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乃常晚年和孙子合影。 （谢祥京供图/图）
这样的故事作家编不出来
谢祥京是谢乃常的幼子，他想写父辈的念头由来已久。
2005年，一枚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和三千元慰问金送到谢祥京家里。父亲谢乃常已经去世21年，母亲高坤和“只会傻笑”。高坤和是谢乃常任云南机场警备司令时收的三姨太。1949年之后，她当过纺织女工，做过保姆，“挑”过京广复线。
目不识丁的高坤和不懂得纪念章的意义，高级兽医师谢祥京知道：环境变了，父亲的历史可以说了。从此他跑档案馆、买旧书，开始“寻父”之路。
“黄埔军校的档案湖南是最全的。蒋介石没有想到湖南会起义，很多档案都在湖南做了备份。”谢祥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批黄埔档案，最初谁都可以查看，后来只能是直系亲属。因为有人查档、卖资料，一张黄埔毕业生的毕业照可以卖到500元到1000元。
2005年，在一本网上淘到的旧书中，谢祥京看到了父亲的事迹：“这不是我父亲自己吹牛，这是书上写的噻！”谢祥京认为这本《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十分可信。书的作者、云南纳西族历史学家方国瑜在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亲赴滇西战场调查访问，收罗各种战报和报刊，走访战争亲历者，写成此书。“以后关于中国远征军的书都是以这本书为基础的。”谢祥京说。
1949年之后，曾经戎马倥偬的谢乃常变成一尾游鱼。大会小会，人们让他发言，谢乃常总是一摆手：“报纸上都说了。”“文革”中，谢祥京下放到湖南零陵插队，写信说自己想当兽医，谢乃常回信：当兽医好，畜生不会告密。谢乃常亲自张罗，让儿子拜国军陆军少将李治安为师。李治安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炮科，淞沪抗战时，自告奋勇请任敢死队队长，带领135名战士在江湾阻止日军登陆。是役敢死队生还42人，李治安身受重伤。抗战胜利后李治安任长沙警备司令部少将副司令。1949年12月在湖南宁远参加起义，之后自谋职业，到长沙市奶牛场工作，1956年，恢复起义将领身份，进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职业军人谢乃常知道如何自保。1949年之后，多年的“亲共”历史和“游鱼”姿态让他在历次运动中未受冲击。1960年代，谢乃常接到中共地下党员、杨虎城机要秘书王菊人请他回忆西安事变的信。从那时起，谢乃常数度撰文，回忆自己在西安事变及中缅边境打游击时的经历。这些散见于“政协资料汇编”一类小册子的回忆文章，成为谢祥京探寻父辈历史的最初路标。
“我们两家有那么多故事，应该写出来。你口才好，你写。”2008年，谢祥京对文一夫说。文一夫是贺百丁原型的侄子。1990年代以前，在长沙富雅坪，谢家和文家是斜对门的邻居。富雅坪曾是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所在。1949年湖南和平起义，大批起义的湖南籍国民党高级将领都住在富雅坪。
“小说不是谁都能写的。”文一夫带谢祥京去见相交十年的作家何顿。当时，何顿已经写过两部以抗日为题材的小说，“你们说说你们家的事吧。”何顿说。
文一夫说：我伯父有一个副官，跟了他一辈子。1949年之后，他还是叫他长官，但其实伯父那时已无一兵一卒。后来我伯父被关进监狱，那个副官就用自己在工厂做工的工资养我伯父一家子。
何顿觉得这个故事很特别，其中的“等级”和“忠义”不是这个时代的体验。
文一夫又说：我伯父打过延安。“文革”时，这件事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组织“北航红旗”抖了出来，他们把伯父拟的围攻延安的作战计划送到长沙。伯父被关进湖南丝绸厂——“文革”中那是关重刑犯的地方。关到3年11个月，台湾纪念辛亥革命胜利60周年，蒋介石发表讲话：我们败给共产党，第一败在宣传上，第二败在情报上，以至于北边出了以傅作义为首的叛徒集团，南方出了以贺百丁为首的间谍集团。叛徒和间谍都没有好下场，贺百丁早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关死了。
没多久，两个军人把伯父领出丝绸厂，带他到省参事室，找了几个国民党起义将领陪他打桥牌，讲笑话给他听，伯父都不笑。有人说：你在里面又没挨打又没怎么样，不错了，开心一点嘛。
伯父一瞪眼：有什么开心的？！倒是有一件事，我每天跟人抢着倒尿桶。因为可以看见50米的阳光。众人哄堂大笑，伯父也笑了。摄影记者抓住了那个瞬间。伯父的照片被印成传单，用氢气球投放到金门。
