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哪一部书的可信度大？

关于《史记》和《资治通鉴》那个更真实可信？我认为都可信，只是不一定完整而已。因为几千年历史之间，由于各种情况，难免有失落。比如；《论语》在焚书坑儒后，绝大部分均失落了。今本《论语》是没有失落的一小部分，再加口传而整理的。

史记是怎样成书的？

《史记》本来就是古代史书的总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史记》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35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

《史记》从传说中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2年）叙述了我国3000多年的历史。《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于；当时社会上流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

由于司马迁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内容丰富，记事翔实可信。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及其深远的影响。而且，其文笔优美，纪事生动。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广泛之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在唐朝时期，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的韩愈，柳宗元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等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致于；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全书前后1361年，按朝代分为16纪。即；周纪，秦纪，汉纪，魏纪，晋纪，后梁纪，后唐纪，后晋纪，后汉纪，后周纪等，共285卷。

由我国古代历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19年编纂完成。先由助手分段撰写，再由司马光删削润色总其成，所以全书读起来，如出一人手笔。很少有自相矛盾之处，文字也简洁流畅，富有文学色彩。

为什么叫《资治通鉴》

在此书中，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书名的意思是；“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戒来加强统治，所以叫《资治通鉴》。

也正是因为这些，司马光等人才编写，这部具有历史意义巨著《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继《史记》以后，对我国提供了一部，非常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所以，司马迁与司马光并称“史学两司马”。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也可以说，除《史记》以外，没有任何一部与之相媲美。

结束语；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是一部继《史记》之后的编年体通史巨著。两者都是可信的历史巨著。所不同的是；一个是纪传体，一个是编年体而已。

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哪一部书的可信度更大？这个我不能直接给出答案，但可以用司马迁的一句话来总结，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既然是一家之言，就难免有自己的主观意见在里面，而失去了客观的评价。

说到可信度的问题，这里要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这部史书所依据的史料是否详实可信；第二撰写这部史书的人是否客观公正，其人的品行如何？

先说《史记》，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实这句话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史记在史书中地位非常高；第二，史记不仅是一部史书，也是一部非常出色的文学作品，既然提到了文学作品，里面就必然有大量的作者主观感情的抒发和描写。

再看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出身名门，父亲司马谈就是太史令，是西汉著名的学者。司马迁为人刚直不恶、直谏犯上，随身受刑而残，但其志不能移。司马迁秉承父亲的遗志，走遍中国的名山大川，搜集古代各种典籍，呕心沥血编撰成书。

我的观点是司马迁再伟大，也无法超出他时代的特征，因此他的作品必然有其时代的特点和其自身的局限性，但是从其生平来看，司马迁不谋军事、不重政治，专心著书立说，应该说学者身份彰显无遗，且直言犯上为李陵求情，导致汉武帝大怒，深受残害，而其志不移。因此我认为《史记》记述的大部分内容应该较为真实可信。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我并没有读过，但《资治通鉴》成书晚于史记，因此《资治通鉴》必然选用了之前的史书作为依据和参考。因此从内容上讲，《资治通鉴》肯定要比《史记》更为全面更为丰富，时间跨度更大。

提到司马光，我会想起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司马光砸缸”，第二件事是作为守旧派代表，反对王安石变法。一个是值得信赖，且有勇有谋朋友，一个因循守旧，反对变法的顽固政客。编制《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在王安石变法期间，自己远离朝廷的十五年里做的一件事。

从后世对于两人的评价就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司马迁是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而司马光是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区别在于司马迁属于思想家，而司马光属于政治家，因此《史记》是一位思想家的作品，而资治通鉴是一位政治家的作品。思想家会带入自己的思想，而政治家会带入政治因素，至于大家是相信一位思想家，还是相信一位政客，我想不用我说了吧。

我的观点是看历史，不仅是要了解历史知识，还要形成自己的历史观点，历史著作中都难免或多或少的带着作者自己的观点和时代的特征，而我们作为现代人看历史的同时，要联系实际情况，用自己的分析和判断来得出自己所认同的结论，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

《史记》和《资治通鉴》的史料都可信，它们之间只是编撰的方法不一样。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品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约三千年的历史，史无前例地对这一长时期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过程作了概括的记述。这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浩瀚巨著，分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在通史的总则下，以人物为中心，把五种体例有机的组成整体。它所开创的“纪传体”被历代史学家所沿用。从文学上说，《史记》又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典范。它在塑造人物、安排情节和语言运用方面，独具匠心，从唐代传奇到明、清小说都有着它的影响。而《史记》平易简洁的文字，又为唐宋以后散文大家所推崇。至于《史记》所提共的历史故事，更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不朽题材。正由于《史记》有其卓越的史学和文学价值，鲁迅曾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予以高度平价。

