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有哪些不靠谱的地方？请说明相关佐证和出处？

《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所著，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位列二十四史之首。《史记》的记载上至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画卷。

然而《史记》一书时间、空间都跨度太大，难免会有纰漏，后世很多学者发现《史记》存在的错误据不完全统计高达上千处。

错误的类型有以下几种：

• 叙述过于夸张，难以置信

• 同一件事情在史记中记载互相矛盾

• 与其它史书记载不同

• 与现代考古结论不一致

请看@赵宋春秋详细解析：

叙述过于夸张，难以置信

叙述过于夸张难以置信的情节，如：

1、姜嫄生弃的故事

“姜嫄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

——《史记 周本纪》

《史记 周本纪》记载：周朝的祖先叫弃，他母亲姜嫄是帝喾的妃子。姜嫄外出到郊野，看见一个巨人脚印，心里欣然爱慕，想去踩它一脚，没想到就怀孕了，后来生了弃。

2、简狄生契的故事

《史记 殷本纪》记载：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史记 殷本纪》

商的祖先契的故事，简狄是有娀氏女子，是帝喾次妃，路上看到黑色的鸟生了一个蛋，简狄就把蛋吃了，于是怀孕生下商祖先契。

小结：

《史记》中这种类似的情节很多，大多都是出现在上古时期，由于年代非常久远，司马迁没有亲历，所以只能以传说的方式加以记录。这些记录在今天看来都是神话传说，但毕竟司马迁是二千年前的人，不会具备现代科学知识。他所看到的第一手资料是这样记载，所以写入《史记》也无可厚非。

殷商的传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同一件事情在《史记》中记载互相矛盾

《史记》前后记载互相矛盾的情况，举几个例子：

1、秦始皇的生父是谁

“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

——《史记-吕不韦列传》

《吕不韦列传》中记载，秦始皇母亲赵姬是怀孕然后才嫁给秦始皇父亲子楚，所以秦始皇生父是吕不韦。而同样是在《史记 秦始皇本纪》中，又有相反记载，明确记录的是秦始皇是庄襄王之子。

“秦始皇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

——《史记秦始皇本纪》

2、蒙恬领兵击退匈奴的记载

还有《史记 匈奴列传》中记载大将蒙恬领兵击退匈奴三十万，而在《秦始皇本纪》中记载蒙恬领兵击退匈奴仅十万，两处自相矛盾。

3、《赵世家》和《晋世家》记载互相矛盾

《史记 赵世家》和《史记 晋世家》记录的是接近同一个时期的事情，但也有很多互相矛盾之处，令人不解。

小结：

这种互相矛盾的记载，很有可能是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时候，手中不同来源的史料互相矛盾，他无法确认分辨，于是都作了记录。

秦始皇的生父《史记》中有截然相反的记载

与其它史书记载不同

历代文献很多，许多记载和《史记》不同，这里举两例：

1、与《竹书纪年》记载差异

西晋咸宁年间，出土的战国时期魏襄王《竹书纪年》，其内容与《史记》差别非常大，完全颠覆了我们之前的认知。

例如在《史记》尧舜禹时代的禅让传承家喻户晓，但在《竹书纪年》中，没有禅让而是血腥的阴谋冲突。舜是先囚禁尧，后来杀了尧而夺取帝位。禹又据夏地对抗舜，最终将舜击败，取得帝位，并将舜流放到苍梧，最后死于苍梧。

再比如据《史记》记载，商朝前期的伊尹是忠臣，国君太甲荒淫无道，伊尹将太甲囚禁，代为管理国家。三年之后，太甲痛改前非，伊尹又将国家还给了他。而《竹书纪年》中伊尹却是篡位的权臣，他打败了太甲并自立为王。而后来太甲卧薪尝胆回到首都杀了篡位的伊尹重新掌权。

