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乌鸦形象有什么变化？

乌鸦，国内又叫老鸹，通体乌黑，性凶猛，喜腐物，好聒噪。民间有谚语：乌鸦叫，坏事到；某人不会说话，会被称为“乌鸦嘴”；形容坏人坏事本质都一样，有“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些日常中的成语谚语无不流露着对乌鸦的厌恶之情，再加上执政者和文学的渲染，因此其象征意义最终在不详上合流。

在中国文学中，比较主流的思想认为，乌鸦形象大致发生了三次变化。

先秦之时（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221年），对华夏先民来讲，乌鸦是祥瑞之兆。古代神话中，先民们认为红日中央有一只黑色的三足乌鸦，故称太阳为“金乌”，那时乌鸦象征着太阳，《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记载了“阳乌载日”的神话，现代考古资料中的仰韶文化的“金乌负日图”，都承载着先民朴素的太阳参拜思想。《尚书纬》曰：“火者，阳也，乌者有孝名，武王卒成大业，故乌瑞臻”，乌鸦被推崇至祥瑞顶峰。

后来在先秦至汉魏时期，乌鸦又象征者丰收与天下繁荣太平。《吴历》曰：“吴王为神表，五庙苍龙门外，时有乌巢朱雀门上”；“有两足乌衔一鹊，置神座前。或得神书，说改号之意，乃改赤乌为太元”。

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古人思想的交融与碰撞，为维护统治，孝道得到统治者大力提倡，乌鸦走下神坛，开始了由神到孝的转变。《孝子传》曰：“李陶交趾人，母终，陶居于墓侧，穷自治墓，不受邻人助，群乌衔块，助成坟”，乌鸦作为“孝鸟”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强化、神话。文人墨客也开始借乌鸦抒发感情，孟郊有“慈乌不远飞，孝子念先归”，以及后来《增广贤文》中提倡的“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都源于此时。

随着历史的演进，人们对自然的认知的加深，乌鸦的习性让人们越来越多的和战争与灾祸联系在一起，乌鸦彻底跌落神坛，在由吉变凶的路上一去不返。自宋代以来，国家经济与政治重心的南移，南方士族逐渐进入统阶层，子曾经曰过“有钱，任性”，富裕起来的南方人们就开始掌握话语的主动权。早在战国时期，南方才子屈原在《楚辞》中便称乌鸦为恶禽，而且在占卜的活动中乌鸦大多“凶多吉少”。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范俊《杂兴诗》“鹊噪得欢喜，乌鸣得憎嗔”。历经千年演变，南方人终于一吐恶气，掌握话语权，也彻底的将“恶鸟”的黑锅甩在了乌鸦身上。

总的来说，乌鸦在中国形象的转变是人们审美认知，认识自然与政治统治交织的产物，鸦还是那个鸦，人已经不是那些人了。

清晨在中国，可以说，乌鸦从高高在上，先人尊崇的神鸟，孝鸟变成现在人人遇而驱之的丑恶形象，当然在这里讲的是现如今的主流观点。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这就需要我们从慢慢历史长河中寻找答案了。





1. 神鸟、祥瑞之鸟。

《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记载：“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这里“乌”指太阳鸟，之所以古人会把乌鸦和太阳联系在一起，许多学者认为主要是乌鸦不畏烟火，其全身漆黑，如同经火历练后的神鸟，而太阳是世间最大的火，太阳中又有黑子，与乌鸦的毛色一样，加上乌鸦晨去暮来的习性，人们也就将太阳东升西落与之联系到一起，赋予了乌鸦神鸟的角色。

除此之外，乌鸦也被认为是祥瑞之兆。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中引《尚书传》：“周将兴时，有大赤鸟衔谷之神而集王屋之上，武王喜，诸大夫皆喜。”此中“大赤鸟”指的便是乌鸦。





慈孝鸟

在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乌鸦的形象开始改变，从神鸟向孝鸟转变。《说文》曰：“乌，孝鸟也。”乌鸦取孝之意，多数是因为乌鸦的反哺的行为，再有我们可以从当时汉魏之际的社会风气，选官标准来看。自汉代以孝廉作为选官的标准，注重孝道，教化百姓。李密的《陈情表》中说“乌鸟私情，愿乞终养。”私人的尽孝，大于对朝廷的尽忠。

白居易的《慈乌夜啼》中说：“慈乌失其母，哑哑吐哀声。昼夜不飞去，经年守故林。夜夜夜半啼，闻者为沾襟。”白居易以“慈乌”自喻，寄托“舐犊情难报，未尽反哺心”的无尽悔恨与哀伤。就此来看乌鸦的形象还是“正派的”，在鸟兽之界依然占有一席之地的。





不祥鸟

宋朝时，受农耕环境的影响，人们对自然的认识逐渐加深，神话传说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衰弱下去，更加注重在现实中寻找依据，人们逐渐发现，每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总会发现乌鸦在附近集聚的身影，它对腐肉的喜爱再加上它嗅觉特别灵敏，能够闻到尸体所散发出的微弱的气味，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可聚集大量的乌鸦，每当有死亡发生的时候，乌鸦的身影便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久而久之人们便把它当做了死亡的象征。

它全身的黑色，对腐肉的钟爱，它的叫声便成为死亡的声响，经过人们的数次的印证便也被人们普遍地接受了下来。另外，从当时的主流思想出发，自宋代以后程朱理学的兴盛重考据、重史实、学术思想上提倡儒家的朴素思想、反对虚诞浮夸。乌鸦逐渐失去了神话的光彩、统治者的庇护，终走到现实生活之中。