另外，《史记》在历史观上，突破儒家正统思想的束缚，承认历史的发展变化。对历史上有所贡献的人物。包括下层人民，作品都为他们立传。在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时，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鲜明地反映了人民的爱憎。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费时十九年时间在许多学者帮助下所完成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一O一九————一O八六)共有两百九十四卷。起初被命名为通史，但因可作施行政治的参考，所以皇帝特地赐名为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记载了意东周威烈王分晋三卿为侯始，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止，包含了一千三百六十三年历史。司马光自己说过：“臣之精力，皆尽于此！”他如此殚精竭虑地编篆此书，到处都可见到“臣光曰……”，来表示司马光自己对历史的评论。

此书是根据丰富的资料和考证写成，所以成书之初。便被世人誉为名著，评价甚高。而司马光不但是有名的史学家，也是宋代政治家中，反对王安石新法的旧党领袖。

纵上所述，《史记》和《资治通鉴》只是编篆方式上的不同。《史记》是纪传体；而《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史料详实应该是可信的。

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学界早己定论。如鲁迅先生所言:《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八十多年來，中国史学界没有任何人敢推翻这一定论。为何现在却有人要提出这样的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有人为了“洗白”秦始皇在网络上大肆诋毀《史记》和司马迁，诋毁《过秦论》和贾谊，迎合社会上反中医药，反中国武术等反中国传统文化思潮。这不能不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和警惕。因而，小编这个愚中带智的探讨题目，就是希望集思广益，确立《史记》的不可动摇性。

《史记》捭阖三千年，从三皇五帝到汉初，填补了暴君秦始皇“焚书坑儒”造成的历史断代缺撼，为中华民族树立了追根朔源航标。它的史学价值是《资治通鉴》无法企及的。如果没有《史记》，我们可能象埃及人一样，对待金字塔“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司马光是为了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才编写《资治通鉴》，这就决定了此书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史。因此，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在继承前人的同时，又有所发展。他把历史的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类。

《资治通鉴》在文化、科技、经济、军事等方面均有记载。在文化方面，就学术思想来说，上至先秦的儒、法名、阴阳、纵横五家的代表人物和学术主张，下及汉初的黄老思想，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及魏晋玄学的盛行都有记载。对于佛教、道教的起源、发展，以及儒、佛、道之间的斗争也有叙述。

毛泽东主席曾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鉴》，并评价说：“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

个人以为，史记与资治通鉴相比，史记更真实可信，而且史记读起来更生动，人物栩栩如生，资治通鉴编年体，读起来有点无聊，再说司马迁之前，还没有胜利者书写历史的记录，文人清高，哪怕是面对死亡的威胁，该怎么写就怎么写，司马迁受腐刑痴心不改，终于写出史记这样的历史巨作，为后来的史官树立了榜样。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司马光是为了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才编写《资治通鉴》，这就决定了此书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史。因此，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在继承前人的同时，又有所发展。他把历史的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类。

《资治通鉴》在文化、科技、经济、军事等方面均有记载。在文化方面，就学术思想来说，上至先秦的儒、法名、阴阳、纵横五家的代表人物和学术主张，下及汉初的黄老思想，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及魏晋玄学的盛行都有记载。对于佛教、道教的起源、发展，以及儒、佛、道之间的斗争也有叙述。

毛泽东主席曾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鉴》，并评价说：“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

个人以为，史记与资治通鉴相比，史记更真实可信，而且史记读起来更生动，人物栩栩如生，资治通鉴编年体，读起来有点无聊，再说司马迁之前，还没有胜利者书写历史的记录，文人清高，哪怕是面对死亡的威胁，该怎么写就怎么写，司马迁受腐刑痴心不改，终于写出史记这样的历史巨作，为后来的史官树立了榜样。

哈哈，大家都被套路了。

这个问题的重点，不是“司马迁”和“司马光”，也不是《史记》和《资治通鉴》，而是“陕西人”和“山西人”！（至于是哪里人提的问题，他们心知肚明。）

（这个问题，正确的提法应该是：《史记》和《资治通鉴》，哪个史学价值更高？）

司马迁是陕西人吗？司马光是山西人吗？

不是！

陕西和山西作为省份最早才从元代开始，正式确定下来是在明代！

所以，只有从明代开始，才正式有“陕西人”和“山西人”，而司马迁是西汉人，司马光是北宋人，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是“陕西人”和“山西人”！

求求你们了，以后别再将“商鞅”、“李斯”、“吕不韦”、“张仲景”、“张良”、“韩愈”、“岳飞”……这些古人说成是“**人”。将这些古人拉扯成自己的老乡，倒是给自己增色壮胆了，但却拉低了这些古人的档次！

哈哈，大家都被套路了。

这个问题的重点，不是“司马迁”和“司马光”，也不是《史记》和《资治通鉴》，而是“陕西人”和“山西人”！（至于是哪里人提的问题，他们心知肚明。）

（这个问题，正确的提法应该是：《史记》和《资治通鉴》，哪个史学价值更高？）

司马迁是陕西人吗？司马光是山西人吗？

不是！

陕西和山西作为省份最早才从元代开始，正式确定下来是在明代！

所以，只有从明代开始，才正式有“陕西人”和“山西人”，而司马迁是西汉人，司马光是北宋人，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是“陕西人”和“山西人”！