2、与左传记载差异：

如果说《竹书纪年》还是孤证，那么同样是经典历史文献的《左传》有许多记载也和《史记》不同。

例如，在中国妇孺皆知“赵氏孤儿”的故事，两部典籍记载就完全不一样，《史记》中，记载的是晋国的权臣屠岸贾杀掉了赵氏一族，程婴、公孙杵两位义士救下了赵氏孤儿赵武，后来赵武成年后在韩厥帮助下，杀屠岸贾复仇并重建赵氏一族。

而《左传》晋国没有权臣屠岸贾，也没有赵武长大复仇的情节，程婴、公孙杵臼义薄云天的作为也没有。有的是当年赵朔的叔叔赵婴齐与赵朔妻子——晋国公主私通，致使赵婴齐被流放，而公主找到国君告状，晋国国君晋景公便诛杀了赵氏一族，因感念赵氏一族对于晋国的贡献，单单留下赵武一支独苗继承家业。

对于赵氏孤儿的故事，《左传》的记载更为可信，因为左传记录的时间更靠近春秋时期，而《史记》中关于赵家被灭过程许多地方自相矛盾。

小结：

关于《史记》与其它书籍记载虽然不同，但很多情况下只是过程不同，事件的结果是一样的，由于《史记》是纪传体史书，作者对书中的传记有的时候会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补充以及改编。因此传记中的情节虚构有一定的必然性。

赵氏孤儿（剧照）的故事：《史记》与左传记载不同

与现代考古结论不一致

这里也举两个案例：

1、陈胜吴广起义的原因

《史记》中记载了我们耳熟能详的陈胜吴广起义事迹。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朝廷大举征兵去戍守渔阳（今北京市密云西南），陈胜和其他900名穷苦农民也在受征发的行伍中，半路天降大雨，道路被洪水阻断，无法通行。按照秦的法律规定，他们不按时到达指定地点要被处斩。于是陈胜联合吴广率领戍卒发动起义，占据陈郡称王，建立政权。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爆发了，秦朝法律中“戍兵误期当斩”也成为史学家的共识。

但是在1975年11月，在湖北省孝感地区云梦县出土了一批秦竹简，包括：《秦律十八种》、《徭律》、《秦律杂抄》等秦代的法律条文，记载了秦代施行六百多条法令。

其中《徭律》有不同的记载：

“御中發徵，乏弗行，貲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誶；六日到旬，貲一盾；過旬，貲一甲。水雨，除興。”

——秦《徭律》

这条法令的意思是：国家征发徭役，如耽搁不加征发，应罚二甲。迟到三天到五天，斥责；六天到十天，罚一盾；超过十天，罚一甲。降雨不能动工，可免除本次征发。也就是说，出土秦简法条的记载，国家征发徭役，对迟到者最高处罚仅仅是“罚一甲”，而且因为大雨导致的迟到和误工，是不会被斩首的，而且征发的命令也会被取消。
这一记录和陈胜吴广起义时声称“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截然相反。

2、秦始皇传位之谜

又例如，《史记》中记载秦始皇本来要将皇位传给长子扶苏，但是后因赵高、李斯篡改诏书而胡亥成功上位。

但是到了2009年，北京大学收购了一批流失海外的珍贵西汉竹简——《赵正书》。赵正，其实就是秦始皇，因为秦国国君与战国时候的赵国国君都是同一祖先，都是嬴姓赵氏。《赵正书》载：

丞相臣斯、御史臣去疾昧死頓首言曰：“今道遠而詔期羣臣，恐大臣之有謀，請立子胡亥為代後。”王曰：“可。”王死，胡亥立，即殺其兄夫（扶）胥（蘇）、中尉恬、大赦罪人，而免隸臣高以為郎中令。

