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炮儿》：时代巨变中的缩影

（新农村商报网：实习记者 薛栋） 关于北京市井生活的影片，冯小刚早已有所涉及。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他饰演了一位历史老师，其中最能令人感受到校园生活气息的一个细节是，他在写完《中俄尼布楚条约》两旁书名号的时候，将不对称的地方用手拭去。这是每一个教师所特有的习惯，也使电影所塑造的人物真实可感。值得玩味的是，冯导由上个世纪教师形象转而变成了现今的学生形象。电影如同小说，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冯导在艺术创作中将这一宗旨贯彻始终，相对于时下为创新而创新的，只求表现方式高奇，而在细节处理上粗制滥造的影视剧而言，无疑高出一筹。

老炮儿的历史渊源

电影将背景设定在老北京的胡同里弄之间，而人物则是一个烈士暮年的“老炮儿”——六爷。

文革中，北京红卫兵的疯狂历史，70后众所周知，80后有所耳闻。《阳光灿烂的日子》说明了“大院子弟”在文革中的形象。大院子弟就是当时的“士族”。“士族”出自《资治通鉴》，“太宗谓魏征曰：朕观两晋南北朝短也，祸根实为门阀。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此取乱之道，朕不可不察”。是说魏晋南北朝的官员选拔制度，选上来的都是官二代，贫民子弟没有上升通道。“士族”，就是官二代。 

1966年动乱开始，这些被当成“兵卵”豢养在北京各个贵族中学的大院子弟们组织起来，成为了红卫兵的一部分，而且自诩是“最红”的一部分。他们是“革命小将”和“禁军”，“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他们自信有最纯粹的革命理想，深信自己才是革命接班人，将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争英雄（见《阳光灿烂的日子》）。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红卫兵中的狂热分子遭受了镇压了，并将大多数红卫兵以“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名义，发配边疆，“知青运动”开始。这时候，还没到下乡年龄的大院子弟，又或者有关系留城的当权派子弟，就留在了偌大的北京，政坛波诡云翳，父辈们斗私批修，无暇旁顾，大院子弟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革命陷入低潮了，领袖抛弃他们了，他们开始“拍婆子（泡妞）”“打群架”。

这时候，冯小刚扮演的平民出身的“老炮儿”们也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开篇说过，“老炮儿”特指北京平民子弟出身的混子、“顽主”。本来“顽主”靠“佛爷上贡（势力范围内的小偷交纳保护费）”为生，平时靠暴力巩固势力范围，虽然因为“拍婆子”也会与大院子弟发生摩擦，但总体上两者互不搭界；但在1966年红八月，红卫兵运动最狂热的时候，以大院子弟为代表的红卫兵们开始清算“地富反坏右”各种“黑五类”。右派知识分子、党内高干走资派自不必说，打死打伤大有人在；剩下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基本上都有旧社会的生活经历，他们的子弟就被扣上了出身问题，一夜之间变成贱民，这就是著名的红卫兵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狗熊儿混蛋”的出处，比如有的孩子家长当过国民党的兵，比如家长被检举解放前赌博，比如旧社会的政府雇员，比如娼妓等等。解放后这些人都是老百姓，住在北京的胡同大杂院，他们的子弟出来混的就是顽主。在1966年红八月，所有顽主被定性为流氓，但凡能查处问题的人，包括家人统统遭到红卫兵的批斗，批斗演变成帮派群殴，简称“武斗”，这笔血仇被顽主们铭记。这便是“老炮”诞生的一个时代背景。

老炮身上的“特质”

《老炮儿》依然沿袭了《阳光灿烂的日子》从细节描写人物风貌的风格，影片的开头，他让小偷将失主的身份证寄回去，要求其遵守“盗亦有道”的准则；碰到有失礼貌的问路年轻人，他也谆谆告诫其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在协调商贩与城管之间的矛盾时，他秉持公心、周旋妥帖，在法律和人情间需求一种特殊的平衡，这也是能使老炮儿有所慰藉的一种精神上的存在感。

他给打算开咖啡馆的儿子建议，要把咖啡厅的取名为聚义厅。或许这也表现了他有一份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雄心壮志。但是他所处的胡同里弄中，只可做一些打架斗殴之事，并冠以侠义之名以彰显他虚妄的尊严。