求求你们了，以后别再将“商鞅”、“李斯”、“吕不韦”、“张仲景”、“张良”、“韩愈”、“岳飞”……这些古人说成是“**人”。将这些古人拉扯成自己的老乡，倒是给自己增色壮胆了，但却拉低了这些古人的档次！

从学术的角度说，《太史公书》和《资治通鉴》都是正史，都具备基本的可信度，你没法笼统比较谁的可信度更大，只能具体去考证那件事儿有不可信的可能。

为什么？

因为两部书都是正史。

并不是说正史就一定是可信的，正史里被后世篡改的例证多的很。多数正史是后代人修撰前代的史，但依据的档案资料可能在前代就经过了篡改。

但是，相比起野史、八卦、道听途说等，正史又是相对最为可信的。这是因为：

一是正史所依据的材料基本上是可信的。

修史很难，但越是修的粗疏的史，有时候反而更可信，因为保留的原始资料多，比如《旧唐书》就比《新唐书》更可信一点，因为《旧唐书》修的很糙，把很多唐朝的官方档案直接拿来抄了很多；而《新唐书》是偶研修主持的，他会根据自己的意图对一些事件提出保留还是删改的意见。

二是正史的作者基本上是态度严谨的，不是故意混淆是非的。

修撰正史，早期是个人行为多，比如司马迁、班固，他们其实是私撰，只是后代把《史记》《汉书》提到了正史的地位。像司马迁、班固等人，都是把修史作为自己一生中最宏大的事业来经营的，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因此态度是极为严肃的。中晚期以后，官方主导、集体修撰的就多了起来。但集体修撰下的史书，也都是找当时的大儒硕学，或是前朝遗老，他们不是那种卖弄自己的小说家，因此态度也是基本可信的。

当然，不论是司马迁还是后来的修《明史》的万斯同兄弟等，他们肯定会将自己的主观看法揉到史书里，但是，但凡是人写的史书，就肯定有人的主观看法，这并不能说明这些史书就不可信的。历史的复杂性，远不是一个可信、不可信就能概括的。

三是正史的修撰方法基本上是科学的。

很多人会小看古代人，会学着二三十年代的人说话，说古代的修史水平不高啦，不懂得现代的方法啦，不科学啦，是“一家一姓”之史啦，等等。说实话，这些作为论战是可以的，但倘若抱定了这样的念头去读史，怕是只会把自己读成一个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的大傻瓜。古人修撰是很讲究方法的，或是亲临古战场做调研，或是访问耆旧做口述史，或是在采用大量官方档案的同时也注意采撷可信度高的补充史料，如笔记、墓碑等。这些方法可能不像现代史学所表述的那样成体系、完备，但够用了。我们只要细心查看，就能发现古人确实一点不比现代人差。

不过，话说回来，《史记》和《资治通鉴》也并不是单纯的史书

《史记》，必须要放到经学的视野下，才能看清楚其本质。《史记》是后人取的名字，原名是《太史公书》，可以理解为司马迁作为中书令、自诩“太史公”而写的一部“子书”，而不是史书。司马迁是通过著史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大家要好好想想为什么要“究天人之际”。

司马迁听过董仲舒的课，对《春秋》很有研究，还帮助汉武帝搞过历法，这些都是一些意识形态的关键性因素，司马迁在经学史里是被看做靠近公羊学一边的人。

《资治通鉴》，就更不必说了，是宰相整理历史，来帮助皇帝治理国家的，本身就是一部以政治为目的的书。因此，书中有些地方，司马光可能故意采用了一些不够严谨的材料，比如，关于汉武帝的晚年行为，他居然使用了《汉武春秋》这样一部野史，来勾画一个晚年转变为“守文”的汉武帝。在后代多位学者的考证下，证明这个做法扭曲了汉武帝的形象。

仅举此一例，只是证明一点：对正史要相信其基本的可信度，你如果不信，就去考证具体哪个事儿不可信，而不是笼统的鹦鹉学舌的去说“古人都是主观的”、“正史都是帝王史”，这不是谦虚不谦虚的问题，而是成熟不成熟的问题。

《资治通鉴》可信度大得多，也权威些，《史记》显然差好多，里面神化故事、传说太多。

学习历史，《史记》看看就行，《资治通鉴》可以研究学习，比如耄，一生最喜欢研究的书就是《资治通鉴》了。《史记》只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为“二十四史”之首，地位高，而《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史书，也更容易理解。

一部传记和一部纪实，就从题材上看，肯定是纪实可信度更大。

传记体为了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往往采用描写手法。人物对话这种东西，场景性很强，大都没有记录，只能是编。而编的东西水份就很大。很难完全复制人物的真实意思。

而编年体，只是记录事件，不进行更细的人物刻画，当然会更接近实际。

再者，《资治通鉴》要比《史记》晚，它一定会借鉴并纠正《史记》，这也让它更接近真实。

这两部书涉及的历史时间段不完全重合，重合部分硬要比的话，《资治通鉴》略靠谱一些吧。

特别是从秦末到汉武帝这段的史料。这段时间史家只能以《史记》为蓝本，包括《汉书》撰写的时候，这一部分内容也几乎就是照搬《史记》。

而司马迁在修史时，材料一方面来源于官方的记载，拜秦焚书所赐，很多宝贵史料已经没有了；所以司马迁还大量走访了当事人的后代，以及实地考察，包括走访历史人物家乡的百姓。这就导致了有一些内容，是民间的传说。

