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我爱什么？

亲爱的飞：

一月的德累斯顿很冷吧？你拍的这三张照片剪贴在一起，我花了点时间才把它看懂。

图片摄影：Andreas Walther

所以最上面一张是1月5日晚上在德累斯顿歌剧院广场上的右翼组织Pegida大示威，中间那张是德累斯顿歌剧院，下面那张是歌剧院在建筑中央那面大荧幕上打出的字，对这场反难民示威表达歌剧院的明确立场：

“我们可不是‘不宽容’的舞台背景”

Pegida，翻译成中文非常拗口——“爱欧洲者反对西方世界伊斯兰化”组织，2014年10月成立时本来很小，但是每发生一次恐怖攻击事件，它就壮大一次，从2015年初的查理杂志事件到年末的巴黎连串爆炸，支持者越来越多，默克尔对难民的开门政策，更成了滋养它的维他命。你很担心德国“往右转”，看起来真值得忧虑。

“爱欧洲者”——飞，你们这一代德国人从小就被教育不敢谈也不能谈“爱国”，那么，你“爱”欧洲吗？

集体要怎么爱？

老实说，我对“爱”这个字非常感冒。“爱”，当紧接其后的受词，是一个个体，譬如一个孩子，一个情人，一只猫，一头猪，那是活生生的、真实的情感投注。当“爱”的受词是一个集体，譬如宣示爱美国，爱日本，爱中国台湾，爱大陆，爱什么党什么团，爱什么阶级大众，它其实往往是一支用手套包起来的扁钻，是一个拿来排除外人、巩固自我的武器。

集体要怎么爱？任何一个集体都是无数个不同主张、不同气质的人所组成，即使这群人有了同一个主张，那么我可能“爱”的也是凑巧那某一个主张而已，如何无限上纲到“爱”那个集体呢？

在现代所追求的开放社会里，“我”，跟“集体”之间，保持一个理性距离、思辨空间，不正是最必要的一个条件吗？要求你去爱一个集体，不就直接否定了开放社会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

我和安德烈在东京玩“普鲁斯特问卷”的时候，有一题，“你最欣赏的女性作者是谁？”我当时想不出来，其实我有的，就是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

你看看她的履历：在德国生长、受哲学教育的犹太人，二十六岁因为纳粹的掌权而流亡法国，德军占领法国之后被送到Gurs拘留营，一九四一年以难民身份移居美国。德国这个集体对她的伤害，无以复加吧？被迫害的犹太族群，受伤之深，太有理由“抱团求存”吧？我特别留意阿伦特怎么处理个人对集体的关系。

人民公敌第一号

1943年，她第一次以英文发表文章，题目叫《我们这些难民》。她以流亡犹太人的身份告诉主流社会美国人，“难民”的意思就是，“我们失去了家园，也就是日常生活的依托。我们失去了工作，也就是对自身价值的信心。我们失去了语言，也就是我们不再能自然地应对，利索地行动，真诚地表达。”你们眼中的腊肠狗，其实原来是圣伯纳。我们这些难民都是有历史脉络的，但是全部都不被看见。

她这篇文章，其实很能说明为什么在二十一世纪的叙利亚难民大危机里，德国和其他平常也满口人权的国家譬如英国，表现得那么不一样。虽然也有Pegida这样的仇外组织，但是德国在2015年收容了一百多万的难民。在德国的集体记忆中，保留了一个因为大伤而特别柔软的角落——他们努力去记得，曾经有无数个德国人曾经于大难中向别的国家祈求庇护，这包括犹太人如汉娜，也包括德国人如托马斯·曼。

“教训”美国人的阿伦特，是站在犹太人这个集体的位置上发言的，她同时主张，犹太人无可回避自己的犹太身份，“当你因为是犹太人而被攻击的时候，你不可能用我是英国人或法国人的身份来保护自己。”但是即便是早在1943年的文章里，她对于犹太人内部的矛盾，自己对自己人的分化、敌视与倾轧，一点不讳言。西欧犹太人瞧不起东欧犹太人，东欧犹太人瞧不起俄国犹太人；皮肤白一点的犹太人，瞧不起皮肤深一点的犹太人……

1951年，她发表了经典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1958年发表《人的条件》，都使她成为“犹太人之光”，可是1963年当她发表了五篇对于艾希曼大审的观察报告之后，她却又在美国成为“犹太人公敌第一号”。

她认为纳粹头目艾希曼罪不可赦，但是她说，艾希曼不是恶魔，只是把自己放进一个平庸无奇的官僚机器里去执行罪恶的任务。可是群众要的是恶魔，你怎么可以说他不是恶魔呢？

她认为纳粹固然可恶，但是与纳粹合作的犹太精英不是没有责任。可是观审的群众要的是黑白分明，恶魔就是恶魔，天使就是天使，你怎么可以说受难者也有责任呢？

她无法忍受艾希曼大审的以色列检察长用夸张的、煽情的、极尽民粹、追求戏剧效果的表演方式进行庭上诘辩。她认为在政治的领域里，必须由理性主导，避开个人激情，民族主义是危险的。可是追求建国的大众最需要的武器就是激情，激情才能带来凝聚力，有凝聚力才能抵抗或攻击，你怎么可以批判民族主义呢？

她当时说的话，我至今读来都觉得心惊肉跳。在《谈革命》里，她说，“不管什么激情和情感，都是深藏在人心深处的东西，人心深处的东西非但肉眼无法穿透一一它还需要隐藏，不让公共领域的亮光逼射进来使它变质。再深沉的情感动机，一旦见光被审，都会变成猜疑的对象。”而现代政治的发展是，个人内心深处的情感越来越被侵犯，被逼视，这种逼视，正好就是二十世纪集权政治的最大特征。

我发现阿伦特的寂寞。在激情的时代里，她一次又一次地说，政治公共空间必须保留理性的干燥，排除滥情的湿度。

她当然也就一次又一次地受伤。同侪严厉地指控她，身为被迫害者，却不肯称迫害者为恶魔。身为犹太人，却“不爱犹太人”。

对于“不爱犹太人”的抨击，她的回答是这样的：

“你说对了。我就是没法被这种爱感动。两个原因：我一辈子就没爱过任何民族或集体——我没爱过德国人没爱过法国人或美国人或劳动阶级或任何这一类的。我确实只懂得爱我的朋友，而我唯一理解或接受的爱，就是对个人的爱。”

冷度和干燥

你说，妈，你为什么对这个议题那么“揪心”？

我想是因为，我现在目睹的华人世界的公共空间，被情绪、动机、滥情、悲情、激情所弥漫，所堵塞，理性的“冷度”和“干燥”，几乎无法存在。而大多数的人，对这种趋势没有感觉。这种趋势，如果没有强大的自觉，会安静无声地蔓延。

阿伦特让我最觉得毛骨悚然的一句话是这个：

“邪恶从来就不是激烈，只是极端。邪恶既没有深度也没有妖魔性，但是它之所以会扩张而且覆灭整个世界，正是因为它会像物体表面的霉菌一样蔓延。这就是邪恶的平庸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