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隘民族主义”的土壤是怎样形成的？

大国“意义”的缺席

无论就人口还是领土而言，中国都因其“质料”而是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其一举一动都会有某种世界性的影响。所以，中国的“形式”，天然地需要同时包含国家和世界秩序这两个层面的意涵。但是在近代以来的历史上，中国“形式”中这两重意涵并不总是相贯通的，往往还相互扞格。这亦可称为某种“异化”，其中又可看到几个阶段性的差异。

传统的中华帝国，毫无疑问提供了东亚秩序的“形式”，尤其是在清代，曾经不断困扰汉人王朝的北部边患问题也不再存在，帝国的“形式”与“质料”充分匹配。就当时的技术条件而言，可说这个阶段无所谓国家与世界之分，中华等于世界。但是中华帝国在清代走到了巅峰，也开始了其下降的路途。西方世界的冲击令帝国走向衰败，使得曾由中华来定义的东亚“形式”失去了意义，甚至中国本身也走到亡国的边缘。在外部异己力量的对照下，“国家”第一次构成了中国所要面对的问题。中国以一种难称被动亦难称主动的方式，开始具有了国际法权意义上的“形式”，但其在世界秩序层面上则逐渐沦为“质料”。这是“异化”的开端。

二战后中国又阴差阳错地重新成为“五强”之一，拥有了参与到世界秩序的构造中的资格，但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其视野中尚无世界面向。于是，它也就无法真正地理解，参与构造世界的“形式”对于我们国家的“形式”所可能具有的深远意义，其中所蕴含的能够用以整合中国“质料”的潜力完全未被发掘出来，以致在以世界为思考单位的共产主义力量的挑战下，国民政府回应起来总是格局不够，力有不逮，短短四年后便垮台了。

新政权的建立依托于对于这个社会的基本“质料”——底层人民的高度动员，将其整合在一种新的叙事结构之下，中国具有了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形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历了多次外交战略的调整，从最初的“一边倒”，到后来的“两面开弓”，再到后来的“一条线、一大片”，最后定位为第三世界的领袖。从此，中国不仅具有了自己的“形式”，而且要将其与“三个世界”这样一种全球秩序之间的道路打通，形成中国自己的世界主张。中国的“形式”中，国家与世界这两重意涵重又联系贯通起来，这在近代以来是第一次。

然而，这个阶段中国的“形式”走向了另一个方向的异化。彼时的中国对自身，以及对世界秩序的理解，并不是基于现实物质过程这个“质料”基础之上的。在这一阶段，我们对于世界的真实运作逻辑茫然无知，于是我们所构造的中国的“形式”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对内对外政策，往往更多是以意识形态为透镜而对世界秩序的一种不正确的折射。它们无法转化为真实的国家利益，国家甚至常常反受其累，宏大的视野与孱弱的国力之间完全不匹配。我们并未找到适切的“形式”，此即“形式的贫困”。

所谓世界历史的“质料”，是指并未表达出自己的主体意识的地区及人民，他们可能存在了很久，但尚不具备自己的形式(政治意识与自主的制度安排)，作为客体，他们可能被以各种方式加以组合与管理，被动地参与到世界历史进程当中，被其他已表达出自己主体意识的民族-国家所形塑，并滋养后者的崛起。后者具有自己的“形式”——民族-国家，能够主动地参与到世界历史进程当中，通过对国内外各种质料的整合，以及彼此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塑造出世界历史的“形式”。

所谓“形式”，还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就国家层面而言，即一群人是否表达出自己的政治意识并将其落实为一种制度安排，成为国际法权意义上的主体，这是任何国家都必须具备的一种形式。二是就世界秩序-世界历史层面而言，即一国是否能够表达出超越自我、具有普遍性的政治意识，并将其落实为一种超国家的制度安排，成为能担当世界历史责任的大国，其国家层面的形式还应与这一更高层面的形式相贯通。