对于民间传说，司马迁采取了折中的态度，适当保留了一些。很多传说有不同版本，他也选取了自己认为可信的。比如荆轲刺秦，秦国史料里只有几句话的记载。但在《刺客列传》里却有非常详细的情节，包括医官用药囊砸荆轲的细节。这个医官一直活到了汉代，极有可能这段故事的很多内容来自于他的传播。但是，在考古发现的东汉石砖画上，也有荆轲刺秦的故事，里面又不一样了。画上秦王不但没有佩剑，反而手上拿了一块圆形的玉璧。而秦王的近侍都有佩剑，和司马迁所说“殿上不准带武器”又不一样。可见各地流传的版本都有出入，这也符合民间传说的传播特点。司马迁应该是选择了他认为相对合理的。

但是司马迁毕竟是个人修撰体量巨大的史书，难免会出现疏漏，《史记》里也有许多矛盾之处，包括同一件事，在不同人的传记里说法不一样，以及事情发生的年代有误等等。比如秦始皇的父亲究竟是谁。这些问题，后世的修史者发现之后，都会进行考异和适当的修订。

《资治通鉴》就是如此，不仅修订了一些错误，还对一些一看就知道是虚构的神话传说进行了舍弃。所以在涉及到《史记》相同内容的部分，《通鉴》占了时间和人力上的优势，要更靠谱一些。

《史记》之外的部分，《资治通鉴》在引用时也有取舍，这里也可以举个例子。

《三国志》里说到鲁肃把荆州借给刘备时，特意提到曹操，说他当时正在写字，听到这一消息，震惊得笔都掉在地上。这一细节《资治通鉴》就没有采用，认为过于夸张，曹操不至于这样。

1、《史记》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司马迁遭受腐刑之辱后写下的，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对于史前的很多史料，司马迁也是根据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紡撰，有些也是模棱两可，无据可查了。但因为在司马迁之前再没有人整理和记录那段漫长的历史，也就只有这个版本是最权威的了。

2、《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他写的历史时间段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资治通鉴》对于西周以前的一千多年历史没有写到，但比《史记》多记载了从汉武帝到五代时期的近一千年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

《资治通鉴》是《史记》的延续，二者记录的史实应该没有多少冲突，应该说都是可信的。

《资治通鉴》的可信度大，但《史记》和《资治通鉴》体例不太一样，其实没有可比性。因为《史记》是纪传体通史，从上古写到汉武帝，这就决定了三个问题：第一，太史公的时候还没有造纸术，记录文字的主要是竹简，而竹简很容易就腐朽了，所以造成上古史更多只能靠口耳相传的传说；第二，既然是纪传体，每篇文章其实是相对独立的，所以存在一些矛盾之处，虽然是太史公有意留下来存而不论的，但肯定有不可靠。

反观《资治通鉴》，写的是战国到五代的历史，因为是编年体，所以整体是一致的，不存在自相矛盾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司马光为什么要从战国开始写？因为春秋历史有《左传》，春秋之前又难写，所以就从春秋之后的战国开始写。战国开始实际上资料就比较完备了，特别是东汉发明了造纸术，所以《资治通鉴》是更可靠的。当然战国部分仍然比较粗疏，这部分可以参考杨宽先生《战国史料编年辑证》。

总体来说，史书写成越晚，可以参考的史料越多，一般也就会更可靠。

感谢阅读，欢迎关注！

《史记》除去上古部分后应该比较可信，而《资治通鉴》除去来自《史记》的部分外剩下的就难说了。

原因何在，史马迁除了参考典籍，更多的是跋山涉水、实地考察、调查研究，大多直笔而成。史马光等编篡《资治通鉴》多凭书本，来自不同朝代，而且渗杂个人见解有之，真实性存疑。

后世史官修史已不同于秦汉以前，善用曲笔了！估且信之，等考古发现，还历史本来面目吧。

司马迁的《史记》从三皇五帝开写，终止于汉武帝，春秋，战国，秦汉历史可信度很高，但夏，商，西周的可信度相对较低，当然这不能怪司马迁，因为那时史料很缺，主要是传说和故事，但能收集到传说和故事总比没有的要好。我研读过几册《史记》，写的很好。

《资治通鉴》我也看过几本，是北宋司马光所编，是一部编年体。相传可马光是司马孚的三弟，而司马孚则是司马昭的三叔。此书从战国初期三国分晋开始，止于北宋神宗年间，由于他所看资料非常多，而且经过了科学分析后才编入的，所以可信度是很高的。

