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州通天岩和王阳明有什么故事？

王阳明通天岩“致良知”—— 龚文瑞

正德十五年六月，时隔一年，王阳明再次来到赣州城。之前，王阳明以南赣巡抚身份驻扎在赣州城三年，主持赣州、南安、汀州、漳州、惠州、郴州等八府一州军政事务，完成了平漳南詹师富、横水谢志珊及桶冈蓝天凤、三氵利池仲容等贼乱的三大战役，开展了南赣乡约，兴办了书院及社学，刊刻了《传习录》《古本大学》……正德十四年六月赴福建平兵乱时，遇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叛乱，因平叛而羁留南昌、九江等地整整一年。

宁王叛乱后，王阳明为稳住局面，一直留在南昌。此时朝廷对他平宁王只奖励他个人，而对部属们一概未予奖赏，引发内部诸多意见，令王阳明很是无奈与不爽。六月，朝廷江彬、许泰、刘晖、张忠、魏彬等钦差来昌，目的即是察阳明的心态与动态。岂料，在会客时王阳明不让主席座位，全然以主人身待之，钦差们大失脸面，恼羞成怒，向皇帝状告王阳明对钦差失礼、不尊重。王阳不加理会，致使矛盾加剧。不久，明武宗南巡，欲亲自再擒宁王，王阳明提出反对意见，之后陷入非议之中，进入其人生低谷。

这种背景下，王阳明索性离开南昌，往赣州而来，用他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朝廷的不满。此时来到赣州的王阳明已改任南赣巡抚兼江西巡抚，更为糟糕的是，此时的王阳明处在百折千难之人生低谷中——王阳明本当往福建平兵乱却擅自改道南昌参加宁王寿宴；之前门人冀元亨（王阳明聘其为继子正宪之师）曾受王阳明委托往宁王府送寿礼，这两件事事被朝廷政敌握之以柄，认为王阳明早有通宁王叛乱之嫌，只是不得已而来平宁王的；又因为平宁王后报功太早令正德皇帝气恼，使得本有功于朱家的王阳明却倍受非议，处在其政治生涯的低落时期。 六月下旬，别离赣州一年之际，王阳明再次回到赣州。他在南门外大校场大阅士卒、教授战法，在濂溪书院歌诗习礼，江彬派人来观察动静。王阳明身边的相知者均认为王阳明明这样做太危险，说不定又被小人抓到口实，诬以谋反，一概劝他回省城南昌。王阳明坚决不从。门人陈九川等也替先生担心，王阳明坦然道：“公等何不讲学，吾昔在省城，处权竖，祸在目前，吾亦帖然；纵有大变，亦避不得。吾所以不轻动者，深虑焉耳。”《王阳明年谱二》中记载：王阳明六月作《啾啾吟》。这首诗或许是最能体现他的光明磊落之境界：“知者不惑仁不忧，君胡戚戚眉双愁？信步行来皆坦道，凭天判下非人谋。用之则行舍即休，此身浩荡浮虚舟。丈夫落落掀天地，岂顾束缚如穷囚！……人生达命自洒落，忧谗避毁徒啾啾！”

王阳明写的《啾啾吟》，题目看似小气，其实气魄宏大。他面对来自各方的如虫鸟一般的啾啾之声，把自己的坦荡胸襟、光明之心展示给世人，智者不惑、仁者不忧的圣贤风范盎然呈现——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中庸》云：“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仁、智、勇，一直被儒家称为三达德，是极高的品质。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行险侥幸，患得患失，所以小人长戚戚。王阳明的意思很明白：明智的人不会迷惑，仁爱的人不会忧愁，君子怎么能和小人一样，患得患失，愁上眉梢呢？既然君子坦荡荡，自然做事不会患得患失，不会因为蝇头小利思来想去而忧愁，凡事如闲庭信步，、悠悠闲闲，皆凭良知而去做，至于做得好不好，做得对不对，能不能成功，会不会被他人忌恨取笑，都是浮云而已。本来是非成败就非人可定，古往今来无数人算来算去未必算得准， 不如不算，走自己的路，把成败交由天意，任后世来评说。“用之则行舍即休，此身浩荡浮虚舟”，第一句出自《论语》，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被启用，则能干出一番功业，不被启用，则闲云野鹤般畅游天地，悠然自在，乃是极高的境界。里阳明先生自比为孔子和颜回一般的人物。后一句更是妙，用的是此身而非此生，阳明先生早年出入佛家和道家，加上龙场的考验，自然明白“诸相非诸相”的禅理，早已达到“诸法无我”的境界，对肉身安危看得极其淡薄，然而他又不是如和尚道士一般“看空一切”，一生不问世事。王阳明做人光明磊落，气魄宏大，所以把自身安危看得如同小舟浮于浩荡的太虚一般渺小，不足挂齿。所以他发出感慨“丈夫落落掀天地，岂顾束缚如穷囚。”大丈夫做人光明磊落，没有畏惧，自然能明心见性，有翻天覆地之能，正如面对宁王叛乱之时，王阳明敢于挺身而出，肩挑重任，将倾国之祸独臂挡下，其智其勇自然是一代伟人，绝不会因为有小人非议，害怕被陷害，而如同囚犯一样处处小心翼翼，被自己的恐惧所束缚。

