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任国京的“五讲四美三热爱”（二）

人不可无“趣”——“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做一个有趣的人是极重要的。当大部分人在苦苦追索一切意义之所在，整日为了理想呐喊奋斗，穷尽意义的终点后难免会有失志失意失落之时。比起这个严肃的命题，不如来玩盖碗茶轻便的多。有意义固然令人敬畏，可是做个有意思的人也是极可爱。人若无趣，意义又何在呢?

泡着功夫茶讲着盖碗茶

任国京似乎没别的不良嗜好，如果抽烟算得上的话，姑且算得一项。但其真正的爱好即是喝茶、书法与摄影。走进任国京书屋，一进门直入眼前的就是一张茶桌。茶桌不大，但整套的喝茶装备整齐细致的摆放让人随时有坐下品一杯茶的冲动。

任国京先生没有客套，坐下便开始煮茶，但他一口的京腔与这细致的功夫茶倒搭配的格外有趣。也许他也想到了老北京的“粗线条”风格，于是讲起老北京的喝茶习惯来。“北京过去早上喝茶，不讲究。您还别说，我们之前还特意讨论过老北京人喝茶的习惯。说是这过去的老北京人每天早上一起来刷牙洗脸后，拿那个大茶缸子，抓一把茶叶往里一泡(一般为茉莉花)，得!沏完走了提溜这鸟笼出去遛弯、去吃早点。吃完早点回来把泡好的茶一喝，这就是他们的早起茶习惯。”

老北京人普通百姓不讲究茶道，也只是皇家讲究盖碗茶。所谓“盖碗茶”，包括茶盖、茶碗、茶船子三部分，故称盖碗或三炮台。茶船子，又叫茶舟，即承受茶碗的茶托子。盖碗茶，四川等地回族人民传统的饮茶风俗。是一种上有盖、下有托，中有碗的茶具。又称“三才碗”，盖为天、托为地、碗为人。品盖碗茶，韵味无穷。茶盖放在碗内，若要茶汤浓些，可用茶盖在水面轻轻刮一刮，使整碗茶水上下翻转，轻刮则淡，重刮则浓，是其妙也。一些懂茶道的人很会品茶，他们认为，如果茶香而不清则是一般的茶，香而不甜是苦茶，甜而不活也不能称之为上等茶，只有鲜、爽、活的茶才是最好的茶。鲁迅曾在《喝茶》中写到：“喝好茶，是要用盖碗的。于是用盖碗。果然，泡了之后，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确是好茶叶。”

盖碗茶盛行于清代京师(北京)，大家贵族，宫廷皇室，以及高雅之茶馆，皆重盖碗茶。盖碗茶宜于保温，所以后来各地都流行。而如今，即使是北京也开始喝功夫茶了，不仅如此，喝茶正在营造一种微妙商业氛围。

谈汉字之美：拒绝套路 只供干货

采访任国京先生真心明白了一点：采访如书法，少点套路，多点真诚。当您拿着做好的采访提纲请他讲讲书法的学习之路时，他用三五句给你做个总结。用他的话来说，总觉得这样有点俗。你若是本着学习者的心态问他一个困惑好久而又极其普遍的问题：汉字写到什么程度才算得上是书法呢?他便开始了“国京课堂”时间。

任国京先生不仅是著名书法家，更是汉字文化研究学者。因此比起谈论书法，他更愿意详细解剖汉字之美。书法的前提是习字，欣赏书法的美要先明白汉字的由来。任国京以“月”的演变举例，“月”在象形文字中就画一个月亮来表示“月”，它象征一种自然之美，到小篆时是形象之美。再如“车”字也是如此，把车画四个轱辘中间给连起来，这就是象形文字的车，现在繁体字“車 ”就比象形文字的车简化了，而现在繁体简化后的简化版“车”又有了新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不能光看表面的笔划简化、结构变革，而要注意到其简化的细节。“车”的简化反映了技术的进步，时代的变迁，这与汉字的演变有深刻的历史渊源。而汉字随着社会发展的演变本身就是一种美，即是汉字美学的演变之美。