非要把这两部书的质量比出高低，我觉得没有必要。

1、《史记》是司马迁参照许多史料，经过仔细斟酌考察、反复推敲写作而成的，可以这样说是司马迁忍辱负重，用毕生精力写作而成的。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对于史前的很多史料，司马迁也是根据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对比，有些是模棱两可，有的大相径庭，司马迁都在史记中加以注明。虽然司马迁比现代更接近传说时期的三皇五帝，而且他手上有很多史料，但他还是非常谨慎的引用，是非常负责的做法。至于史记真实性有多高，据最新考古验证的出土文物，已有印证，说明史记可信度还是很高的。再说了在司马迁之前再没有人整理和记录那段漫长的历史，也就只有这个版本是最权威的了，所以我们即便是对史记有疑惑，也是没有办法举证，目前只能以史记为准。

至于《资治通鉴》是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编年体史书，他写的历史时间段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所以《资治通鉴》对于西周以前的一千多年历史没有写到，主要是记载了汉武帝到五代时期的近一千年历史，这些是司马迁以后发生的事，自然史记记录不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治通鉴》是《史记》的延续，二者记录的史实交合的时间不多，本质上也没有大的冲突，应该说都是可信的。

所以历史就像一个小姑娘，无论怎么打扮都改变不了其本来面目，原原本本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外界影响的因素很多，但《史记》与《资治通鉴》所反应的历史可信度还是很高的，没有谁比谁更可信的比较。

个人观点：按理来说，史书的成书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各有优缺，各有千秋，没有可比性，《史记》的太史公司马迁阅览各种典籍，访遍名山名迹，收纳民间传闻，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史记虽然带有个人情感，但对历史人物的记载也算全面，评论在于后人。《资治通鉴》成书于封建大儒司马光之手，目的在于教育皇帝，当然取舍很严重，取对封建统治有利的避其不利，也在情理当中。无论可信不可信，在中国史学上都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于读史的读者。若论对中国历史的重要性，当然史记比资治通鉴要重要的多了去了。没有史记，中国的先秦文化濒临失传的局面，中国历史文化就不能溯源。

两本书都差不多的可信道，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写到汉武帝，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司马迁出生于史学世家，父亲司马谈就是太史令，从小耳濡目染，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修史目标！在身受宫刑的情况下，忍辱负重，秉笔直书，造成史记的创作。

书中尽量还原事件的真相，对有争议的事件，司马迁亲自拜访耳闻或者目睹过的人，亲自对事发地点去考察，询问。对统治者和权贵绝无趋炎附势，对出身底层的历史英雄也能正确评价！比如他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写进世家，把功败垂成的项羽写进本纪，给游侠和刺客列传，表明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出身论地位的客观精神，这是官家修史所不能达到的！

《资治通鉴》是北宋宰相司马光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官家修史，这本书的体裁是编年体通史，它严格按照时间为顺序，记载当年发生的大事件，从战国写到五代末，共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资质通签写作的目的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也就是说，是给统治者提供借鉴的。这次大规模修史，动用了上千人来收集资料，所以内容比较详实，但是司马迁最后对汇集的资料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减，审批，读起来仍然觉得如出一人之手！

从我本人使用这两本工具书来说，《史记》查阅起来更加方便，让人信服。《资治通鉴》因为严格按照时间顺序记事，在查阅某一事件的时候，因为时间跨度大，需要翻几处，才能查完一个事件。这两本书是有交集的，可以相互印证，也可以相互补充，史学价值都很高，没有哪个更高一点的说法。

如果说到文学价值，就阅读体验来说，那一定是《史记》艺术性更高，司马迁写作手法非常高超，读起来朗朗上口，叙述事件前后铺垫，首尾相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不是白得的！

总体而言，史记的可信度高于资治通鉴。史记是不断被考古发现证实的信史，太史公筛选史料的标准是真实，虽不是尽善尽美，但已是人类古史的高峰。资治通鉴是为了为帝王鉴，史料取舍的标准渗透了价值观，也突出了“教育”意义，就史本身而言，真实性比不上史记。

两本书都有可取之处，至于可信度哪个更大一些，恐怕历史学家都不敢轻易的下判断。

两部书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纪传体通史，内容上至黄帝时代下达汉武帝时期，在编撰这部书的时候，司马迁曾多次实地探访，尽可能的获取第一手资料，回来之后又严谨细致编撰，所以历史价值还是很大的，但又因是个人编撰的，难免会掺杂一些个人感情在里面，是以有些历史的真实性有待怀疑，亦或者说之前的历史出于为尊者讳考虑的角度已经人为的被人篡改，司马迁获取的也不一定真实，这一点司马迁在编撰的时候也会遇到（至于历史的本来面目只能寄希望于实物考古的发掘了）。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内容上至周威烈王下达后周世宗，在编撰这部书的时候司马光是依据之前的史书再加上一些杂史整合而成，当然在编撰的过程中作者也借此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和政治观，然后司马光编撰这部书的目的是总结历史经验，供统治者借鉴，为统治者服务。是以和他历史观政治观相同的历史，司马光可能存在美化，相左的可能有意识的忽略或者篡改，因此有部分历史的真实性也是值得怀疑的，但总的来说史料价值极高。