乌鸦形象的变化，也说明着人们对自然认识的不断深化，但必不可少的对乌鸦仍存有一丝偏见，这似乎对乌鸦来说不太公平，乌鸦羽毛黑、群居、食腐肉，这些都是他们的生活习性所致，就好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不能依据自己的喜好还强求别人，动物也应该如是对待。所以对乌鸦多一丝理解吧！

参考文献：

[1高聚斌.中国古典文学中乌鸦意象的·嬗变及原因.文学评论

[2]王二杰，周舒娟.“乌鸦”象征意义的流变.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12.8

[3]李志文 李圆圆 李方歌.中日文化中的乌鸦形象及其文化折射.文学研究

[4]田冬梅，张颖夫.“乌啼兆凶”考辩.衡水学院学报.2011.10

乌鸦在中国的形象变化，是拿一副好牌打烂的典型代表 ，高开低走以至于万劫不复成为“不祥之鸟”而被人们口口相传。

乌鸦在历史上起先以“吉祥鸟”的身份登场。在远古时期人们的形象思维中，乌鸦形象与太阳形象融为一体，太阳也被称之为“金乌”，与月亮中的“玉兔”相对应，于是也就是了“乌飞兔走”、“金乌西坠，玉兔东升”之说。与太阳合二为一的乌鸦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报喜。早在商代就是就有“乌鸦报喜，始有周兴”之说。唐代诗人张籍在《乌夜啼引》中有“少妇起听夜啼乌，知是官家有赦书。下床心喜不重寐，未明上堂贺舅姑”之句，说得是一位小吏由于入狱正在家人准备变卖财产救他的时候，乌鸦叫了起来，于是家人转悲为喜。要是换做现在，肯定是悲上加悲痛不欲生起来。二是知恩。乌鸦反哺的生活习性正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孝道不谋而合，于是乌鸦一开始人们有认知的时候成为了孝道的化身，在传统的儒学经典中多有记载。“此鸟初生，母哺六十日，长则反哺六十日，可谓慈孝矣”、“乌鸟私情，愿乞终养”这样的说法就是一个很好的直接明证。三是忠贞。乌鸦可谓忠贞不渝的爱情捍卫者、“一夫一妻制”的忠实践行者，两只乌鸦终生相伴不离不弃，一只死去另一只也终生不娶。这一点与鸳鸯相类似，但不幸的是，乌鸦最终却被人们忘掉了这个美德，最终在这方面籍籍无名。

唐寅 《枯木寒鸦图》

乌鸦在文艺里大多以“寂寥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古代文人墨客的留下的传世词章中，乌鸦的形象总是与孤独、寂寥、萧索等姿态出现在长短不一章句中，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不一而足，这与乌鸦的生理特征、生活习性有关，但乌鸦的形象却就此走下“神坛”并潜移默化中黯淡下来，由一开始的“高大上”走向了“矮穷矬”。翻开古人写乌鸦的句子，比如曹操的“月明星稀乌鹊南飞”、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苏轼的“天风吹雨入阑干，乌鹊无声夜向阑”、张继的“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等等，不一而足，无不是殊途同归于“冷色调”、“负能量”等叫人提不起精神的不好的隐喻。至于到中国传统的水墨画中，留下来的形象进一步固化为“寒鸦”，其留在画卷中的姿态总是凄清凄凉凄怆的，比如恽南田《古木寒鸦图》、唐寅 《枯木寒鸦图》，都是暮色、枯木等形象叠加在一起，表达了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情感。但这其中表述的乌鸦形象虽然是灰色的，到却蕴含着一些曲径通幽的积极因素，还没有完全的“黑化”，依然有一丝挣扎纠缠不清的“亮色”蕴含其中。

乌鸦在现实中最终以“不祥鸟”的形象定格。不得不说，世俗的力量是强大的，甚至是不可抗拒的，导致了乌鸦形象走向不可逆的“黑化”之途，以至于“运交华盖”的乌鸦最终被打下了永世不得翻身的“阿鼻地狱”，成了死亡的象征，最终成了“不祥之兆”。现在提到的关于乌鸦的谚语几乎无一不是满满地诅咒鄙视之情，比如“鸦雀无声”、“乌合之众”、“天下乌鸦一般黑”、“信手涂鸦”、“乌鸦嘴”等等，用放大镜也找不出一句好话来。尤其是在中国大部分农村（除了极少数之外），乌鸦更是被视为避之不及的不详之鸟，听到起叫声更是悲从心来，一定没有好事发生，甚至会有亲人遭遇不测之说。虽然乌鸦何罪之有，但人们的思维一旦固化成习惯之后，即使乌鸦能张口说话，那也是百口莫辩。不知道群飞的乌鸦在它们嘈杂难听的“鸟儿问答”中，又对此作何感想？

乌鸦的形象从“神坛”下到“地狱”，是内在和外在双重因素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与它自身的生理特征、生活习性息息相关，长得黑不溜秋、叫的粗哑刺耳，而且性喜腐食，这一切综合在一起，让人无法心生喜欢，最终在人们口口相传中众口铄金积销毁骨，其形象每况愈下，直至成了“不祥之兆”。另一方面，放在历史长河中客观分析，造成这种诡异突兀的现象除了乌鸦自身形象之外，隐含在背后的传统文化因子和世俗认知力量更是双剑合璧成“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说一不二的绝对主导性“原力”，这也许才是更重要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