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乡约罚单”背后的治理课题

近日在四川达州南坝镇，650元“违规办宴席认识费”引来了舆论关注。一位村民为其87岁母亲办寿宴，被举报违反村规民约，处以现金罚款并写下检讨。

不能否认制定村规民约背后的善意，即制止办酒席、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也不能回避村规民约制定中的各种纰漏。如，村规民约的内容只是开会时口头传达，没有书面文件；又如，非书面约定，并未明确如果违反将作何处理。这意味着，让村民同意并遵守的约定，在一定程度上显得有些“儿戏”了，甚至存在不少模糊之处，更不用说就此为依据进行现金处罚了。话说回来，即便村规民约如白纸黑字般的成文成型，借此进行罚款是否合理、合法？

首先需要厘清村规民约和法律之间的关系。从治理角度看，村规民约是传统意义上的基层治理手段，它依托于村民集体对特定共同行为的认可和同意，在规定性上有范围限制，在约束力上有效力限制；法律则是现代意义上具有普遍性的治理准则，基于社会成员对自身实践经验的认同，具有广泛约束力和强制性。在这个意义上说，村规民约是基层社会治理中对法律的一种有效补充，而且是基于法律的补充。换言之，村规民约要依托法律、依照法律，而不能超越法律。

由此而论，若制定的村规民约为全体村民一致通过，违约的惩罚举措、惩罚标准也规定得清楚，不管是行为罚还是财物罚，遵守规约无可厚非；如果村规民约与法律相抵触，或在内容上有空白地带、灰色地带，甚至处罚不清晰、方式不正当，那么不仅不具有约束力，而且更不具备处罚资格。那么，650元的处罚，不免因村规民约自身的不足而缺少了合理性，更谈不上是否有法律效力了。

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提出了警醒：善意的政策需要扎实、可靠、可信的依据，更离不开法律制度的检验。实际上，不论是一村一地的治理之举，还是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公共政策，都需要更周全、更科学，否则落实起来难有公信力和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