最最后这两部书后人对它们评价都很高，常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古人也没非说它俩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一般都把这两部巨著并列，还有一句话我们应该也听过史学两司马，说的就是司马迁和司马光。至于可信度就看你怎么理解了，这个答案窃以为只能说是待定亦或是无解。

《史记》可能比《资治通鉴》可信度大，原因一下：

一是《史记》作者司马迁为写《史记》做过大量实地走访调研，足迹便及全国。

二是司马迁写史记时，当时主要历史事件的参与者（秦末至汉武帝时），其后代与司马迁都有交往，家族口口相传的事情可信度很高。

三是司马迁的父亲就是史官，有官方收藏的第一首资料，可能包含原六国的史料。

四是司马迁的《史记》是私修史，在司马迁活着时到去世很长时间，《史记》只是个别人才能看到的奇书，也就是说《史记》不是官方主持修编的，可能有司马迁的好恶，但不会因政治原因删减或者杜撰。

五是《资治通鉴》很多史料来源于以前的史书，并且司马光纯粹是出于政治目的，为帝王编撰的一部帝王教科书。

史记是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传记讲述两千多年的历史，读起来朗朗上口，就像一个个单独的故事，很容易读懂，无论一介布衣或是高官显贵都适合品读。

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史书，以同一年代发生的事情来叙述历史，由于一个个故事被穿插在不同时间，所以读起来需要多用心，否则会一头雾水，资治通鉴类似于帝王的教科书，以过去帝王朝代兴衰来汲取经验教训，所以不太适合老百姓品读。另外我认为资治通鉴适合都查阅资料，按年代编排的像查处某个年代发生的事迹比较方便。

只能说两者相辅相成各有千秋，很难说谁的史学价值高。

浅薄之人总喜欢以权威的说法定论，凭什么说“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呢？《史记》的语言拖沓拉杂，佶屈拗牙，写人、事累赘重复。长平之战白起坑赵卒四十万，你信吗？樊哙“拥盾入军门”，众多卫士挡不住，把项羽都吓退了，你信吗？权威说，“《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历史作品，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扯淡！史书贵在真实，而文学需要虚构、夸张，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史书能允许文学创作的手法吗？

1、《资治通鉴》的可信度应该比《史记》大。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史记》写的从黄帝到汉武帝大约2500年左右的事情，其中的70%的时间是没有准确准确纪年的；《资治通鉴》写的是三家分晋到五代十国结束大约1400年的事情，都是有准确纪年的。第二、《史记》的参考材料比较少，很多是司马迁自己发挥或根据文学作品来发挥的；《资治通鉴》是严格依据正史来书写的，即使有作者发挥的成分，也属于细枝末节的补充。第三、史记所记载的很多内容都属于唯一来源，没有另外的佐证。

2、但从贡献这个角度来说，《史记》更为伟大。虽然存在可信度问题，但司马迁写《史记》时，材料确实很匮乏，换成任何一个人也不可能写得更好；另外，没有《资治通鉴》不影响很多历史研究，没有《史记》那影响就大了；最后《史记》是个人著作，最多是一个家庭的著作，《资治通签》是宰相领导的一个团队的工作，而且《史记》的文学水平明显较高。

一家之言，欢迎讨论

中国的历史典籍，因为史官受到皇权的制约，多少都会出现记载不详实的内容，要知道史官也是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所以个人认为除去史官就任的当朝，对于之前朝代的记载还是比较写实的，其原因有二

其一不受当朝皇权的制约，即便有也无法与本朝相比！

其二史官会因为当朝的史实不详尽，进而会将先朝的历史记载的更为仔细，为的是挽回一点他史官的名节！

古人对于名节的看中不用我多费口舌，尤其是史官，例如~春秋时的齐国大夫~崔杼弑君~齐庄公，太史官兄终弟及的典故我相信知道的人并不少，但历史上真如太史兄弟四人的董狐直笔的史官又能有几人，不畏强权大多冠在少数人头上，又如司马迁记载的楚霸王火烧阿房宫，现在考古证实真伪存疑！

所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一定会受到一些不实的记载而不尽详实，从其上战国的周威烈王一直到后周，大概有一千三百六十多年的历史，其中一定将《史记》作为参考并加以完善！

中国的历史只受到当权者的监督和制约，所以我个人分析，记录先朝会更详实，成书的本朝一定会有不详尽的地方！

《史记》是本人最爱的书之一，翻看有年，感觉到它的文学性远在史学之上。又读《容斋》，对史记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质疑，深有同感。

《资》书宏阔，跨度也大，但都依于史书，史书也称正史，是成功的政权组编的，可信与否？只能姑听之。从这个意义上说，《资》以信息量、编年体上看，可信度应比《史》大。

史记的可信度更大一些，司马迁的史记属私家历史，秉笔直书，不为尊者讳，自称要藏之名山，为知性者道。况且司马迁的史学才能千古一人，无人可及。资治通鉴是官修史书，选材剪辑表达了司马光个人的观点，为皇帝大人识。可信度差一些。