任国京先生讲，目前常用的汉字大概在2800多字左右，比之前大大减弱，不仅汉字的使用日益减弱，词语也是如此。成语就是一个很好地例子，成语就是从一句话里或一个小典故里凝练起来的，有了成语就省了句子，而目前成语也在被更简单且表意丰富的语气词所代替。汉字简化的确可以更速度的普及和传承，但在书法领域书法家们仍然坚持用繁体字。

任国京先生说，汉字美学的“二美”美在结构。汉字结构大概上也就是上下结构、左右结构、独体结构、包围结构、半包围结构以及梯形结构等。许多人一直有疑惑为什么汉字写得不好看，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没有掌握好汉字的结构。回忆一下，是否小学生的语文作业本大都是田字格本，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掌握汉字的间架结构，掌握汉字的间架结构就能体现汉字美的初级阶段。任国京在学习书法30多年的经验中体悟到：达到汉字之美的一个巧妙捷径就是掌握汉字结构。而结构之美在于笔画的运用和结构的组合，任国京以“霞”举例，这种上下结构的多笔划字，可以采用“内紧外松”的方式。

对于笔划的练习，对于初学者来说，有一句话再熟悉不过，那就是“永字八划”，初学者被告知练好永字就有希望写好汉字，这个说法又该如何解释呢?任国京说，“永字八划”体现了中国汉字最常用的八个笔划，把永字给拆解了，给掌握了可能在写汉字的时候就能把汉字给组合好，这是练习写汉字的基础。而我们在平常的习字过程中永字是六划书写，八划是由于在汉字的练习中是采用了分解动作，于是永字就多了两笔。

汉字之美第三美美在笔画、线条。而要理解笔划之美只需掌握“三点式书法”：任何一个汉字，找出其一到三个重点用笔或笔划，所谓重点笔划就是最能体现这个汉字的部分。任国京先生这30多年来不停地看书，不停地琢磨这2000多个汉字，反复推敲每个汉字的结构、用笔，几乎每个汉字的用笔、笔画、结构都琢磨遍了。在思考中悟出的“三点式书法”套用在每一个汉字上都能量身裁衣。任国京以宋徽宗的瘦金体为例，瘦金体就是一个相当夸张的笔划写法，他的用笔很明显的顿笔、反向挑笔还有一个夸张的“撇”写法，这就是汉字里要突出的重点笔划。例如中华的“中”主笔在竖，为什么那一竖写那么长，这都是人们通过看、想，通过一遍遍的实践创造的。不见得要临摹过多少字帖，只是在生活中观察过许多汉字的写法，利用自己的洞察能力，结合自己的主观感受，把汉字的重点笔划给掌握了。

关于任国京先生讲述的汉字之美，繁体字简化后是否仍具有他所说的结构之美，他认为仍然具有。因为简化后的汉字仍然有一到三笔的重点笔划，重点笔划重在协调，突出重点笔划才能体现字体的活力。而每个汉字里都有主笔有次笔，次笔可能就是一带而过，写得简单，甚至有时是忽略不计，尤其在草书中写得模棱两可。草书过去就是古人在记事时为求方便快捷而不断演化的，汉字写得简洁明快，草而不乱，草而美，这个美体现在草书的任何一个笔划都是到位的。“例如我们的毛体书法，说毛主席临过古人的碑帖吗?可能没临过，看过古人的碑帖吗?可能偶尔看过，处在那个战争年代不可能像如今有那么安静闲和的时间去研究书法碑帖，但是为什么毛体能够自成一派?一是主席的伟人胸怀，二是他的学识 ，因此不见得非要看书法的书才能成为书法家，而要博览群书。”

汉字之美美在用笔。用笔要先保证用字，明白汉字的渊源，汉字的由来。“20年前书法家们在书协开会讨论书法的用笔，他们讨论主席的草书没有一个错字，都是有出处有渊源的，甚至标点都不错。为什么，这就是伟人的学识综合素养。”在现在很多的草书作品里，经常出现“言字旁、三点水、立人旁”傻傻分不清楚的情况。例如住宅的“住”与注解的“注”左边一个是立人旁一个是三点水，在草书作品中左边结构的书写颇为相似但却在本质上截然不同。在王羲之的《草诀歌》里有一句话：有点方为水，空挑确是言。因此，在草书领域有时差一个点都是另外一个字，这些细节就能直接反映一个书法家对书法的认知。任国京认为，汉字的传承并非要求人人都会习书法，但要了解汉字。