任何国家“形式”，如果不与其所可依凭的“质料”相匹配，则终将流于虚妄。我们要追寻的是那种与质料相匹配的形式，它可以真正地转化为行动力量，真正地表达出一种主体意识;就大国而言，则能更进一步地参与到普遍秩序的构造之中，表达出世界历史的意义。

没有安全感的“强国人”

嗣后的中国转入了改革开放的路向。中国在实践上放弃了过去的革命主义世界秩序观念，加入了世界市场。在一个覆及全球的资本秩序当中，中国成功地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实现了经济上的崛起。

中国从经济秩序——“质料”层面——上，不再是与世隔绝，而是融于世界秩序之中，有了一种世界主义面向。但是，我们在“形式”层面上则开始萎缩，逐渐丧失了曾经的世界主义视野，对普遍秩序充满了疑虑。虽则我们继续在普遍的经济秩序中成长，继续通过它汲取力量，但是我们对于支撑这一经济秩序的普遍“形式”、其背后所依托的价值理念、其所落实出来的诸种国际制度安排，却总是满腹狐疑。

我们的视野逐渐萎缩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格局，精神变得紧张。但是对于超大规模国家而言，由于其一举一动的世界性影响，如果它不主动以某种具有世界主义的“形式”来规训自身庞大的“质料”，则任何“和平意愿”的表达都无法获得其他国家的信任，它们会诉诸其他超大规模国家来制衡。在我们所讨论的具体情形里，这就是美国“重返亚太”的深层机理。

这种情况下，中国欠缺世界主义性格的、内敛的民族主义，将使其“质料”层面的世界主义面向受到严重影响，成为又一种“形式的贫困”。早年的政治推动经济，将变成如今的政治妨碍经济，“形式”与“质料”严重不匹配。这一切，都是因为“质料”意义上的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如此之深地卷入了经济全球化的秩序之中，从而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属性，这将可能固化未来的世界产业格局。其中既蕴含着前文所述非洲经济与中国发展的耦合关系，也蕴含着中非双方获得“精神解放”的契机。

中国的经济崛起，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它有着与过去诸大国崛起很不相同的两个独特性。一是中国经济崛起所依托的外在技术环境，二是中国的规模。

外在技术环境就是指信息技术时代的到来。它带来了管理革命，促成企业组织形式的大转型，使得生产流程上的外包成为可能与必须;而外包必须有足够大的规模，才能产生规模效应。这正是中国实现经济崛起的背景。

在大规模外包的生产组织形态下，成本控制的核心要素不再是人力与土地成本——这两方面的成本优势正是过去诸现代化理论所关注的，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所在——而是对于多中心、分布式的弹性供应链网络的管理能力。同时，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又符合了供应链网络的规模要求，这大大增进了制造业集聚区生产分工的深度，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它对成本的综合控制能力。庞大的弹性供应链网络的建立，最终奠定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制造业集聚区的“世界工厂”地位。由于其综合成本控制能力的技术特性与规模特性，使得可预见的未来没有什么新的制造业集聚区能够崛起与其进行全面竞争，而现有的东亚制造业集聚区的规模则更可能进一步扩大。

但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世界工厂”，在世界产业秩序当中仍然处于“质料”地位。只有品牌、创新、知识产权等方面的领导者，以及世界资本市场的领导者，才真正地掌握着“形式”，并掌握着价值链的最高端。知识产权方面的领导者，需要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来提供保障;就历史经验而言，资本市场又是在普通法传统下才能够最具活力，历史上资本市场的领导者先是英国，后来是美国，一直到现在。