这样的故事，作家是编不出来的。何顿问谢祥京：你家有什么事情？谢祥京说，黄埔四期招五百人，家父入学考试考第三，北伐中，从排长打到团长。1928年，父亲被蒋介石派到整编陆军第三师担任黄埔同学会特派员——就是监视师长钱大钧及其所部官兵的思想言行，定期汇报。父亲不喜欢鬼鬼祟祟，又因为人事上的事情被蒋介石骂了一顿，很不痛快，1930年参加了反蒋的国民党改组派，后来更参与了福建事变和西安事变，结果是到中缅边境打游击。
何顿想：这个人有意思！他经历过历史上的大事情，但历史绝不会写他。
国民党也打游击
何顿决定把谢乃常和贺百丁写进小说。最初，这部小说名为《军人的十字路口》——乱世中国，军人每每面临抉择。后来，在谢乃常写于1980年代的一份个人自述中，何顿注意到，谢乃常提到很多故旧，都会顺便说一句：此人是黄埔某期的，而谢乃常本人出身黄埔四期。何顿就把小说标题改为《黄埔四期》。
抗日初期的正面战场上，贺百丁身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胡宗南部下553团团长，经历惨烈的淞沪会战、兰封会战，每役必接到死守强攻的命令。贺百丁恼恨道：“他们一张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他们官大，眼不见，心不烦。”转入中条山打游击，贺百丁每每以古代兵法奇兵致胜。
何顿第一次听到贺百丁之子讲诉其父在中条山打游击的经历大感新鲜：原来国民党也打游击！
王建朗、曾景中著《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抗日战争》记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军三分之一兵力开赴前线，三分之一到后方整休，三分之一打游击战。国民军事委员会曾开办多期游击干部训练班。
初到茶里，“滇康缅边境特别游击区”第一纵队司令谢乃常问原住民：“你们知道南京国民政府吗？”“你们知道蒋委员长吗？”“你们知道昆明的龙云主席吗？”对方一概摇头。
“众所周知，片马、江心坡这些地方，都是云南省的土地。由于清政府无能，致使被英帝国主义抢占。片马与泸水毗邻，其中仅隔一高黎贡山。因此，当时我认为要收复已失的土地，和防阻密支那的日军向我内地进犯，都非要乘此时机派队进驻片马不可。”谢乃常1980年代在回忆文章《回忆片马、江心坡的抗战岁月》中写道。
在茶里，谢乃常既抗日也抗英。因其骁勇，当地土司向他赠送黑熊崽和孟加拉虎崽，以示尊敬。
谢乃常把土司送给他的象牙、鹿茸、土产运到大理去换成盐巴、铁锅、针线、火柴、草纸，发给当地百姓。他在茶里办铁厂、盐厂，开办平民学校……平民学校的油印教材《片马、江心坡简易识字课本》由“滇康缅边境特别游击区”第一纵队政训处编写：“片马人，江心坡人，都是中国人”，“片马、江心坡都是中国的地方”。
1944年6月，第十一集团军策应驻印远征军反攻缅甸，美国盟军向谢乃常的游击纵队派出一支联络参谋组。谢乃常结识美军少校杰克逊。
谢乃常看不起美国军人：“这个联络参谋组，虽只有七八个人，但是每个人要乘马一匹、平均要驮马三匹，他们所随带的东西，除无线电报机、帐篷、弹药、行李等之外，就尽是牛羊肉罐头、牛奶、咖啡、可可、炊事器具，每个人还有一张行军床。所有这些辎重行李，占了我们纵队司令部三分之一的运输力……杰克逊一到我司令部，就对我要求三件事：每天要送给他们20个新鲜鸡蛋，一只母鸡；每周要送给他们20斤到30斤牛肉或猪肉；给他们做两个如抽水马桶那样的木架，以便坐着大便……这个美国联络参谋组到底做了什么事呢？除了少校组长每日早或晚到我房里来说声‘将军，谢谢，早安’或‘晚安’外，我没见他们做过什么事……”谢乃常在《回忆片马、江心坡的抗战岁月》中写道。
这篇文章连同一篇《西安事变见闻》、一篇谢乃常写于1980年代的3万字自述，若干本云南怒江、泸水一带的文史资料，都是谢乃常的儿子谢祥京陆续提供给何顿的资料。
“美国人武器好、装备好、后勤有保障、士兵经过训练，他们打仗就打得很正规。在中国，这种打法根本不可能。中国部队很多新兵还没训练就上战场了，子弹也不够。我觉得谢乃常他们这些人，对美国的军事指导不见得太当回事。”何顿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二战滇缅战区，怒江边守卫在一座桥头的中国士兵。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我不敢与爹的目光对视”
在《黄埔四期》之前，何顿写过以常德会战和衡阳保卫战为背景的《来生再见》。
《来生再见》让文一夫想起富雅坪上那些老兵。1949年之后，很多国民党老兵到富雅坪赁平房而居，守着带他们起义的老长官。
《来生再见》的主人公原名黄山猫，入伍后被长官改名黄抗日。黄抗日参加过血流成河的衡阳保卫战和常德会战，最后的军衔是排长。小说中的“我”是黄抗日的儿子。在黄抗日晚年，“我不敢与爹的目光对视，我觉得那目光里充满了荒芜”。这是小说家言，也是何顿自己的感受。
