨炎搞的两税制，虽然收的是银钱，但也是农民拿谷物等农产品去兑换的，也不是商业税。但唐德宗确实收过商业税，在长安的东、西两市上收，其实都不叫税了，后来变相为抢。那时候没有银行，有人把钱暂存在商家店里，唐德宗干脆派人以借为名把他抢回来。同时，唐德宗还收房产税，是个可以整死人的税。于是天下大乱，朱泚叛军以不收这些苛捐杂税为口号，把唐德宗赶出了长安去。

唐朝中后期的税收来源，颇为复杂。除了农税、主要是食盐专卖来的钱（后来成为了主体），还有各节度使、州刺史奉献的钱，以及像唐德宗那样临时搞的钱。可笑的是，不管唐政府把商户上可以搞到的钱想得如何充沛和乐观，实际去搞时，都是大大的不如意，比原想的少得多，而且还大大的失去了民心。

三、经济学上的税收与商业

学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人应该知道，经济发展是有其规律性的，在经济中许多强行的政策干预，最后证明都不太理想，看一看经济学里那些边际曲线就知道了。商业税不管如何征收，最终都是转嫁到买卖双方头上，两者承担的份额始终是一样的。商业税过重，不但打击生产者（卖方），也打击消费者（买方），最终会使经济走向萧条。因此，较低的商业税，是肯定会促进商业繁荣的。不过在商业过度扩张中，因为买卖双方的不理智行为，又可能形成供需关系失调的经济危机。这就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政府的管理是有成本的，因此政府需要征收一定的税来解决这种成本。说起来，经济能够正常运行，无外乎就是在其中把握一个适当的度。税收要轻，又要足以支持政府的管理成本。

唐朝中后期显然对此不可能有什么认识，因此才将征收商业税发展到抢的地步，甚至造成了动乱。

四、李世民若是减免商业税及其影响

李世民若是减免的商业税，那自然是好的。为什么？因为唐前期的税收来源主要是农业税，减免对唐政府也不会有太大影响。因为商税的减轻，不但会促使各种商品的流通，促成城市的发展，也会吸引外来商人进入大唐谋取利益，这样帝国的每个人都可以以更便宜的价格获取更好的商品、或者以前不能得到的商品。当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后，唐政府在适当的征税予以管理，这样就会进入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唐政府自己也富裕了。

从后来的情况来看，的确唐朝在安史之乱前，丝路贸易得到了大发展，这和长安、洛阳、扬州、成都等大城市的兴起有很大关系，而城市的兴起，必然是商业发展所促成的。唐朝后来至少在广州设立了市舶司，这就是针对海上贸易的商税了，据说管理广州的节度使们，一个个都富得流油，让其他节度使羡慕，这和海上贸易的发展有极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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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统一王朝，大多是以农业税为主要税种，设立关卡收取商品流通税，好多时候是分裂时期各小国干的事儿。譬如三国时期的孙权，在湖北监利设立关卡，收渔盐之利之类的。统一王朝到了中后期，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往往实行特殊商品的专卖，从中获得巨大利益，但和我们通常认为的商业税是不同的。在隋唐之前，南北朝的南朝是要在商品流通环节收税的，这和南方城市发展、商品经济比北方发达有很大关系，当时的税负也不算重，因此南方许多人被称为不愿耕种，而去从事末业。

一、李世民继位初废除关卡，应该废除的是军事意义上的关卡

看了朋友们引用的史料，免除六州二岁租，这是免农业税两年，废除潼关以东濒河诸关，恐怕是废除关卡，而不一定是免商税。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李渊在位末年，国家刚刚统一，李渊对国家治理的一系列措施还在筹划中，没有推行，包括废除战争时期所需要的关卡（李渊对其之后的政策是有筹划的，不但在军事防务、经济发展方面，包括宗教政策，李渊此时相比于隋朝都有新的想法）。李世民继位后，正好可以废除一些属于割据时期的遗存，以体现大唐已经天下一统、四海归心。

这不光是一种猜测，也可以推论，如果李世民在此废除的商业税，他不该只废除沿河关卡，而该废除沿江关卡，因为沿江一带的商业似乎已经超过了沿河。沿河一带，正是李世民与王世充、窦建德等人作战的区域。沿河已经稳定，负责防务的关卡自然可以废除。为什么不废除李渊起兵的河东关卡，以及丝路经过的关中到河西关卡呢？因为这些地方还有强大的突厥势力，唐朝不能废除。

二、唐朝税收的主要来源是什么，以及唐德宗怎么征收的商业税

当然，唐朝前期本来就不以商业税为主要税收来源，即便废除了，也对唐政府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唐朝统一天下后，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把全国人口统计明白，即便是这样，以人口为基础的农业税也依然能够保障唐政府的良好运行。租庸调制，庸虽然收的是手工业的绢、布匹等，但显然也不是商业税。

安史之乱后，唐德宗时期，杨炎搞的两税制，虽然收的是银钱，但也是农民拿谷物等农产品去兑换的，也不是商业税。但唐德宗确实收过商业税，在长安的东、西两市上收，其实都不叫税了，后来变相为抢。那时候没有银行，有人把钱暂存在商家店里，唐德宗干脆派人以借为名把他抢回来。同时，唐德宗还收房产税，是个可以整死人的税。于是天下大乱，朱泚叛军以不收这些苛捐杂税为口号，把唐德宗赶出了长安去。

唐朝中后期的税收来源，颇为复杂。除了农税、主要是食盐专卖来的钱（后来成为了主体），还有各节度使、州刺史奉献的钱，以及像唐德宗那样临时搞的钱。可笑的是，不管唐政府把商户上可以搞到的钱想得如何充沛和乐观，实际去搞时，都是大大的不如意，比原想的少得多，而且还大大的失去了民心。

三、经济学上的税收与商业

学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人应该知道，经济发展是有其规律性的，在经济中许多强行的政策干预，最后证明都不太理想，看一看经济学里那些边际曲线就知道了。商业税不管如何征收，最终都是转嫁到买卖双方头上，两者承担的份额始终是一样的。商业税过重，不但打击生产者（卖方），也打击消费者（买方），最终会使经济走向萧条。因此，较低的商业税，是肯定会促进商业繁荣的。不过在商业过度扩张中，因为买卖双方的不理智行为，又可能形成供需关系失调的经济危机。这就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政府的管理是有成本的，因此政府需要征收一定的税来解决这种成本。说起来，经济能够正常运行，无外乎就是在其中把握一个适当的度。税收要轻，又要足以支持政府的管理成本。

唐朝中后期显然对此不可能有什么认识，因此才将征收商业税发展到抢的地步，甚至造成了动乱。

四、李世民若是减免商业税及其影响

李世民若是减免的商业税，那自然是好的。为什么？因为唐前期的税收来源主要是农业税，减免对唐政府也不会有太大影响。因为商税的减轻，不但会促使各种商品的流通，促成城市的发展，也会吸引外来商人进入大唐谋取利益，这样帝国的每个人都可以以更便宜的价格获取更好的商品、或者以前不能得到的商品。当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后，唐政府在适当的征税予以管理，这样就会进入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唐政府自己也富裕了。

从后来的情况来看，的确唐朝在安史之乱前，丝路贸易得到了大发展，这和长安、洛阳、扬州、成都等大城市的兴起有很大关系，而城市的兴起，必然是商业发展所促成的。唐朝后来至少在广州设立了市舶司，这就是针对海上贸易的商税了，据说管理广州的节度使们，一个个都富得流油，让其他节度使羡慕，这和海上贸易的发展有极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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