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途不顺的苏东坡，为什么不干脆隐退？

一个大诗人、大词人、大文豪，并不意味着他就是超人，更不意味着他就是仙人，他也是饮食男女，他也有自己功成名就的理想，他也不能轻易脱离俗世尘缘，连人称至圣的孔子都不能，何况苏东坡。

确实，在平凡的俗世，苏东坡是不俗的代表，他一生在官场摸爬滚打几十年，却一直喜欢参禅，喜欢礼佛，喜欢游寺院，喜欢与方外之人交朋友，他自己取的号便为“东坡居士”，居士，是对在家信佛者的尊称，可以说，苏东坡是当时文人官员中最有佛缘的一个人。

苏东坡主张禅净兼修，以诗文弘扬佛法，以禅喻诗、论诗，发人深省，曾与佛印禅师等方外人士成为至交，一生往来，传为佳话。他写了很多与佛教有关的诗歌，包括参禅诗、礼佛诗、与僧众的交游诗。据统计，苏轼存世的2700多首诗歌中，单是诗题中有“寺”“院”“僧舍”等字的作品就达140多首。

苏东坡最著名的一首参禅诗，便是他在游览庐山期间，题于西林寺墙壁上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其他观寺游院、与僧师对答之类的诗歌则比比皆是，随便搜索一下，便是一束：

《戏答佛印偈》：“百千灯作一灯光，尽是恒沙妙法王。是故东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禅床。”

《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示病维摩元不病，在家灵运已忘家。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

《记所见开元寺吴道子画佛灭度以答子由》：“西方真人谁所见，衣被七宝従双狻。当时修道颇辛苦，柏生两肘乌巢肩。初如濛濛隐山玉，渐如濯濯出水莲。道成一旦就空灭，奔会四海悲人天……”

《戏答佛印》：“远公沽酒饮陶潜，佛印烧猪待子瞻。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为谁甜。”

而同时，苏东坡在官场行走，也颇不得意，尤其是在宋神宗、王安石推行改革以后，苏东坡因为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遭到排斥和打击，遭遇“乌台诗案”，坐牢百余天，后数度贬官，十数年间，先贬黄州、再贬登州、又贬惠州、远贬海南儋州，然而，无论遭到怎样大的打击，无论贬得多么远的地方，苏东坡始终没有隐退或出家。这是为什么呢？

理由其实很简单，苏东坡太热爱尘世的生活了！

苏东坡对生活热爱的程度，在林语堂先生写的《苏东坡传·序》中记录无遗：“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而更重要的是，苏东坡还是一个天生的美食家，爱到要命的“吃货”。这样一个活色生香的人，有可能放弃人间俗世那么多鲜美之味而去隐退或出家当和尚吗？

谢谢邀请。

苏轼可谓是少年得志，嘉祐二年(1057年)二十二岁应试汴京，文章第一，深得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诗坛名宿梅尧臣的赏识，名动京师。

嘉祐六年，应制策试入第三等。制策考试十年一次，由皇帝亲自主持，只有五名录取名额，一二等是虚设，第三等为最。“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苏辙入第四等。仁宗皇帝读了苏轼兄弟的制策，龙心大悦，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此时，苏家兄弟红及朝堂内外，是大宋王朝着力培养的对象。

熙宁四年(1071年)，因为反对变法与王安石产生矛盾，苏轼于是自请离京任职。这是他政治失意的开始。但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这也只能算是一小段波折，还不足以让他对人生、对生活的希望破灭。八年后(元丰二年，即1079年)的乌台诗案，差点掉了脑袋，才是他人生的最低谷。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穀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临江仙》)

这首《临江仙》写于元丰五年九月，乌台诗案已经过去三年，惊魂甫定，苏轼的心境跌落冰点。虽然名义上是黄州团练副史，实际上却是被软禁的罪人。心灰意冷属人之常情，“长恨此身非我有”，这是他对自己遭遇的愤懑和无奈；“何时忘却营营”，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虚名浮利，避开俗世，求得心灵的彻底解脱？“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据说苏轼写了这首词，第二天太守徐君猷听说后大惊，以为苏轼真的“挂冠服江边”驾舟而去，急忙亲往东坡雪堂拜访，却见东坡早“鼻息已雷鸣”！