记载中明确提到大臣们提议立胡亥为太子，而且秦始皇也说了“可”表示同意。也就是说，在秦始皇在世的时候，明确的继承人就是胡亥。而不是《史记》中记载的扶苏。

小结：

相对《史记》记载，考古结论的准确性更高。

为什么《史记》会出现这么多错误？

那么《史记》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错误出现呢？总结如下：

1、增补修订过程中出现的错误

其实《史记》虽然是司马迁所著，我们今天看到的《史记》，其实是经过历朝历代许多史学家二次编撰增补修订的版本，原版的《史记》早有遗失。所以有可能在修订中出现了错误；

2、抄录过程中的错误

毕竟唐代之前没有印刷术，书籍是靠人工抄录的，人工的抄录出错几率是比较高的。现存的多个《史记》就有出现部分信息不同，很多都是抄录过程中的错误。

3、原史料错误或缺失

《史记》一书年代跨越三千年，先秦时期还出现“焚书坑儒”文化浩劫，也出现很多珍贵书籍文献毁于战火。很多情况下，太史公拿不到第一手的真实史料。只能借鉴之前的记录，如果之前记录有误，那么记载肯定是有问题的。

没有印刷术的年代，书籍抄录错误难免

结语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的体例成为后世官方修史的重要方法。文学上的成就也非常高，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之评价。

从整体来看，《史记》算得上是一部公正的历史文献，有非常宝贵的史料价值。无论《史记》出现了多少错漏，司马迁都是我国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创作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余字。这部包罗万象、博大深邃史学巨著记载了众多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故事。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全书卷蛈浩繁，共294卷。司马迁在本部书中运用浪漫主义手法，结合想象、夸张乛等艺术手段，成功塑造出叱咤风云、名震千古的英雄人物。《资治通鉴》它出现一些故事有的艺术加工，这就司马迁凭空捏造，有的同一年下历史叙述缺乏相关牲。把同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不可避免地分教开来。并把远古传说中五帝部落之间发生战争，与猛兽的争战写得是捕风捉影。把人们传说写得活龙活現。历记要忠于历史，真实、全面展现给后世，而这部巨部个人认为这点是不足之′处。

据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记载，张仪先于苏秦之前成名，苏秦是在张仪死后才纵横战国的。所以《史记》中记载苏秦故事激怒张仪，二人同口枪舌战的情景不可能。这不能否认司马迁前辈传记的严谨态度，传记中大部分内容有书面记载，但也不排除小部分有民间口舌相传的成分。谢谢，共勉！

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就立意『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个『成一家之言』已经说明白了，『我所记录的并不都是确凿无误的史实，我只是提供了一种历史的可能性，表达的是我自己对历史的看法』，至于后人如何看待，那取决于后人自己的判断。

但司马迁并没有信口开河。史官世家出身，子继父业，司马迁从小就能读到很多旁人看不到的史籍档案，20岁时，他豪情万丈地周游名山大川，遍寻古迹，『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其访古的目的也是为了能够更翔实、生动、准确地记录历史。所谓『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马王堆三号墓出土战国简（帛书）证实张仪苏秦不是同时代人（这部分帛书内容后来被称为《战国纵横家书》），张仪在前，苏秦在张仪死后才开始活跃时期，所以二人没什么交集。故太史公所记苏秦激张仪入秦的事，凡是二人有交集的部分都是不实的。

这个谬误也不是太史公自己搞错的，而是从《战国策》里的文章开始的。《史记》对《战国策》所用史料的依赖非常大。

《史记》不是官修的！是司马迁业余之作。《史记》只是实录，而不是史实。这是司马迁的复仇之作，大量使用了虚构处理，浪漫主义色彩浓烈，这是为了突出人物性格（“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覆剑盾于地，拔剑切而啖之”）。建议您阅读一些关于《史记》的论述类文章。读《史记》只要想：这样处理好不好？是否有助于突出人物形象？好就行了，不必要深究是否真实。

《史记》不是官修的！是司马迁业余之作。《史记》只是实录，而不是史实。这是司马迁的复仇之作，大量使用了虚构处理，浪漫主义色彩浓烈，这是为了突出人物性格（“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覆剑盾于地，拔剑切而啖之”）。建议您阅读一些关于《史记》的论述类文章。读《史记》只要想：这样处理好不好？是否有助于突出人物形象？好就行了，不必要深究是否真实。