1966年，何顿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校长的父亲被打成“当权派、走资派、叛徒”，一家人从师大宿舍被赶到青山祠。那条街上住着一些国民党老兵。“文革”期间，他们是“历史反革命”，逢年过节不准外出，自带小板凳去居委会的向阳院学习。
“我那时是小孩子，这些人并不理睬我，但我却记住了他们。”何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1980年代，何顿与新婚妻子回妻的家乡常德。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州府常德静谧安逸，走完全城也花不了多少时间。何顿随口问岳父：这里没打过仗吧？
怎么没打过？常德保卫战就在这里打的。余程万的57师在这个地方死守了十几天，岳父说。
1943年11月，日军出动7个师团约10万人进攻湘北重镇常德。国军57师师长余程万率8000官兵守城，战至城内屋舍悉成焦土，最后死据不撤的阵地宽不及三百公尺，余程万向上级指挥官孙连仲发出最后一封电报：“弹尽人亡，城已破，友军观望不前。刻大街小巷混战成一团。职率副师长参谋长死守中央银行。职余程万谨叩。”
余程万坚守常德的时候，何顿的岳父是在城外避难的少年。那场恶战长久地留在他的记忆里。后来，他不止一次向女婿提起。最初，何顿没有反应。
1998年，因为写以知青为题材的小说《眺望人生》，何顿认识一批曾在湖南江永县插队的国民党老兵子弟。江永与广西接壤，属湖南知青点中条件最艰苦的一个。
一次，何顿与几个江永老知青相约到长沙天心阁茶馆喝茶，来了一个国民党老兵。老兵跟江永知青的父辈是上下级关系。他对何顿说：我参加过衡阳保卫战，那时候我还没从学校毕业，就报名参军，十五六岁……
何顿觉得像一把锥子扎进了心里。1998年暑假，何顿与妻回乡，跟岳父聊常德保卫战。回长沙后，他去省图书馆查资料。图书管理员告诉他：常德保卫战的资料不多，衡阳保卫战的很多。常德会战最后活下来五六十人。衡阳保卫战一万多人打剩下几千。
图书管理员给何顿找了厚厚一叠资料，告诉他：拿走就是，不用还，还有好几套，没人用过。
“我写他们是良心发现”
看衡阳保卫战的资料时，何顿想起他少年时看到过的那些老兵。“我写他们是良心发现。”2015年5月，何顿到沈阳师范大学谈《来生再见》的创作体会。
“1939年9月冈村宁次第一次带部队来打长沙，没打进来就走了。在这之前，日本人打北平、天津、石家庄、武汉、广州……最多十几天时间。淞沪会战，国军60%的精锐力量都被蒋介石拉出去遛了一遍，一样失守。长沙，日本人打了四次。日本人第四次打长沙，小说中谢乃常、杜聿明、陈明仁这些能打仗的人都被蒋介石派到缅甸去了。中国远征军大部分是湖南人。”提到湖南的抗战，何顿激动不已。
为写《来生再见》，何顿到衡阳采访。在抗日纪念碑下跟散步的老者搭讪，说起当年的衡阳保卫战，国军以一个军的力量，抵挡日军前后动用的几个师团，蒋介石要求守城7日，衡阳守军坚守47天。布衣老者告诉何顿：“我听我父亲说过：日本人要灭中国，先灭湖南。”
“湖南人很会打仗的！”何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的小说《湖南骡子》以湘军中一名师长从普通一兵开始的征战经历，写湖南近代史、中国近代史。小说的结构是中国近代史的大事年表和个人生命史的绞合。写《黄埔四期》时，何顿故意把时间丢掉了。
在小说的时空中，何顿和他笔下的士兵相遇，他仿佛看得到他们眼中的画面，闻得到他们闻到的气味。那么多恶仗，一个接一个，何顿来不及铺陈渲染，偶有比喻，无不粗鲁奇特：“他很痛苦，这种痛苦如油珠样浮在脸上，甚至能闻见痛苦那令人窒息的油腻味道”——这是一场恶战过后。“杨狗蛋打死了十几个日本兵，河南人的脸上布满仇恨，好像柿子树上挂满了柿子。”
谢乃常和贺百丁所经历的大小战斗，何顿几乎无一遗漏，却唯独不写抗战胜利，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享受到胜利”。
剑桥大学中国近代史教授方德万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1939年之前的抗战史研究得比较充分，1939年之后的抗战史尚留有诸多空白，盖因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政府已无力很好地保存资料。何顿的三部抗日小说所写的大都是1939年之后的战事。
“何顿凭自己的一支笔，走入历史的深微之处。”读完《黄埔四期》，文学评论家黄德海写道。
从2009年到2015年，在何顿写作《黄埔四期》的“漫长”时间里，谢祥京几次等不及。2014年，他把父亲打游击的经历写成《滇康缅纵队滇西大反攻》，在香港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