苏轼真动避世归隐的心思了吗？正如他在另一首词《行香子·述怀》中所表达的：“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这种向往的“君子陶陶……其乐只且”(《诗经·王风·君子阳阳》)的日子？“几时归去”？心里也没个谱，只能期盼。看起来归隐田园，“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的生活，对苏轼来说可望而还不可及！

苏轼在屡受政治和生活的打击之下，不但没有避世逃遁，而是采取了积极入世的态度。哲宗即位后重被启用，先后为朝奉郎知登州、礼部郎中、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专门议定国家大政方针、提拔宰相的必经职位）……离宰相只差一步之遥，却又不能见容于司马光的旧党，转而同情王安石的“新党”。于是又自请外调，元祐四年(1089年)知杭州……

苏轼似乎越受打击，他的“入世”态度越坚决。那么，他为什么不学陶渊明归隐田园呢？

所谓言为心声，从他的诗文中，似乎能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老夫聊发少年狂……亲射虎，看孙郎。”（《江城子》）这首词作于熙宁八年，此时苏轼正值壮年，一时的失意并不能消磨他的锐气。和后来的辛弃疾一样，宋代豪放的诗人大都有着一腔浓烈的国家情怀。就是他想起亡妻“无处话凄凉”（《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时候，仍然不忘安慰他七年未见的弟弟苏辙“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从他在《水调歌头》中所表达出来的思想，诗人眷恋的是现实，而非“世外桃源”。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经历了人生的坎坷，苏轼的思想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尤其是乌台诗案以后，苏轼的诗词艺术和对待人生的态度都产生了蜕变：“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他的思想和艺术都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苏轼摆脱了那个夸夸其谈、向往浮华的意气书生，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东坡居士。

是什么在支撑着他平静地面对生活遭际的呢？是封建士大夫的虚荣，贪图红尘虚名浮利？不见得！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谩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浣溪沙》）这首词写于乌台诗案头一年，苏轼知徐州。词中描写的完全是农村人物和风情。有意思的是在“惟欲睡”、“谩思茶”时，苏轼首先想到的是“敲门试问野人家”。这个举动，放到今天，也非常亲民。当时正值春旱后得雨，苏轼前往徐门石潭谢雨途中，“敲门试问野人家”，不只是要讨口水喝吧？作为地方官，他更关心的还有农时、民间疾苦。

苏轼出身于士大夫家庭，却常以“世农”自谓，“非余之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也”(《题渊明诗》)。这是他与社会底层民众感情相通的地方，也是他历任地方官时，能够关心民间疾苦、兴修水利、改进农业生产、保护民众利益等的驱动力。一个封建士大夫能够自觉地做到这一点，实是难能可贵。

苏轼一生筑过三条长堤，分别在杭州、颍州(安徽阜阳)、惠州(广东惠阳)。被贬惠州时甚至是把皇帝赏赐给他的黄金都拿出来，用于捐肋疏浚西湖和筑堤。“东坡处处筑苏堤”，如果只有私心，没有一番为民的情怀，一个封建士大夫如何做得到？

可以说苏东坡一生用情致深，于国、于家、于民、于文，把一份份深情都做到了极致。

在政治上，王安石以国为情怀，苏东坡以民为情怀。虽然政见不同，倒也有那么点惺惺相惜的意思。王安石罢相后，这两个于宋之世的伟大人物都将恩怨付之予一笑。

正是有这份情怀，在他六十岁时被贬惠州，爱妾朝云也这时去世，年仅34岁。尽管生活中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但他济世的理想和信念仍然没有动摇。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超然台记》）正是这种老庄哲学使他旷达而超脱。他把对朝云的思念都寄托在笔下，连写《悼朝云》、《纵笔》、《丙子重九二首》、《西江月》等多首悼亡诗词。