太史公的《史记》在文史界的地位毋庸置疑，但还是存在一下不准确的地方。举几个例子：

1、长平之战白起坑杀赵国40万实为有误。

下面咱们分析一下：

“赵降卒者数十万，诈而尽坑之”《史记》如此记载。

其一, 40 万壮丁战俘皆是坑杀, 我认为这不符合常规。因为大规模的屠杀必然是多种手段并用。

其二, 杀降卒杀了多久? 40 万人不是一两天甚至一两周杀得尽的。当时又没有现代化的大规模的屠杀工具, 诸如德国法西斯的机枪、毒气室、喷火器、焚尸炉、炸药包等。南京大屠杀日本法西斯杀了中国兵士与和平居民30 多万, 但它持续了六周。

其三, 赵军因被围箭尽粮绝而缴械投降, 但也绝不会束手就毙引颈受戮。投降是为了活命, 但如果降后要被坑杀, 那赵军降卒势必奋起反抗。虽说手无寸铁, 可对方也只有刀矛弓箭等冷兵器, 而且古今中外大批投降的降卒战俘是不被捆缚的, 要捆绑也无那么多的绳子, 史书也没记赵降卒被捆缚。但史书并未说有赵降卒反抗之事, 白起说自己使了“诈” , 但 40 万人怎么诈法才能“尽坑之”而不引起反抗? 史书阙载, 令人不能不困惑, 进而怀疑。

中国古代也有人曾对秦军坑杀 40 万赵降卒事表示怀疑, 朱熹就指出:“长平坑杀四十万人, 史迁(太史公司马迁)言不足信。败则有之, 若谓之尽坑四十万人, 将几多所在! 又赵卒都是百战之士, 岂有四十万人肯束手就死? 决不可信。又谓秦十五年不敢出兵窥山(关)东之类, 何尝有(此)等事? 皆史之溢言。当疑四十万人死, 恐(只)司马迁作文如此。未必能尽坑得许多人。” (《历代一》)胡三省在给《资治通鉴》做注时再次质疑道:“此言秦兵自挫廉颇至大破赵括, 前后所斩首虏之数耳。兵非大败, 四十万人肯束手而死邪!”

质疑归质疑, 没有证据便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应找出更加有力的证据来。经过一番钩沉辑佚, 爬罗剔抉, 终于发现一个关键所在, 即赵降卒根本没有40 万。

秦军在增兵阻赵援前当有45 -55 万之数。长平会战秦军要想吃掉庞大的赵军, 它投入的兵力应当远远超过 50 万。秦军既然“死者过半” , 则阵亡的当有25 万左右。

这样, 按常规、情理、规律、逻辑,赵军在投降前也应战死、阵亡过半, 也应损失二十几万, 甚至更多。倘赵军不是兵力受到很大损失, 恐怕不会轻易向秦军投降。

2、《竹书纪年》这本比《史记》早几百年的书，记载的夏商周及其后的一段历史事件和史记中记载大相径庭。

第一件事就是对于舜继位这件事的描述，它写到，舜并不是尧主动让贤，而事实是尧年老后开始变得昏庸，不断做错误的决定，这使得舜大感不妥，于是带着自己的人，将尧抓住囚禁起来，然后自己主动继位，这与《史记》里理想化的描述差距很大，但也更令人信服。

第二件事是关于伊尹这个人的历史定位，我们都知道《史记》里将他描述为一位贤相，辅佐商汤成就霸业，之后又辅佐外丙、仲壬、太甲几位，为商朝奉献几代，为人所称颂，然而到了《竹书纪年》里，他的形象大变，不仅私自关押太甲，还自己掌控朝政，知道后来太甲逃出将他杀死才重新登上王位。

第三件事是商朝的灭亡时间，《史记》里写的是七百七十三年，在迁都之后，而《竹书纪年》则是二百七十三年，中间相差五百余年，实在令人费解，后来考古发现商朝的灭亡时间大概是二百多年。