可以说，去年的平宁王而引发的无端受猜疑、被诋毁，以及受囿于皇权及弄权的淫威而没有人出来为王阳明说真话。这一状态引发了王阳明对“良知”的更深切的琢磨。王阳明意识到，这些朝廷同僚都明白事实真相，都有一颗良知心，可面对真理却为什么没有人敢于站出来说真话呢？看来有良知是一回事，而能不能知行合一、将良知付诸行为，即致良知，则又是另一回事。可以说，平宁王后，王阳明辗转白鹿洞、秀峰、东林寺及南昌等地，一直萦绕着这个哲学命题。直到次年六月，身处重重疑难之中的王阳明，来到赣州，与学生、门人们聚谈心学的过程中，这一理念竟豁然开朗，王阳明的“致良知”说便如此在悲怆中横空出世。

显然，通天岩挽留了王阳明的身心，也涵养了王阳明深邃的哲学思想。王阳明在通天岩山门左侧的观心岩结庐讲学。观心岩大洞套小洞，前面有一条深谷，林木茂盛，道路崎岖，幽静宜人，十分适合讲学。王阳明就是在这里与邹守益等二十三名弟子一起“观心”，现场感受“致良知”学问。史称“与海内名士大夫讲学设社，教郡邑子弟歌诗习礼，岭北风俗为之一变。”至今观心洞中一侧有其弟子、庐陵人周仲诗一首在刻，至今仍清楚可见：“吉水周仲扁此岩曰‘观心’。有诗，九川为书于石：‘岩中豁豁仅容膝 ，日日观心面岩壁。此心安得如此岩，鸟啼花落长虚寂。”

王阳明在通天岩一共写了六首诗，其中最著名的《通天岩》诗被镌刻在通天岩主洞忘归岩的岩额上，特别醒目，吸引所有走近的人细细品味王阳明的哲学思想：“青山随地佳，岂必故园好。但得此身闲，尘寰亦蓬岛。西林日初暮，明月来何早。醉卧石床凉，洞云秋未扫。”此诗充满了阳明心学精髓，为后人称颂不已。他说明的是，青山处处都可以是好地方，未必只有故园好，只要身闲、心静、生慧、致良知，用心去爱这个世界，红尘俗世也可以是蓬莱仙境。由修身而修心，由自然风光而心中良知，这是一首最能体现王阳明“致良知”说思想精髓的第一时间呈现的诗作。

观心岩，上下两洞。上面的小洞为阳明先生卧睡处，下面的大洞为阳明先生与弟子们讲学处，大洞也是北宋时期苏轼与通天岩隐士阳孝本、李存三人夜话处，古称“三公岩”。王阳明与弟子们在这个清静场地潜心讨论心学，客观地说，正是这一段时期，王阳明与先后各个时间段聚在一起的邹守益、何廷仁、黄弘纲、陈九川、刘琼治、王一峰、刘寅、周仲、刘魁、刘澜、王可旦、王学益等人门人、弟子在通天岩长达两月的研习与传授，更加激发了他的讲学兴趣， 也促使他的“致良知”学说得以极大地完善、演绎与传播。而通天岩的影响力也因为王阳明的驻足得了前所未有的鼓噪与提升。当然，在这次讲学过程中，王阳明与弟子们的师情感也与日俱增，他们彼此唱和的一些诗文大可以为之佐证。此录王阳明《通天岩示邹陈二子》说明之：“邹陈二子皆好游，一往通天十日留。候之来归久不至，我亦乘舆聊寻幽。岩扉日出云气浮，二子希发登岩头。谷转始闻人语声，苍壁长林秋**。嗒然坐我亦忘去，人生得休且复休。采芝共约阳明麓，白首无愧黄绮俦。”他们不仅有十日之谈，还共约阳明麓之约。师生情感可见一斑。

有人说，贵阳龙场驿是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诞生地；那么，赣州通天岩则是王阳明“致良知”理念的诞生地。至于王阳明的“致良知”学术观点，究竟阐述于正德十六年在南昌期间，还是阐述于正德十五年在赣州通天岩讲学期间？《王阳明年谱》记载为正德十六年正月，《传习录》则记载为正德十五年。