陶渊明本着“四十无闻，斯不足畏”的态度，为母守孝三年后再度出仕，要一展宏图，可他誉恋的是他的田园山泽，“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后终于辞官，而是一辞再辞。直到他妹妹在武昌去世，作《归去来兮辞》，解印归田，开始了归隐生活。

王阳明对“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子罕》）的解读“闻”即是“闻道”，“非无声闻也”。看来苏东坡早在王氏数百年前就已经“闻道”了。尽管他在诗词中屡屡慨叹“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却仍然执著着“一蓑烟雨任平生”，“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任凭人生坎，始终以乐观向上的积极态度去追求人生的价值，在苏东坡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一腔为国为民的抱负，这也正是千百年来我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高尚品质。

感谢邀请！

如果他选择退隐，那么就真的离死不远了！

王摩诘有一首诗，诗中说“圣代无隐者”，也就是说，盛世之下，是没有隐士的，反过来，如果有隐居之人，那么就不是盛世，不是盛世，自然是皇帝努力不够，或者朝纲不振。

孟夫子有一句诗，诗中说“不才明主弃”，也就是说，如果你退隐了，相当于暗示皇帝用人不明，识人不察，你这基本上是属于暗中讥讽皇帝不做为，瞎眼了！

所以，唐朝之后，只要不是乱世，隐退的文人几乎没有！

不是不想，而是不敢，更是不能！因为无处可隐，尤其是曾经当过官的，更尤其是名闻天下的

何况是东坡大叔！

大叔太出名了！出名到全世界都知道他，如果他不做官了，你猜世人会如何猜想？是不是受委屈了？是不是受小人陷害了？是不是对皇帝不满了？是不是对宋朝失望了？

哪怕是无心之举，经过有心人的揣磨和渲染之下，这个隐退就会变成另一个味道！

所以，你可以放纵，你可以寄情，你可以笑骂，但是，你偏偏不能退隐。何况，皇帝也不允许你隐退，东坡必须在皇帝的眼里。

何况，东坡被贬，到底是一种被驱逐，还是一种变相的保护，谁又能说得清。

雷霆雨露，俱是君恩！

他不能退！一退，就是死！或者，生不如死！

俺不是苏东坡，不能给你正宗的答复喔。但是，就“隐退”这俩字结合《东坡》，说几句呗：

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

苏轼，号东坡居士。居士者何，在家修行的佛子。东坡，乍一听，怎么都觉得是野外的篱笆院的山山坡坡的嘛。

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

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这是苏东坡拿自己的号作题目而作的一首诗《东坡》

坡，要么上坡要么下坡。有人会想啊，下坡路好走呀，常言道，上坡容易下坡难。其实，破路上下都不好走。可是，诗中苏东坡却把自己比作一个山野之人，说呀:一场雨水不期而至，市里的热闹的人们已走完了，洗过的山坡映着月光格外清新呀，还有山野村夫之人悠闲的身影，我就是爱这样的清幽山坡路即便需要拄着拐杖十分难行的，我苏轼不嫌这东坡坡头特难走呀......

显然，诗言志，此诗就能看出，苏东坡是乐于在市井市人喧闹之隙之后的自然清幽，他的方式是一种让心灵的回归，闹中取静而已，但他并没有完全脱离市井市人的逃遁式的隐退之念。况且，他这自居“东坡”，筑室“雪堂”的清幽生活不就是在当下吗，又何必又去远寻什么隐退呢？不是不隐退，而是已经隐退式的生活了，这是他由不得自己的由己的选择了......

苏东坡，本性豪放，心底纯澈，乐观豁达，都是被生活逼迫，否则活不下去。他是保守派中开明的，为改革派所不容，最后也为保守派所不容，一个人不站队，就会被所有人攻击污蔑，一生仕途坎坷，古今一理吧

苏东坡，本性豪放，心底纯澈，乐观豁达，都是被生活逼迫，否则活不下去。他是保守派中开明的，为改革派所不容，最后也为保守派所不容，一个人不站队，就会被所有人攻击污蔑，一生仕途坎坷，古今一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