朋友们别抢，这个问题我来答:

被鲁迅誉为“千古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的《史记》，肯定是有其独到成功之处。但不可否认，也有其不足的地方！作为记载历史的史书，也很难面面俱到的照顾着。作为后世的我们，是没太多资格去品评它。能在千年之前，用文字记载着华夏进程文明，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功绩。如果非要找出个子丑寅卯来，本人的观点仅供大家参考。诚如司马迁言道:“成一家之言”而己。

这里举些个例子:好比在李广，卫青，霍去病三个人物列传中，李广单独一篇，而后两人确是一篇。这就让人很困惑，一个连侯都没封上的人，居然洋洋洒洒独自成传，而立下万世功勋的卫青及战功显著的霍去病确合二为一，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而司马迁所受的宫刑，也是给李广之孙李陵辩护才受的。简单的记录就能看出，司马迁对于李广家族的人，是有特有的好感。这点上来说是有失公允的。

在比如，对商鞅的评语上，贬大于褒。那其实商鞅的贡献在那个年代，肯定是功大与过的，能让一个弱小的秦国，通过变法国富民强，甚至法家的思想一直坚持到一统天下。这不都是商鞅的功劳吗！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而在描述商鞅造反这事上，历史真这样吗？这是个很大的疑问的。

又例如:在对伍子胥，吴起这些，一生为国谋划的人，评语都不太高。反而对一些圆润逢源，懂得明哲保身之辈大加肯定。陈平，范蠡等人都受太史公的推崇。这让我觉得司马迁的价值观，人生观是不值得学习的。缺少些正能量，客观的事实也变成主观的臆断而己。

在或者，整部史记中，虽有货殖传，但不能发现没有商业财政人物的描写。武帝时的桑弘羊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没有他，哪有武帝庞大的军费支出，可是也没有传。或许与自身的家族有关，毕竟司马迁家，几代人都为朝廷效力。

举这些个例子，只想说明一件事，任何人在成书时，都不可避免的参入个人色彩。有他自身的评判标准及立著方向。哪有尽善尽美之事。在了解历史真相上，也不能仅凭一家之言就妄下评断。应该博釆众闻，迷雾中去找灯塔。

本篇结束！

先放结论：

司马迁治史的态度相当严谨，《史记》中的所有的记录都是有根有据（有些我们现在见不到了），所有原始史料都经过司马迁的严格筛选辨别，对于不能断定的则都记录下来（如《老子韩非列传》中记录了三个“老子”）。有很多之前大家怀疑的《史记》中别无参考的孤证被后来新资料的发现所证实（如《殷本纪》中商王朝的世系），也有很多细节描写可以找到太史公史料来源的蛛丝马迹（如《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和“乌江自刎”，《刺客列传》中的“荆轲刺秦”），当然也有个别被当前出土的新资料所证伪的记录（如苏秦、张仪的故事），但这主要是司马迁在资料不多时只能依照当时不可被识别的错误史料所致。在写作《史记》的时代，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已经严谨踏实地做到了最好，如果没有铁定的证据和严密的推理，最好不要轻易否定《史记》中的记载。

司马迁是怀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严谨求实的研究态度来创作《史记》的，被称为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史记》是司马迁一生心血的结晶（也包括很多他父亲司马谈的心血），既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先河。正如司马迁本人所说：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

——《太史公自序》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报任少卿书》

《史记》中有很多远古时的记载不见于当前可见的其他史料，也有很多使人身临其境的细节描写，这些都不禁让读者质疑太史公究竟是在写小说还是在写历史，可靠性究竟有多少，会不会在史学与文学的交界处跑偏了。从古至今，对《史记》真实性的怀疑从来没有停止过，最典型的就是日本著名中国史学家宫崎市定的观点，他说《史记》的资料先天不足，文学性大于史学性，每一个事件都有起承转合，简直就是一幕幕戏剧（转述）。

