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余人聚集在遗体捐献纪念碑献花缅怀遗体捐献者

新农村商报网讯 今年是太原市遗体捐献纪念碑经媒体报道发起并参与建立的第七个年头。太原遗体捐献者家属、太原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及接受捐赠的医学院校学生等300余人聚集在遗体捐献纪念碑前，缅怀、感谢这些捐献者。“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这是人间的春风，幸福之花处处开遍……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当日10时许，《爱的奉献》歌曲旋律在天龙山仙居园缓缓响起，遗体捐献者家属、医学院校师生、社会各界人士共计300余人，手拿菊花低头站立在遗体捐献纪念碑前，为那些默默奉献的遗体捐献者们默哀。由太原市红十字会、太原市民政局、太原仙居园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举办，山西省职工医学院承办的第五个遗体捐献纪念日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今年62岁的曲老师是太原市卫校的一名退休职工，活动当天，她作为遗体捐献志愿者代表发了言。“2008年汶川地震时，我来到红十字会做志愿服务，倍感生命的脆弱和珍贵，也正是因为看到了地震的突发和无情，更加坚定了我捐献遗体的决心。随后，我就签下了《太原市公民遗体捐献申请登记表》。”曲老师说，“人无论活着的时候，对社会有过怎样的贡献，如果能够在百年之后，还可以让奉献延续，这样的生命才有意义。”

传统思想让多数人抵触捐献过去来登记的多是老知识分子

翻开志愿捐献遗体的登记本，巩象巽的名字列在第一。他是山西大学外语系副教授，也是全省遗体捐献的第一人。老人生前就立过遗嘱，还多次通过不同形式表达，希望去世后捐献遗体，为医学研究贡献最后的力量。

2000年，老人逝世。为了实现老人最后的心愿，他的儿子奔走了20多家单位后，找到太原市红十字会，最终将老人遗体捐赠给医学教育机构。从此，太原市才开始了遗体捐献的工作。“‘落叶归根’的传统思想让大多数人对遗体捐献非常抵触，还有些人自己愿意捐献，但家人集体反对。”田兆渠介绍，有时候甚至会出现捐献者本人和家属都同意了，但由于承受不了周围人的质疑以及世俗舆论的压力，最终改变主意的事情发生。

就在记者采访时，一对老夫妻从重机宿舍乘公交车前来领表。“我今年82岁，这是我的老伴，今年90岁，我俩年龄都大了，家里又只有一个孩子，也该为自己准备后事了，一来为给孩子减轻负担，二来也希望在生命的最后还能为国家做点儿贡献。”老人叫汪秀清，她开门见山地说明自己的来意，自己就是学医的，1961年从北大毕业时就曾向国家承诺“要为祖国服务50年”，“这一点，我们都做到了，现在，也老了，能为国家做的也不多了，就想着能在百年之后把遗体捐献出来，供医学科研。”汪秀清老人说，前一天她打电话咨询过，网上也可以下载填表的，可是担心儿子不同意，想着先填了表再给儿子做工作。“如果成为志愿者，万一我们要在外地旅游，出了意外，还能不能捐啊？”临走前，老人还再三询问，当得知登记成功后，会给她发放志愿者登记卡，可随身携带，并可在发生意外第一时间和红十字会取得联系时，老人才放心地离开。“过去，前来登记的大都是这样的老知识分子。虽然老人的器官衰老不适合移植，但对医学教学研究仍具有宝贵价值。”田兆渠说。

近5年志愿者人数明显增长年龄结构日趋降低

“虽然这项工作已经开展了16年，但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突破也是近几年的事。”田兆渠说，从统计数据上就可以看出变化，尤其是近5年，也就是太原市确定遗体捐献纪念日以来的5年。2000年到2011年，11年的时间，登记成为志愿者的只有171人，完成捐献的是29人；2012年到现在，5年时间里却有458人登记，完成捐献的有71人。“遗体捐献工作的突破主要得益于媒体的推动、遗体捐献纪念碑的建成以及遗体捐献纪念日的确立。”田兆渠分析认为，太原市遗体捐献纪念碑的建成不仅打消了有意向捐献者的顾虑，而且由于山西晚报对此事的连续追踪报道，引起了社会对遗体捐献的广泛关注。纪念碑建成当年，就有30多人签署了遗体捐献协议。2012年新增80多人，2013年新增149人，2014年新增132人，2015年67人，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0人完成登记，最近几天还不停地有人前去咨询、领表。“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是，2011年后，捐献者的年龄明显下降，主力是50岁左右的人群，甚至还有80后和90后，60岁以下的人占到了六成以上。他们的身份也更加广泛，包括医务工作者、公务员、学生、工人、农民等。”田兆渠说，“捐献者年龄和身份的变化，说明遗体捐献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随着捐献者年龄的下降，器官移植利用率会升高，会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从2014年开始，山西省人民医院和爱尔眼科医院开始接收太原市遗体捐献者的眼角膜。截至目前，太原市有629人自愿登记捐献遗体，共有100例志愿者实现捐献，并实现眼角膜捐献60例，为119个眼疾患者带来了光明。

人员短缺经费不足遗体捐献工作亟待立法

从近几年的登记数据上不难发现，去年登记的志愿者明显减少，只有67人。当记者问及原因时，田兆渠很是无奈，他说：“从2000年开展这项工作到现在，参与的人本来就少，了解并熟悉情况的更没有几个。过去，我的手机和办公电话都是绑定的，而且是24小时开机，经常半夜有人打电话。去年8月，因为我退休了，一时也没有找到太合适的人接替，所以这项工作有些放松，这不，实在没办法，我又被返聘回来。实在是人手太短缺了！”“遗体捐献除了要摒弃传统观念外，还需解决一些现实中的困难。”田兆渠介绍：目前，无偿献血有《献血法》和地方法规支持，而遗体捐献从国家到地方都存在法律空白。捐献者与红十字会虽签订有协议，但捐献者去世后，其直系亲属却又反悔，因无相应法律规定，此类问题处理起来非常棘手。此外，捐献的遗体是否有人格权，家属对捐献者遗体的去向、具体用途及使用情况等是否有知情权等，都涉及到法律关系，无法可依给相关工作带来许多不便。此外，遗体捐献没有专项经费，国家并未规定遗体捐献工作由哪里来负责，太原市红十字会只是依照其他城市的先例，主动承担了这项工作。拉运遗体、慰问看望临终的捐献者以及其他办公经费已经让太原市红十字会不堪重负。同时，遗体捐献工作还需要民政、医疗等多部门协调配合。

太原市红十字会呼吁，遗体捐献对科学普及、医学进步、殡葬改革、移风易俗和文明建设都有深远意义。希望尽快出台相关法规，使这一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缓解遗体器官来源稀缺的矛盾，并填补在遗体捐献方面的立法空白，使人类互相“传递生命”的善举得以合法有序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