于是，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世界产业格局会处于一种大致固化的局面。在未来，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会将更大的精力置于价值链的上游，通过品牌渠道与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发达的金融市场，来获取高额利润，并且可能逐渐走向“去工业化”。同时，美国仍然引领着世界的法权秩序和金融秩序，掌握着世界货币，规定着世界的安全秩序，并且是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这些都使得美国有能力支撑“美利坚治下的和平”。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会着重于制造业的发展，对接于上游的发达国家。能源国家会侧重于能源产业的发展，并以此而获得其在国际政治当中的发言权。这三种经济样态，也即发达国家、泛亚洲国家和能源国家，大致勾勒了可预见的未来新的政治经济秩序。其他国家将会被整合到这个或那个经济圈里。

中国处于泛亚洲国家的领导地位。这里所谓的泛亚洲并不能由地理概念来定义，而是由经济运行的耦合程度来定义的，非洲国家由于其原材料生产这一比较优势，处于生产流程上的制造业上游环节，与制造业环节之间有着深刻的相互依赖关系，从而也应被归入泛亚洲国家的类型。

重新确认大国位置

中国的发展外化为非洲的发展，由此也可获得精神的解放，成长为世界主义的国家。

21世纪的中国所陷的狭隘民族主义，其心理基础在于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此种不安全感与近代以来的屈辱历史有关，更与当下中国“形式的贫困”有关。

由于庞大的体量，我们天然地具有一种做大国的冲动;但是由于对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之“形式”——具有深刻的世界主义品性的美国国家“形式”与此相贯通——的深刻不信任，我们又无法将中国国家的“形式”与世界“形式”贯通起来，于是便陷入一种进退失据的状态。作为超大规模国家，我们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世界责任;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我们也不知如何定义自己的国家利益;我们更是难以清晰地体认到，我们应当承担的世界责任与我们的国家利益在根本上是同构的。大国的冲动与深刻的不安全感相结合，最后便转化为一种虚妄的民族主义而狂热地表达出来，令得其他国家对中国充满警惕。

归结到一句话：中国不知道如何做大国。要想学会做大国，中国需要有一种精神解放，克服我们内心的不安全感，实现中国民族意识向世界主义的一种转向。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这是一种必须。

对不安全感的克服，从来不是通过更多的攫取来实现的——它只会带来更大的不安全感，这也正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致命之处——而是通过给予，以及责任的履行来实现的。责任的履行通常需要对于责任有明确的认知，而中国的“形式”尚无法提供对于外部责任的认知，但是中国“质料”的发展却使得这样一种责任在我们还对其懵懂的情况下就浮现出来。那就是，对于因中国的现代化而丧失了传统路径下现代化可能性的非洲国家，中国有一种责任帮助它们;恰好由于国际经贸循环的“双环结构”，它们的现代化也只能由中国来拉动。这是一种高度双赢的关系，其中，一种具有建设性的国际责任便浮现出来。

现代性的起点是肉体对精神的反抗，不受中世纪精神秩序规训的冒险家冲开了一个新世界。中国精神解放的动因则很可能是“质料”对“形式”的倒逼，即已具世界影响力的物质力量牵扯着懵懂的国家观念的转型。

中国对非洲责任的体认与践行，将使得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其世界主义的转向。由此，中国开始了自己主动的议程设定，主动参与世界秩序之“形式”构造，中国的“形式”再度 有了一种国家与世界两层面的通贯性。在中国的帮助下，实现繁荣与稳定的非洲，既可以作为中国所需原材料的重要提供者，也可以作为中国制成品的重要市场，中国的国家利益自然也在其中矣!

这个过程将确立起中华复兴的精神支点，使我们获得精神上的饱满与政治上的终极自信。它将会表达出中国崛起的世界历史意义，那就是，中国的发展意味着世界的发展，世界的问题反过来被内化为中国的问题，中国由此恢复自己的世界民族之地位。同样，非洲复兴的精神支点也由此确立，非洲人的自信与尊严体现在其对传统的守护，对现代物欲世界的解毒。

一种历史哲学的意义由此体现出来。中国与非洲皆在此过程中获得精神解放，从而最终促成人类普遍的精神解放。