其实对《史记》怀疑的根源是对《史记》中史料来源的怀疑，也即是司马迁怎么知道这么多，他的依据是什么。

上古的典籍保存下来的很少，春秋战国期间对上古史的追述也是经过“层层累积”（顾颉刚语）而更像是神话而离事实可能很远，又经历了秦始皇“焚书坑儒”，项羽一把火烧了阿房宫等对文献资料毁灭性打击的文化灾难。汉兴以来，今文学派全靠老儒生口耳相传，古文学派倡导的古文经书的真伪历来都是争论不息，怎么保证保存下来的上古史料是真实而没有经过曲解、错讹乃至篡改呢？

此外，中华民族有着优良的史官传统，史官所记录的史料还可以算作客观可信。而到了秦末大乱，项羽、刘邦这类草莽英雄肯定不会随行带上史官记录自己的言行，而《史记》在这个时期记载的细节却相当丰富，包括非常精彩的“鸿门宴”和“乌江自刎”，太史公据当时已经近百年了，他记录这些细节只能依据当事人的口述（即便是这些口述也是经过了好几代的转述），而这些当事人的口述肯定是经过当事人（甚至包括他们的后代）或多或少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面修饰过的，能保证客观可信吗？

同时，《史记》中还记录了很多宫廷秘闻的细节（如荆轲刺秦王、赵高说李斯），这些记载的根据何在呢？

自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萌生创作《史记》的念头起，就着手进行材料的搜求工作，《史记》中原始史料的主要来源有：

1.纵览秘府典籍，遍观秦汉文献。

《太史公自序》中说：“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史记指旧书掌故，石室金匮之书则是汉代国家图书馆所藏图书档案。西汉至惠帝时废除秦代的“挟书律”，文帝时“广开献书之路”，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以至“书积如丘山”，司马谈父子两代任太史令，掌管国家藏书，所以司马迁有条件自豪地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

《史记》中运用了大量自西周至秦汉的典籍文献，据张大可先生考证，《史记》引书可知书名者达106种（张大可《载于\u003c史记\u003e中司马迁所见书》），用后世图书分类法划分，涵盖了经史子集各类。至今，这些典籍半数都已亡佚，而且这并不是说《史记》中所引典籍仅限于此。《史记》中还引用了很多典籍在西汉以后就亡佚了，自《汉书.艺文志》起就没有著录，致使我们无从知晓。仅从今天我们所知的典籍来看，已足以说明司马迁引用先秦至秦汉的典籍是相当丰富的，正如班固所言：“亦其所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已勤矣！”（《汉书.司马迁传》）。

司马迁所见史料很多后世已经亡佚，司马迁的记载就显得弥足珍贵，但这也造成了“孤证难立”的尴尬境地。最典型的就是《殷本纪》中详细记载了商王世系表，不见于其他存世史料，长期以来学界并不能确定该记载是否真实，被很多人所怀疑。直至清朝末年殷墟甲骨文出土，证明了司马迁的记载基本上是正确的。这说明司马迁在写作《殷本纪》时一定有所根据（司马迁不可能见过甲骨文），而他所依据的史料现在已经亡佚了，所以《史记》中的记载就成了“孤证”了。

对于几条史料相互矛盾，难以辨别孰是孰非的时候，司马迁选择把它们都记录下来，而不随意剪裁。在《老子韩非列传》中：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司马迁把他所知的各种关于老子的说法都记录了下来，因为他也不能分辨清楚究竟孰是孰非。这几种记载为后世老子研究保存了珍贵的史料，这也说明了司马迁严谨的治学态度。

《史记》中也引用了一些现在看来错误的史料。司马迁描写的战国纵横家四处游说的场景很为生动，尤其以《苏秦张仪列传》最为传奇，这一部分主要依据《战国策》（《战国策》是由司马迁之后的刘向整理成书的，但司马迁应该看过未整理成书的相关原始资料）。但上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战国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年代约为公元前195年前后）就有未见于通行《战国策》的内容，证明张仪在苏秦之前成名，苏秦是在张仪死后才开始在诸侯间活跃起来的，所以史记中苏秦激怒张仪的和其他他们二人同台的故事就目前看来是与此不符的。《战国策》中的记录是错误的，《史记》也就跟着错了，这其实算是《战国策》作者犯的错误。由于《史记》中大量引用了《战国策》，《史记》中的战国部分可靠性就打了折扣，这一部分历史要根据考古资料来重建。

