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龄降至18岁 真的能保护少数人权益么？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提出意见，建议修改《婚姻法》第六条，将男女法定结婚年龄降至18岁。此言一出，又一次将“法定婚龄”这个命题推到了公众面前。随后有学者发文称，“把法定婚龄改为18岁，损害不着多数人利益，却会保护少数人权益”，又给本就喧嚣的舆论增添了些许火药味。

法定婚龄降至18岁，真的能保护少数人权益么?

对此，我们首先得明确现有的法定婚龄是如何确定的。根据1980年《婚姻法》的规定，我国法定结婚年龄，男性为22周岁，女性为20周岁。这一规定一直沿用至今，其本身有一定的合理性。

首先，现有的法定婚龄符合人的生理成长状态。女性的生殖器官一般在20岁以后才逐渐发育成熟，而全身的骨质化，如牙齿的钙化，出齐智齿要到23岁以后才能完成，骨骼和高级神经系统要到24岁才发育成熟。男性生殖功能的发育和成熟比起女性来还要晚一些。因此从医学的角度看，男性最佳结婚年龄为25岁至27岁，女性最佳结婚年龄为23岁至25岁。我国古代就有“男虽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娶，女虽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嫁”的说法。

如果将法定婚龄降至18岁，男女身体都尚未完全发育成熟，不仅不利于婚姻双方的身体健康，也将对后代的健康产生影响。据有关资料统计，18岁以下及35岁以上孕妇所生的婴儿患“先天性愚型”者比适龄孕妇所生婴儿患病率高数10倍，而且，青春期孕妇易患高血压，风湿热、心脏病、肾脏病等10多种合并症，临产和分娩时又容易出现产前子痫，产程延长、出血、胎盘早剥等，不仅孕妇死亡率高，而且新生儿中低体重儿及死于1岁以下的婴儿占6%，是非青春期孕妇所生婴儿死亡率的24倍。

其次，符合国家生育政策的需要。大多数国家的合法结婚年龄大多在18岁或16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认为，合法结婚年龄不应低于15岁。但因宗教、民族、种族、地区、生育政策等因素，尤其在穆斯林国家，法定结婚年龄普遍低。中国大陆是目前世界上的国家和地区中法定结婚年龄最大的国家。在建国初期，人民身体素质整体偏差，过早结婚生子只会影响下一代的身体素质。而我国人口基数大，如果法定婚龄过低，必然导致人口的大量增长，而中国当时的经济水平处于世界落后水平，资源也极为有限，满足不了人口大量增长带来的需求。这不仅不利于我国当时的发展，也不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

而人大代表黄细花认为现有法定婚龄应该修改的原因是：这条“中国史上最高的”法定结婚年龄，导致“剩男剩女”、高龄产妇、未婚同居等现象不断增多。这个理由本身就不具有说服力。

首先，“剩男剩女”的概念本就是一个伪命题。为什么到了一定的年纪还没结婚就是被“剩”呢?这种说法不仅带有侮辱性，更是将婚姻变成了个人价值的衡量标准。不结婚?那你肯定是被剩下的呗。但事实是，很多人选择晚结婚，并不是自己“被挑选”而剩下，而是相比婚姻，他们愿意倾注更多精力在其他事情上，比如提高自己等。在让自己变得优秀的同时，其对未来伴侣的条件要求自然也会更高，这也使得他们不如婚姻的年龄比法定婚龄要高许多。

其次，“剩男剩女”、高龄产妇、未婚同居等现象的产生跟法定婚龄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按照社会的普遍观念，结婚双方首先得有一定的经济基础，量化到具体事项上来讲，结婚至少要先有房，甚至有的还要求有车。城市的一套房，不论几线，价格自然不菲，而在农村批宅基地自建房也需要一笔不小的开销。相对于青年人的创造财富能力、收入水平而言，满足不了这些结婚的"硬件"，结婚年龄自然就越推越大。生活的压力让年轻人选择了更晚结婚，自然生育的年龄也就晚了。

未婚同居作为“剩男剩女”、高龄产妇的“对立面”，它的出现就跟法定婚龄之间更是联系甚少了。不论法定婚龄定在多少岁，未婚同居现象都不可能完全消失，并且现有未婚同居者，其年龄未必不够法定婚龄。未婚同居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解决的根本应该在于加强社会责任教育，强化每个人的责任意识，让未到法定婚龄的人认识到未婚同居可能产生的后果，从而更加慎重做选择;让已到法定婚龄的人明白自己在享受伴侣关系给自己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与此同时，社会还应该加强法制教育和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特别是对部分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的普法教育。近年来，“未成年新娘”的新闻屡见不鲜，追根溯源就会发现，很多“未成年新娘”的出现都是来源于家庭安排的结果。加强法制教育，增进群众法制意识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未成年新娘”等现象的出现，还更加有利于我国国民素质及教育水平的提高。

结婚意味着组建家庭，意味着将要承担全部的家庭责任和更多的社会责任。而18岁虽然已经成年，身体发育也已经成熟，但心智的成熟度，承担责任的能力大小，性格的稳定性，工作与事业的定型度均是不确定的，此时结婚，显然有些不大适合。另外，80后人群中，离婚现象的增多，这也让我们不得不担心：18岁结婚，婚后的婚姻稳定性如何，会不会导致离婚率的进一步上升，引来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