汉字成为书法，不仅要字体的结构、线条有法度，更讲究用笔，为什么有的字那么细小而有的字那么粗重?这就是整个篇幅里的汉字组合，也叫用字之美。用毛笔写字就犹如音乐的符号感。一首曲谱里面有do re mi fa sol la si这几个音符组成。但是不可能整首曲子一直都是按照这个顺序排列，这就需要跳跃感。所谓音乐的组合排列，在书法中也是相同的道理。书法也讲究跳跃感，但追求跳跃感不能做作的跳跃，不能刻意，例如第一个字故意写大写粗，第二个字故意写小写细，那就是做作。在整幅作品中难免会有独体字结构，例如大，上，中，公。有人说我就不爱写这种独体结构字，这种字太难写。任国京说，在书法中就可以巧妙的利用毛笔的特点去平衡独体字在作品中的视觉效果。这位就是所谓的用笔之美。

说到用笔之美，就不得不提用墨之美。墨是书法作品韵味表现的主体，墨的浓淡燥湿在运用中更能够表现书法作品的美学意蕴。墨分五色，浓、淡、枯、润、焦，而五色皆有黑色衍生而来。而浓就是这个字粗笔，淡就是淡墨，燥就是枯笔，湿可能有蘸墨的地方。书法家或以浓墨见长，或以枯笔为高，趣味各异、境界有別。因此，在书法艺术创作中，要从墨法的多层次性来表现书法的变化无穷，就需要从墨法中来表现。任国京说，有些书法家对枯笔的运用让人尴尬。有许多时候，枯笔运用不当就是无墨硬撑字。写字如果没有蘸墨的地方，除非是拿工笔画的纸去写字。蘸墨在习字过程中是避免不了的事，可是有的书法家写到墨干了还在坚持着写，这就属于做作。任国京先生认为，写字时要有一个意识：笔上的墨是否还能再写一个字。如果说要写大的行书或者是楷书，有可能蘸一下就只能写一个字。再大一点的蘸一下可能也就写一个偏旁，那也得容许蘸笔。任国京认为写字讲究心手对应，所谓心手对应是指眼观、思想、手书的整体思维过程。正因于此，来不得半点矫揉造作，必须遵从自己的眼睛与思想。但通常书法家在起第一笔的时候都是蘸饱墨，因此可能会写的稍微大一点，发挥得性情一点，这是再真实不过的案例。

任国京经常跟同行讨论什么样的书法为美，什么样的书法作品值得收藏。他说，看作品就犹如看人一样。有时候是各花入各眼。这就凭借个人的观感和个人的喜好来做判断。但是在书法作品上，还是有一定的审美标准的。看到一部好的书法作品，第一感觉是看起来舒服。第二个感觉看起来就能看到用笔之美。看用笔流畅不流畅，是不是自然而就，是不是干净利落。”

这就是第四个美：印象之美，也可以说叫书法的欣赏美。印象美不仅要求书法的布局美、组合美，还要求汉字的结构一气呵成。有的书法作品草书字体与字体之间经常粘连，常常让人觉得这样的书法作品就属于极好的。任国京先生讲，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他并不很认同这种风格的作品。这种风格的作品在我国书法历史上还是极少见的，除了王铎的作品。王铎的作品是非常特殊的，他的风格是乱石铺路。疏能跑马，密能插针的一种草书写法。但王铎的笔调是一边粗，粗细搭配。整体看下来真的脑袋都晕了，如果不学书法的大概连字都认不出来，给他隔字都有难度。任国京先生认为正常的书法作品里有一两个连带就已经可以显示作品整体的连贯性。