看了大家的回答，各种观点都有了。我也认为《史记》价值更高，但理由似与诸位不同。

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要紧扣“史学”二字，而不是“价值”。

一部书，其史学价值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1）史料的保存。这是第一位的。

（2）史实的准确。

（3）理论贡献。

《史记》的史料，基本穷尽了作者时代之前所能见到的全部，虽有取舍但十分谨慎。此外，有一部分来自作者采写的民间传说。在史料的保存方面，《通鉴》属于“编著”，根本不能与《史记》比肩。

史实的准确，近年常有以此非议《史记》者，岂不知“挂一漏万”和“挂万漏一”是有本质区别的。与大量客观真实的记载相比，错讹实在不值得一提。针对史实的探究是必要的，《史记》有误也须纠正，但不能以今人非《史记》这部著作。《通鉴》不是专业史学著作，它是帝王工具书，它讲的是“理”而非“实”，拿不准的尽可不取，即便如此也不能做到完全客观真实。还有一点须引起注意：很多真相根本无人确知，无争论者不见得必真，被怀疑者不见得必伪。今人的研究结论将来仍有被推翻的可能。

理论贡献，《史记》独步古史界。虽然司马迁属于儒者，其父却崇黄老，因此《史记》才表现出一定的平民精神、英雄主义和经济思想，我们甚至可以说具有一定的现代性。另外，史记将《大禹本纪》和《穆天子传》体例引入大型史书，开创了延续两千年的官修正史系统，功莫大焉！第一个站出来批判《史记》的是班固，字里行间充斥着学术反动。与之相比，今天的批判者只能算小巫。

学历史的，还是要研究史记；搞政治的，可以多看看《通鉴》。

《史记》采用了纪传体的方法，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四年间3000多年的历史。《资治通鉴》采用了编年体的方法，记载了从公元前403年到宋朝建立前的1300多年的历史。 两者都是后世研究中国历史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其中的史料可以相信大部分，至于作者的观点，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为什么我上面说史料可以相信大部分呢？最近我在看史记，我来简单举一个例子。

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会有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谁的争论？这个争论是从哪里来的？有什么依据呢？

其实这个秦始皇的生父之谜是源于司马迁的史记，而且是司马迁写出来的秦始皇的不同生父。《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始皇是异人（秦庄襄王）与赵姬之子，而在《吕不韦列传》中写出秦始皇是吕不韦与赵姬之子。而在《资治通鉴》对秦始皇生父采用的后者。

连司马迁本人都会有错误，难道《史记》这是本书就不可看了吗？不是的，无论哪一位致力于研究历史或者想进入中华五千年的历程的学者，《史记》和《资治通鉴》都是必须要翻越的两座大山。这已经是不可撼动的了。

而《史记》作为一部50多万字的史书，司马迁工作量十分巨大，从浩如烟海的资料寻找到史料，确定哪些史料可以写入，哪些史料是不可信得，再整理，编辑，成书。司马迁没有现代社会的便利条件，没有现在社会的信息爆炸。前后出现矛盾，但是也不妨碍我们学习《史记》，不妨碍我们领略两千多年前古人的风采。

《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此外，它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我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正因为《史记》能够汇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并一直影响着中国历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在传记体例传承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但《史记》也有其不足处；

一：记载年代过长，诸多周早期以前历史出入较大，恐与史实不符。

二：个人主观感情色彩过多。导致部分历史人物形象有标签化嫌疑。

三：因作者个人因素造成修史立场不中立，留下一定的史学遗憾。并且文学性过于强烈，影响史实真象。

《资治通鉴》是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开创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共计16朝1362年的历史。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等目录、及索引集于一部，开创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以历代兴衰得失作为治国安邦鉴诫。作者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主旨修史：因此定名为《资治通鉴》。作为君王治世的教科书， 自成书以来，为历代帝王及王公贵胄必读之书。也是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相鉴读之书。

但《资治通鉴》也有其缺憾：

一：以帝王治国为要务基点修史，必定完全站在统治阶级立场给历代民众起义定性。有其严重的立场局限。

二：编纂者人格过去保守自负，对历代进步及改革者，执怀疑否定态度。阻碍历史发展的动力。致使中华文明开疆拓土能力严重衰减！

三：由于宋皇自身原因，重文抑武，更加强化中央集权，加之《通鉴》的保守策略。导致民族尚武精神缺失和进取心衰落。间接导致宋王朝发展更加畸形和政治军事懦弱。既让宋王朝走向毁灭，也导致华夏文明严重衰落！

司马迁的《史记》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既所谓“史学两司马”！

司马迁写史记最真实

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哪一部书的可信度更大？这个问题我不能直接给出答案，但可以用司马迁的一句话来总结，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既然是一家之言，就难免有自己的主观意见在里面，而失去了客观的评价。

说到可信度的问题，这里要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这部史书所依据的史料是否详实可信；第二撰写这部史书的人是否客观公正，其人的品行如何决定了其所写的史书的可信度。

先说《史记》，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实这句话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史记在史书中地位非常高；第二，史记不仅是一部史书，也是一部非常出色的文学作品，既然提到了文学作品，里面就必然有大量的作者主观感情的抒发和描写。