同时，《史记》还运用了大量皇家图书馆所藏的自秦至汉所保存的档案文献资料，这些档案虽然没有成书，但史料价值并不亚于典籍，它们没有经过加工，更具有真实性、可靠性。秦亡之后，刘邦入咸阳，幸赖萧何的远见而将“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入西汉国家图书馆（如果项羽先入咸阳，可能就像阿房宫一样付之一炬了），这些“图书”包括郡县分布、各地形势（图）、户籍资料、制诏律令、盟约条例、制度文本已经军情、朝议、巡游、封禅等重大活动之记录。这些资料不但成为后来汉王朝统治帝国、征收赋税的基础，也为《史记》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原始史料。正因为有这些可靠而详细的原始史料，司马迁才能做到在《史记》中“其言秦汉详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孔子的话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所以在运用文献的基础上，司马迁还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司马迁曾青年壮游，奉使巴蜀，扈从武帝巡游天下，足迹几乎遍及大江南北。所经之地，事事留心，访古问故，实地考察，获得了大量书本没有记载的知识和掌故，并把它们有选择地运用于《史记》之中。

史记是纪传体，实际上是文学著作。从严谨性上来说，史记是不如汉书的。它的主观色彩太浓了。举个例子，在史记所记载的白登之围这件事上，陈平贿赂单于的阙氏，让她劝说冒顿单于解开重围，放走刘邦，就充满了太多的传奇色彩。冒顿是什么人？少年弑父，统合匈奴各部，纵横草原，志在天下。凭什么老婆一顿说，他就白白放过刘邦？陈平和大草原素无往来，又凭什么能见到单于的老婆？真见到了人单于凭什么不知道？

又比如彭城之战。史记上汉军足有五十六万人。被项羽杀得落花流水。五十六万人是什么概念？就算在现在，以我国的组织能力，调动五十六万解放军，也是惊天动地的大场面，汉朝还没建立，就算加上运输农夫，五十六万人的惨败，那是会一战亡国的，萧何再有本事也没法快速补充。我国的史书，越到后面对于具体事情的记载就越严谨，比如万历援朝，顶峰兵力也就八万来人。日本鬼子也记载在案，不过十到十二万人。萨尔浒之战，明朝出兵八万，加上朝鲜仆从军，叶赫仆从军合计十一万人。明朝人口远超秦末，秦末凭什么随随便便就能凑出来五十几万人的兵力？而且看后期局势，刘邦一方动员力还远未枯竭。这可能吗？

我们不能否认史记的伟大。但是史记局限于当时的条件，实际上采用了许多有谬误的信息。史记中的人物刻画，实在太过鲜明，充满了传奇色彩，比如大泽乡起义，比如霸王自刎。作为文学著作，史记确实是煌煌巨著，但是作为史书，不能令人尽信无疑。

《史记》不靠谱的地方就在于司马迁对于自己没有见过的人物和场景描述的太过详细，人物对话清晰，表情丰富，甚至连一些小动作都有记述。要不是知道这是一本史书，都以为是小说了。用实录的方法写古代的历史，你说得有多不靠谱？编年体史书就应该像《春秋》一样，只需明确的记录哪一年在哪个地方发生了哪些事，还有就是谁干的。《左传》《史记》之流就是历史演义小说。

目前读的书有：时间管理、营销策划、创业创意类的书比较多一点，也会读一些美学设计或是旅行散文、科幻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地方的古墓被挖掘。在古墓里，从而获得很多有价值的先秦竹简，金属材料的文字。这些文字记录，是西汉时期司马迁无从知晓。（这些考古学者发现的文字记载竹简，现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