欣赏书法除了从汉字的组合，也可从构图来分析一幅作品的艺术水平。书法的章法布局无论是斗方还是尺八平的作品皆须用心经营。任国京讲述自己“撕扇子”的故事。当时他还在琉璃厂上班，因为那边经常是人来人往，写着写着跟人打招呼就写错，而扇面的布局又特别讲究精细，因此那会任国京没少撕扇子。可见，书法的章法布局决定着整个作品的“颜值”，构图要求作者的想象力和空间感以及对整体的把控。因此有的人写字功力并不深厚，但他的构图观念和构图意识特好。说到书法的构图布局，书法作品上的印章是书法作品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印章最初是信物，起印证作用。宋、元以后，因注重了书画题跋和署款，书画家们逐渐认识到印章的艺术作用并注意在书法作品中发挥这一作用，使书、印合璧的艺术得以形成。书、印相映成趣，不但使书法作品增色，活跃气氛，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而且能调整重心，补救布局上的不足，对作品起到稳定平衡的作用。在书画作品上署名盖章，以示郑重，可防止伪造;盖上富有雅趣、寓意的闲章，还可寄托书者的抱负和情趣。因此，历来书家都非常重视用印，甚至自己刻印，使书印有机地结合起来，产生更美更强的艺术感染力。我们平常在各大古玩字画电视节目中经常看到一幅书画作品，其上的印章多如累卵，这用任国京先生的话说：“就跟作品长了包似的。”他认为这大可不必。印章盖得多并不一定说明书法作品本身艺术价值高，即使作品本身价值高，其画面之美也遭到“狗皮膏药”似的印章破坏。

印章的使用在现代是存在一些误区的，印章除了在书法作品中具有艺术作用，其本身也起到证明的作用。而这种证明过程即是一级级部门的审核加盖印章而形成。因此加盖印章是审核程序的体现，并不能直接与艺术价值挂钩。

书法，在字典里的解释是用毛笔书写的艺术。在任国京看来，书法艺术就是指通过笔墨在纸上渲染出现汉字的线条之美。他认为这是最贴切的解释。而真书法，就是中国汉字的笔墨、结构的运用。而艺术的构成需要是多理念、多线条、多结构。凡是代表艺术的则需夸张的手法，夸张的理念去体现，包括电影也是一样，没有夸张的手法，不叫艺术。

通过多年来的艺术实践与创作体会，任国京对书法艺术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认为，笔墨的渲染在其纸上体现，高山流水在飞瀑中泻落。书法在音韵中诞生，书法之风骨追求着洒脱豪放。书法艺术应狂放而不张扬，严谨而又有法度，沉稳古朴。学书之道要不求浮躁书气，得道得书也。今人多求书不求法，皆因急功近利也，气急则书燥，书燥则法无度。唯有学古人之法，独领其神，独得其法，况复又求何哉。力复古法，方得其韵也。尊重书法，就是尊重自己，就是尊重艺术!

任国京作品

“不会抽烟喝茶的摄影师不是好的书法家”

“希望以后除了书法，也能出一本摄影集。”说这话的时候，任国京点起一根烟。在他看来，摄影与书法异曲同工。摄影书法都讲究构图、层次，书法要是光写字不构图就会杂乱无章，没层次的书法与印刷体无异;摄影无构图无层次的图片照片就坠于平庸之列。

任国京讲述，自幼时习字起，其父便教其书法十六字真言“入‘目’三分，力透纸背。如锥画沙，如屋漏痕。”当时他并不懂得这十六字的意思，如今想来真乃字字珠玑。何谓“入‘目’三分，力透纸背”就是你的字写在纸上，你用眼睛看字和纸有凹凸感，有距离出来。墨跟纸是脱离关系，纸是衬托字的。“如锥画沙”就是拿一个锥子在沙滩上画，那沙子会因锥子的挤压而往四周流去，中间形成一坑，形成立体感。“如屋漏痕”的通俗解释就是屋子漏雨，水沿着缝隙留下来并不是直的而是会有弯曲水痕。这十六字的表意就是写字不是浮在纸面上的，而应是立在纸间。这就是书法与摄影在层次上的相通之处。摄影同样讲究立体感，有的照片拍出来就是平面二维效果，而有的照片呈现的是三维立体感。因此未尝不可拿书法家的境界标准去评判摄影师的水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上世纪80年代，任国京买了一台美能达135单反胶卷照相机，他对这台照相机爱如珍宝，可惜的是，在去在参加一个活动时给丢了，当时又急又气，结果回家从脑顶到脚底浑身竟起了小红疹，至今都清晰记得当时的感觉。之后又买的135红梅照相机，用了一段时间后又买珠江单反照相机，“这些年(从86年到现在)包括佳能、尼康的都不知道用坏了多少台。”任国京摄影也并非只是闲来无事玩玩而已。在1988年时，他的摄影作品就已经发表在摄影杂志的封面。当时任国京看到杂志征稿，于是他就把自己拍的作品拿到到宣武门中国图片社去洗印，那会要求洗8寸的，他连照片带简历一块给寄过去。结果就发表了，还给了10元钱的稿费。为了取这10元钱的稿费他还要跑到邮局拿单子去取。 “当时取这10块钱倍儿激动，顶半个月的工资了。”任国京回忆。现在那副作品他将其放大了20多寸放在家中。