史记

再看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出身名门，父亲司马谈就是太史令，是西汉著名的学者。司马迁为人刚直不恶、直谏犯上，随身受刑而残，但其志不能移。司马迁秉承父亲的遗志，走遍中国的名山大川，搜集古代各种典籍，呕心沥血编撰成书。

司马迁

我的观点是司马迁再伟大，也无法超出他时代的特征，因此他的作品必然有其时代的特点和其自身的局限性，但是从其生平来看，司马迁不谋军事、不重政治，专心著书立说，应该说学者身份彰显无遗，且直言犯上为李陵求情，导致汉武帝大怒，深受残害，而其志不移。因此我认为《史记》记述的大部分内容应该较为真实可信。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我并没有读过，但《资治通鉴》成书晚于史记，因此《资治通鉴》必然选用了之前的史书作为依据和参考。因此从内容上来讲，《资治通鉴》肯定要比《史记》更为全面更为丰富，时间跨度更大。

司马光

提到司马光，我会想起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司马光砸缸”，第二件事是作为守旧派代表，反对王安石变法。一个是值得信赖，且有勇有谋朋友，一个因循守旧，反对变法的顽固政客。编制《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在王安石变法期间，自己远离朝廷的十五年里做的一件事。

资治通鉴

从后世对于两人的评价就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司马迁是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而司马光是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区别在于司马迁属于思想家，而司马光属于政治家，因此《史记》是一位思想家的作品，而资治通鉴是一位政治家的作品。思想家会带入自己的思想，而政治家会带入政治因素，至于大家是相信一位思想家，还是相信一位政客，我想不用我说了吧。

我的观点是看历史，不仅是要了解历史知识，还要形成自己的历史观点，历史著作中都难免或多或少的带着作者自己的观点和时代的特征，而我们作为现代人看历史的同时，要联系实际情况，用自己的分析和判断来得出自己所认同的结论，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

史记比资治通鉴的年代要早很多，太史公创作资料的来源更广。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司马迁自己说的话，从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史记》作为纪传体史书，无可避免的加入了自己的个人感情因素，当然了不否认《史记》依然具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也为我们了解汉朝之前的历史，有一个参考跟借鉴。《资治通鉴》有自己的特点，作为编年体史书，对历史素材记录更详细更准确。但如果说哪个史学价值更高，我觉得这要看如何去对比。一定要设计一个参考的标准才能比较准确的做一个评估。

要看准确性以及某一个阶段的历史，当然《资治通鉴》更胜一筹。而《史记》却是对我国一些历史的传承与补充，当然也有自己的独特的历史地位。

从编写学校史志说起

最近，我们县教育局正在组织力量编写各学校的史志，参与其中，感触很深。一是历史材料缺乏，特别是50年前甚至更远的史实，档案材料缺乏。纸质材料不够，人证、物证取证困难。怎么处理？

档案材料做多的就是会议记录，如何取舍？

从中可以遥想当年的司马迁和司马光编写之困难。

可信度辩证

《百度百科》说可信度就是对人或事物可以信赖的程度。是根据经验对一个事物或一件事情为真的相信程度。

《史记》现在被称作“信史”，是说出土文物与所记载的结果的一致性较大。《资治通鉴》取材广泛，“为政”是其出发点。史实有其“局部性”，截取的事实是局部，不是全部。

可信度与很多东西有关，通常信息传达者的工作履历与当时状况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信息力度。所以，两部书都要辩证的看。

历史书的编写

信息的剪裁是自主的，不同的剪裁出现的结果可能大相径庭。因此，对一个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要从当时的环境、当时的境地出发，不是从今天的眼光和角度来分析。

所以，《史记》《资治通鉴》这两部书都体现了编写者的意图，可信度很高。

《史记》与《资治通鉴》，记载历史的跨度有别，可信度都比较高，没有谁比谁更可信的比较。

当然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了

司马迁的史记是在汉武帝时代编写的，写到的时代也是汉武帝时代，但是受到当时环境的影响，并不能按照真实的来写，再加上司马迁个人的喜好及偏见！难免有些带有个人感情的书写！所以可信度有些下降！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则没有写到当朝的历史，所以不受当时朝廷的制约！因此都是收集到的史料来编写的！

严格按照当时的史料记载格式记载写上的，而且当时司马光也没有个人的偏见以及个人喜好！

所以要研究历史还是建议研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比较靠谱！

但是采集到别人的的信息也未必就是真正的！有句话说史书都是胜利者书写的，真正的历史也许无从考证了！

必是《资治通鉴》。司马光历经四任帝王，奉旨编修，可查阅大量国家保存资料。所以《资治通鉴》光索引就要写成《目录》《考异》两本书，一同进呈皇上，说明资料出处和考证过程。司马迁是低级官员，后获罪，根本无资格翻阅皇家史料。《史记》写的故事都是自己收集的。所以《资治通鉴》可以编成编年史。年月日都清清楚楚。《资治通鉴》越向后面，记录越清楚。就可信度来说，《史记》根本不是一个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