毕竟时代在进步，城市在发展，北京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融合发展的商业大都会。外地人口的进驻，权贵阶层的入侵，城区规划的变更，使时事变得愈加的光怪陆离，侵夺着老北京人对于家乡的一种认同感。笔者曾有一位京籍朋友抱怨遭到外地同事的隔离，也恰恰说明了这一趋势吧。老炮儿形象的塑造或多或少的凝聚着老北京人的某种感受。

回到电影中，缺乏一技之长而蜷缩于胡同一隅的老炮儿，面对生活的窘迫，不免心生暮年悲叹之感。当自己的儿子遇到”官二代”的扣押时，他突然感到自身力量的薄弱。才猛然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个平头老百姓，难以与新权贵们编织的一个强大势力而对抗。他也曾对抗过“大院子弟”，但是此一时也、彼一时。现代的大院子弟显得更为颟顸与“贵气”。当公权力取代乡绅、老炮儿，通过法律法规来对社会进行管理之后，作为民间秩序曾经的制定者，老炮儿的社会地位亦被削弱。在失落心态的促使下，老炮儿唯有通过回顾往日辉煌，来寻找一种存在感。为了儿子，也为了自尊，他不得不拿出那一套并不和时宜的处事方式，来挽回一切。虽然略显被动与迂腐，但是并无更好的方式。导演或许不是在引导观众如何看待这一条件并不对等的较量，而是展现那个时代的人在面临这一问题时，奢求以最为公平、最为地道的方式来进行。“民穷兵疲而事不可熄”，老炮儿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鸵鸟也是创作者寄托了浓重象征意味的元素。他本生于自然，是位“爷”，却被铁笼子囚在方寸之间。老炮儿与他对视良久，审视自己也被无形的牢笼囚住，不免也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而当鸵鸟逃出牢笼，老炮儿也为之欣狂，他似乎看到了这个物件的大胆举动，为自己的壮举增色不少，至少也是一个精神上的慰藉。这不免让人想象到美国经典电影《飞越疯人院》中的那个印第安人。印第安人本是美洲大陆的原住民，但是随着欧洲人的西进运动，他们生存的空间被大肆挤压，所以印第安人更加懂得自由的含义。影片最后，他用枕头闷死了真正的"白痴"的主人公，并声称“带他一起走，奔向自由”，而后砸坏了医院的铁窗并跳出窗户，在深夜微弱的光线中，跑向远方......

电影的结尾，老炮身穿将校呢大衣，手拿日本军刀，屹立于冰封的湖面之上。这都是人物压箱底的东西，是他往日“征伐”的战利品，记载着他个人历史的“荣光”。或许他已知个人前路渐近，但是回首一生，碌碌无为，终无足以祭奠的东西。他并不惧怕死亡，得知身患绝症，仍豁达应对。或许这种回光返照似的纪念，才能稍微了却他“一生襟抱未曾开”的遗憾吧。当然，这样的结局处理，也被观众诟病，但是平心而论，似乎再无更好的处理方式了。

有关《老炮儿》的负面评价

《老炮儿》刚上映，便备受指责。有人说，肆无忌惮的带有粗口的京骂，有辱斯文；有人说，公然宣扬流氓文化；还有人说，为了过审，抬出中纪委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还有剧情的硬伤，如大贪官为何要去瑞士银行打印对账单等诸多的原因。我想，任何文艺作品都有他的缺憾，《老炮儿》也不能例外，我们更应该以一颗包容的心态来对待这一作品，至少也是一种扬弃的态度吧。用心的观众也可以发现，创作者为老炮儿灌注了新的元素，并且用带有生机的描写，去驱逐老炮儿这个词曾有的霉味儿，增加了强烈关照现实的元素。

香港回归之前，粤省经济的飞速发展，相关的文化现象就有南风北渐之势，香港将“taxi”一词翻译为“的士”，就有语言学家指出不要说“打的”，要说“乘出租车”，因为香港是殖民地（尚未回归），这种行为是自我次殖民化的表现。而现在香港回归已近廿年，“打的”一词早已成为公众的口头语，并无伤大雅。对于《老炮儿》，我们不妨也秉持一种观看纪录片的态度，他曾是一个时代的印记，而仅仅是一个印记。或许，你可以咂出别样的意味，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