任国京认为，如今的数码相机甚至不比从前的胶卷相机。他最早的那台36张胶卷的黑白的135照相机，虽然每次换胶卷先得趴被窝里给胶卷装上(避免曝光)，“调焦要调的很小心，照相机上有预测光圈和速度的一个卡，手动微调上面的数字设置，角度事先瞄了再瞄，生怕手一哆嗦，虚了，那一张就报废了。”因为胶卷有限，倒胶片的时候也是小心翼翼，“慢慢倒，说不定有时能抢一张。”任国京描述那时候玩摄像：谨慎小心又激动，完全靠着兴趣自己摸索。

如今电子技术的进步可谓是突飞猛进，在任国京看来，一些质量不佳的数码相机甚至不如胶卷相机。他说，现在的数码相机拍出来的画面缺少层次感，“无论自动模式还是手动模式，不管是快门优先还是光圈优先都不行了。这其中大概也有对过去的怀旧和有限胶卷的珍惜吧。但方便的是，一些自己不懂得技术问题可以跟着电脑视频课程学习快速解决。

人不可无“神”——“人活着就要用生命去解释自己的信仰”

远古时代以及封建时代，由于科学的缓慢发展，人们的认知有限。对于人类无法预知和掌握的事物都会被赋予神意，以此表达人类的敬畏之心。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知识的普及，被神化的事物都在化学、物理学等学科中现出本质。然而形而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却让人们在科学中，在物质决定意识的前提下变得精神贫瘠，变得实际空洞。

人总要有点信仰

有位新闻人曾说：“我觉得中国有很大的焦虑痛苦，来自我们的确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度，中国只有1亿多人有着各种各样的信仰，剩下的都是临时抱佛脚。”很多人记住了这句话，但是他下面还有一句“必须强调，在中国，信仰可不一定与宗教有关，但一定与我们内心的充实有关。我们内心要建立一种信仰，就是要有敬畏。”不错，信仰确实不一定来源于宗教，但宗教成熟的信仰习惯是指引人们找到信仰灯塔最快速便捷的道路。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体系里，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应是最自由美好的信仰时代，及至汉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以后一直到“程朱理学”的极致巩固，这期间虽有道、法思想的推崇者，亦有本土宗教、外来宗教的信众，但仍能维稳封建体系内的种种社会道德问题。至新文化运动以来，“打倒孔家”口号齐于行动，改革开放，西方观念涌入，而我国几千年来的社会道德体系几近崩溃。古法不复，今法不蛊，“世风”也被趁机“日下”言论俘虏。飞速增长的物质与蜗式慢爬的精神被严重对立，随之而来的是传统道德观念与自由主义思潮的头脑争夺。看似张力十足的社会就如一个未定形的容器，法律、道德、人性混为一瓶，有时人性之恶践踏法律，有时道德囚禁人性，正是这样的争夺，容器在慢慢扩大，但保不齐有一天容器会被凿穿。

因此，我们并未在享受“和平”，而是无时无刻不在经历“战争”。而平息战争的方式即建立信仰，信仰是我们对抗物质疯狂冲击波之坚强盔甲。这副盔甲不问属性，只分益损。

进入任国京的书屋，大概扫一眼就能说出与这个书屋主人相关的关键词：书法、喝茶、佛、道。在这间房间内，满墙尽是书法作品，《金刚经》、《心经》挂于最显眼之处，《道德经》摆于案边。7岁习字，90年代正式走上专业书法道路至今，任国京并非一成不变。他常说自己与以前已经判若两人，这种变化不仅在于性格，更在于心境。任国京认为，可能在那个年代觉得自己写的也是不错的，但是跨越年代之后，随着自己认知的提高、经历的岁月再回头看已经能明显看到从前的不足。这种进步不仅是岁月的积淀更是个人的主动选择。