王阳明关于“致良知”的最早阐述地应该是在庚辰正德十五年七月至闰八月。王阳明此时在通天岩讲学。陈九川与王阳明关于“致良知”的对话在通天岩讲学期间。年谱中补记在“正德十六年正月”这一栏而已。陈来先生在其《有无之境》一书中有关于王阳明“致良知”说的记述：在虔州时，王阳明对陈九川说“尔那一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 也即是说“良知”说最早产生于王阳明与陈九川在通天岩的对话。《传习录》记载：陈九川庚辰，往虔，再见先生。问：近来功夫虽若稍知头脑，然难寻个稳当快乐处。先生曰：“尔却去心上寻个天理，此正所谓理障，此间有个诀窍。”（陈）曰：“请问如何？”（王）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尔那么一点良知，正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是知，非便是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要不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去做，善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佛说，人人心中有佛便是佛。王阳明也认为，满街都是圣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因为人人有良知。

赣州，是王阳明巡抚南赣建立事功之地，诸多地方史料对王阳明通天岩讲学及其“致良知”都有记载。清同治版《赣州府志》之《官师志》,在《统辖名宦》一节中对王阳明的表述里专门提及“致良知”：“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归，度岭，卒于南安舟中，年五十六。隆庆初，诏赠新建伯，谥文成。万历十二年，允阁臣申时行等请崇祀文庙。其学以‘致良知’为宗。虽军旅抢攘，不废讲学。从游多四方之士，江西则泰和欧阳德，安福邹守益、刘文敏，雩都何廷仁、黄弘纲为最知名……”《赣州府志》《艺文志》收录的江西巡抚吴文镕的《观濂溪、阳明二书院示》也有有关记载：“秀峰文壁之间，山含清淑；西贡东章之地，水抱中和。郡邑当冲，人文所聚，周元公久留遗爱；士奉儒宗，王文成大阐‘良知’。人遵教术，讲堂并起。”两则文字中均提及王阳明在赣州阐明“良知”、“致良知”说一事。明代南康县有郭氏弟子日贡，嘉靖年间广西上林县知县，年轻时与南康名士、进士刘昭文交好，以生员身份参与刘昭文主持的《南康县志》的编纂事宜（有吟《南康八景诗》传世：“章水自南来，东流潆洄急……”），并追随刘昭文研习心学，成为赣南有史料记载的阳明后学之一。《郭氏族谱》中记载了郭日贡与湛若水有亲密交往，用“王学胥人教民，如阳明先生也”的评价，其中有郭日贡学习阳明“致良知”说的心得警句：“良知一致，何善不可为”之，将阳明先生的良知当致当做当行的妙论阐述得淋漓尽致，十分准确。

《传习录》中还有一则记载：“在虔，与于中、谦之同侍。先生曰：‘人胸中各有个圣人 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先生又论：’良知在人，你如何不能泯灭，虽盗贼亦自 知不当为盗，唤他做贼，他还忸怩’。于中曰：‘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内，自不会失；如去蔽日，日何尝失了！先生曰：’于中如此聪明，他人见不及此。’”这则叙述表明在虔（赣州古名），弟子于中阐述解释“良知”观，获得了王阳明的表扬。

王阳明晚年曾说，我一生学问，不外乎三个字：“致良知”。《王阳明全集》之《寄正宪男手墨二卷》中二处提及“致良知”，一处是“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一处是“吾平日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 晚年的王阳明认为，“致良知”之学术观点是他学问的核心之核心。因此，作为孕育了“致良知”学术观点的赣州通天岩，有着任何一个地方所不能替代的学术地位。

阳明“良知学”诞生后，一直为南赣后学所推崇。《赣州府志》之《艺文志》刊载了清代兴国人、选贡王颂三的《王文成学术论》：“……阳明先生生于明，远接孔、曾、思、孟之传，近寻濂、洛、关、闽之秘，特以‘致良知’为圣学宗旨。……谆谆教诲，出其心得以教人，诚可谓一代之儒宗矣！且‘致良知’者，非空任一心，而无与于一切事物之理也。致宇，内有穷经功夫，有扩充功用，如答崇一，则谓集义，即‘致良知’。《传习录》谓事物之来，惟尽吾心之良知以应之，所谓忠恕违道不远也。又谓所恶于上是良知，毋以使下是致良知。盖惟其解则万变不穷，极其功则四达不悖……”虽然其观念未必准确表达阳明精髓，但被《赣州府志》收录，足以说明阳明学在后世在民间的广泛影响。

阳明“致良知”学有着很强的实践性、实有性，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其以道德良知为核心的理想主义，对于当下一些人道德沦丧、物欲横流的良知缺失之恶习，可谓是一剂良药，其“致良知”的”知行合一“精神内质，是中国坚持改革开放过程中很有参照价值的科学务实的思维方法和精神动力。当下中国人缺乏的不是知识，而是”良知“，而这种没有道德前提的“知行”比无知者的“知行”还更可恶。从这个方面来说，阳明学有着鲜活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实践意义，理应在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发挥其应有的学术与思想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