2000年，他去海城举办展览遇到辽宁佛学会的会长，这应该是他第一次结下佛缘。2006年，他皈依佛门，这期间他也曾与道友们谈古论道。面对记者的提问，“皈道皈佛对您的书法有什么影响?”他答道，没什么太大的关联，即使不皈依道佛，从书法的道路上来说抄写《金刚经》、《道德经》也是绕不开的，只是如今抄写与从前抄写心境已不同了，而抄写出来的效果自然也有变化。他说，这并不是唯心之论，如果拿信众抄写的经文与俗家抄写的交给法师鉴别，他定能立断分明。

如今任国京先生专注书写楷书经文。在他看来，因为经文是属于严肃的东西。无论是佛家的还是道家的，必须是用楷书写的。如果说用行书或者隶书来写效果怎么样，这就另当别论了。但他认为大法尊严，写经文，必须要用楷书。楷书本就要求工整规范，用楷书抄写经文更是对心灵的安抚和启迪。

是儒是道还是佛

在西方的民族矛盾中，最难以化解的就是宗教冲突，然而中国似乎能很好的融合。我国原有儒家与道家，后来又进来了佛教，三者交相作用于人们的身上。比如像苏轼、欧阳修、李清照等自幼饱读诗书者，可谓深受儒家思想之影响。但他们后来又都亲近佛教，故而有“东坡居士”、“六一居士”、“易安居士”的名号。至于道家与佛教思想在一个人身上之结合的例子，不鲜见。在中国，一个人可能早年信奉儒家哲学，后来去儒入佛，最后还有可能又离佛归儒。而对广大人群影响最大的，既非儒家，也非道家，更非佛教，而是这三者之交互或说相同的部分。中国人自觉地接受了这种影响，并把它内化到自己的行为上去。非儒非道非佛，又是儒是道是佛，这就是中国人的信仰所在。因此任国京的佛道兼修也是中国信仰之体现。

道家修身佛家修心，佛道兼修会不会有冲突?在任国京看来，皈依佛道，一定要遵从佛法和道法。佛法有佛法的理念，道法有道法的理念，但两个理念终归一点，就是两个字：做人。这是最根本的。无论是什么宗教，都是引导人心向善。自己平时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自己的准则。因此，只要牢记这一点，规范自己的行为即可。信奉佛道，讲究的是心诚则灵，如果你信奉，那么当你走进寺庙、道观，自然能觉得心静，能感受到佛家道家的气场。烧香敬佛是自己的一种敬畏之心和敬仰之态。心中有佛而去拜佛，心中有念才去上香。同样的，去道观敬拜，一，信众拜的是玉皇大帝;二，信众拜的是自己的心。

任国京说，写书法也一样。字如其人，写出来的字就是字品与德品共同的存在。事实上在书法领域，秦桧的字写得也是相当好，但其为后世所牢记的并非是其的书法成就，而是其仕途上的臭名昭著，因为他的德品在仕途中已经失去了。德艺双馨，德在艺前。任国京说，人活在世俗之间不可能做一个纯粹的好人，有时也会犯错。但是向善的总和一定是要大于犯错的总和。

几千年的儒家思想在国人的教育观念中一以贯之，而三教之所以能够融合，因其本质上俱是教人向内体认，而非向外寻求。无论是儒家的求圣求贤，道家的白日飞升，佛家的脱离轮回，皆认为每个人身上都具备成圣成道成佛的潜能，关键在于如何修养、修炼与苦参。所谓每个人身上皆有佛性是也。人与圣贤、仙人、菩萨、佛之间，有着联系的向上的羊肠小道，虽然攀登艰难，就像泰山的南天门，但只要信心坚定，永不言弃，就有到达的可能。《大道歌》曰：“大道不远在身中，万物皆空性不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任国京说，道家是希望你的身体健康、思想健康、心灵健康，皈依道教后写《道德经》，道家的气场和气韵都在里面。平时自己没事的时候也练练太极八卦。除了强身健体，也是一种意境。而佛家讲究因果轮回，他也就此约束自己，行事三思，来世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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